八十年代中学生 贴地飞翔的摄影家任曙林：他的《八十年代中学生》堪称经典

2011年4月底，映画廊推出大型专题影像展览《八十年代中学生》，这是能够感动我的为数不多的展览之一。阅读其中影像，叙述语言温婉细腻，充满浪漫、幻想和温度。由此，这个影像专题的作者任曙林的名字被我牢牢记住。家里的书架上有一本图书《永远的四月》，其中有任曙林其文其事其作品。北京民间摄影艺术团体“四月影会”开创了中国现代影像的先河，凡是当年能进入“四月影会”的摄影家在我眼里都是“梁山上的英雄好汉”，让我尊崇备至。

今年4月，映画廊公众号推出任曙林的新书《不锈时光》即将出版的消息，根据文章的陈述，我推断这部厚重的图书内容任曙林自传的成分应该占比很重。这让我对任曙林产生了许多的好奇和疑问，促使我在今年6月下旬参加完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社长殷德俭的追悼会与任曙林一同坐地铁的时间段里，与他坦诚相对地交流。也许是遇到了谈得来的人，任曙林盛情邀请我来到他家附近的一家咖啡馆，我们畅谈了许久，我看到了一个满口北京话、活泼健谈、青春洋溢的任曙林。

我在网上买了《不锈时光》，一口气把25万字看完。不出所料，这是一部以个人视角陈述自己成长经历和拍摄心路的图文并茂的书。读罢掩卷，任曙林鲜活的形象跃然眼前。他是一个游走于内心云上世界与凡尘世俗人间的男人。我好奇于这样的人。于是，约好了一天，我们在798艺术区映画廊见面，开始了任曙林的时间。

关于任曙林

正如任曙林说的一句话：如果他的父母搬进了高级领导的大院，那么就不会有后来的任曙林，更不会有《八十年代中学生》以及其他的影像专题。

摄影丨卢北峰

任曙林

1954年出生于北京

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摄影系，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

“星期五沙龙”主要成员，四月影会重要成员

做过八年维修钳工，拍了15年科教电影，干了八年广告摄影

1976年开始摄影，师从狄源沧先生

主要作品：

《先进生产者》《1980年的高考》《八十年代中学生》

《中国矿区劳动者》《山村女孩儿二十年》《气息》

《两个女人》《云南风景》《一个小孩儿》《过年》《42＇》

任曙林的父亲是一位农民出身、廉洁自律又热爱百姓生活的部长级领导干部。在任曙林儿时的记忆中，菜市场有人送了母亲几只鸡蛋，父亲得知后非常严肃地让母亲送了回去；父亲在家里书桌上的大参考和文件也是严禁家里人观看。任曙林说，父亲因为家里的原因没有搬进领导干部住的大院，一家人住在没有院墙的平房中，走出家门就是老北京的街景和市民。

1960年前后，父亲经常带着任曙林走街串巷，与各种店铺、饭馆、门户中的各种人物交谈说笑，宛如家人一般。任曙林印象深刻的是，父亲带着他从三里河走到玉渊潭。那时的玉渊潭没有围栏，有水有河，有村庄有猪圈，有麦田有桑叶树，有农民和土地，那是真山真水。父亲就喜欢蹲在农舍前的田埂上或是站在玉米地里让任曙林给他拍照。父亲热爱大自然的情怀对任曙林影响很大。任曙林的母亲是一位走在京城胡同中的满清贵族后裔；而陪伴他童年时代的是他家的阿姨“老王姨”——一位地道的老北京人。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任曙林见识的是北京城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走的路是胡同里的土路，说的话语话音与北京四九城里无二。任曙林说，他读《红楼梦》，里面的生活用语他全明白，根本不用看旁注。这完全归功于他母亲家族和老王姨的言传身教。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任曙林，热爱一切大自然中的物质，花草虫蚁、蛙鱼鸟蝉，他可以在任何地方静悄悄地呆坐着观看它们的身姿行踪，一看就是很长时间。他站起身离开田地的时候，他的白日梦出现了。他有一种贴地飞翔的感觉，不是感觉，是他真的在飞行，掠过湖面，掠过花草，掠过土丘，掠过胡同和四合院。他深深呼吸着古城北京的尘土气，一展双臂，飞跃到京北的山岭之上。

关于这种白日梦幻之旅，任曙林不止一次对我说过，他善于做白日梦，颇有天马行空的意思。他敏感于视觉的流连和内心的体验，可以完全进入忘我的想象空间。有了这样的一种性情养成，在任曙林的内心便构建出一块只属于自己的王国。按照任曙林的话说，“我有自己的一个独立世界，一般人进不去，因为频率对不上。我一朋友对我说过，任曙林你总有一套特别的想法。其实我这人不是不合群，也不是个色，但就是和大家玩完之后自己会发呆，自己想自己的那点事。”

怀有内心独立世界的任曙林在十三岁时得到了父亲的一台上海202中画幅照相机。于是，他的时光以及他与伙伴们的时光便间断性地留在了黑白胶片上。从目前任曙林展示出来的照片上看，无论是任曙林个人的存照，还是他与伙伴们的合影，不论任曙林在合影中在前还是在后，任曙林的表情和姿态都是最有故事的那一个。任曙林说，一开始拍照片他就不愿意和别人拍的一样，他总愿意把被拍摄的人放在与众不同的地方，包括他自己，也包括自拍。

比如，在天安门前拍合影，人们都是站立姿势，他却要哥儿几个和他一起蹲下身子；别人站在树下合影，他偏要让大家都站到树上；爬山大家都喜欢拍自己的正脸，他却让人拍自己的后背，包括自己裤子臀部那一大块补丁。这是任曙林早期对拍照萌发“创作”的初始。由此可见，任曙林在影像的表现上是有天赋的，就像他对文字具有天生的禀赋一样。

1969年11月2日，北京天安门广场前。

一开始拍照片任曙林就不愿意和别人拍的一样，他总愿意把被拍摄的人放在与众不同的地方，包括他自己，也包括自拍。比如，在天安门前拍合影，人们都是站立姿势，他却要哥儿几个和他一起蹲下身子，这个想法和大家讨论了半天。

1969年11月，北京景山公园。

“早期摄影就是玩，大家在一起，想起一出是一出。这棵古树有年头了，大家说起《西游记》里的花果山，按下快门自拍，我再跑回树上去，心跳还没平稳，所以我的像有点虚。”

1970年10月18日，北京八达岭长城。

那次去长城是骑自行车，永久-51加重型。这是任曙林的第一辆自行车，是母亲替他挑选的，说是加长加宽适合他。它前轮上还有两根保险支撑杆，据说，前叉子折了，不至于伤了骑车人的前胸。后来才知道，这是专为农村载重设计的。

在任曙林拿到父亲的照相机时，正是“文化大革命”风起云涌的1967年。这是他中学时代的开始。

任曙林说，刚上中学便经常停课，累计参加各种批斗会、“三夏”“三秋”劳动、预防苏联军队入侵和炮弹原子弹袭击而挖防空壕等等的时间，比他上课的时间还要长。三年的中学时光基本上荒废了。所以任曙林形容自己当年只是一个小学文化水平的人。他在书中写到：“1970年的夏天再无学可上，我们要走上工作岗位了，十五六岁，一个似早非早的年龄。那天晚上，八九个同学聚在一起，心情激动而悲壮，气氛热烈而庄严。”那一年，任曙林在北京第二机床厂当了工人。

任曙林不喜欢海，理由是，虽然大海广阔，但却一览无余。任曙林喜欢山，他说，山峦叠嶂，层次无穷，人让山包裹着，能生出无限的遐想。他坦言，这种爱山的情愫来自于他的父亲。于是，一位十六岁的少年迷上了北京山里的名胜古迹。有一天，他骑着父亲的二八加重自行车从三里河跋涉六十余公里到了八达岭长城。上了长城，他又迷上了建在山里的古塔。他突发奇想，计划将北京城里城外的各种古塔全部拍下来做成一本北京的塔志。

就在他雄心勃勃地迈出他伟大计划的脚步之始，却在五塔寺遭遇了“滑铁卢”。他拍照时被五塔寺院里的民兵从树上抓下来，差点当成阶级异己分子送进牢房。原来，那年的五塔寺是拘押不法分子的临时看守所，民兵以为他是来打劫的。这一沉重打击让任曙林破了继续拍塔的胆气，就此作罢。否则，任曙林真有可能成为中国的“贝歇”。

在工厂做了八年钳工，任曙林的知识不断积累，视界不断拓展，那颗驿动的心也越来越躁动。但是他期望通过高考改变自己命运的计划没有实现。1978年，任曙林第二次报考北京电影学院落败。郁闷之下，他进了山，在一处名叫玉虚观的残破道舍一住就是七天。

关于这段经历，任曙林写道：“我坐在天地间，看日出日落，观飞鸟往还……偌大山林一人独享，信步行走，恍若仙境。人在那时整个脑袋 ……脉络清晰，思想好像有了翅膀的野马。……没有时间的日子就是神仙的日子。”

在他写了1万多字的日记后，他走出了玉虚观，走下了山。这时候，他心中的目标逐渐清晰，这个目标就是，摄影。

1979年，山东青岛。

“我出差是拍电影，但照相机每次都带上，不怕麻烦。它就藏在身后，我在寻找目标。”

1980年4月，北京煤矿机械厂。

“我从工厂来到煤炭科学院电影室工作，单位发给我一台电影摄影机。这台机器是中国甘肃制造，红旗牌，有三只镜头转动调换，使用16毫米电影胶片，手摇上满一次发条，可以拍摄30秒钟左右。星星在美术馆东墙的展览，还有后来的游行，就是用这台机器拍摄的。这次是为单位工作，拍摄一部科教片，铲车上的人就是配合的电工与男女演员。”

目标既定，就有“仙人”指路。他被介绍到一个叫“星期五沙龙”的摄影学习小组。而这个学习小组的“组长”就是引领任曙林走上真正摄影之路的池小宁，一位出生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名人之家，后来成为电影导演张艺谋、电视剧导演胡玫御用摄影师的同龄男孩。按照任曙林的话说，池小宁是他最重要的老师和朋友，没有之一。

当任曙林忐忑着心第一次踏进新街口新太平胡同11号院池小宁的家门，满眼陌生的他手足无措的时候，池小宁给了他温暖的接待。尽管池小宁没有跟他多说话，但善于观察体验感悟的任曙林却从池小宁忙前跑后待人接物的言行中真切地感受到这位比自己小一岁的老师令人钦佩的智商和情商。

任曙林说，第一次去池小宁的家，他是抱着试试看的怀疑态度。池小宁也是听课的学生，他把大家都安排坐下后，自己却无处可坐，只能站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靠着墙拿着一个笔记本认真地记笔记。仅仅这一个场景，就让任曙林决定继续来听课，他想看看池小宁肚子里究竟有多少“干货”，以便决定自己的未来是不是拴在这棵树上。

听过几次摄影课，跟着池小宁外出拍摄，然后看池小宁自己放大的照片，那种感受，几十年后任曙林说起来依然充满敬仰之情：“池小宁对影像的处理方式，他的观看角度，他的状态，他的跑位，都是与众不同的。”这种与众不同恰恰与任曙林心中那个“一般人无法进入的世界”发生了共振，于是，“伯牙江边遇子期”的传说在现实生活中再现了。那种心与心的碰撞，不用言语，只撞一下就开窍，就让任曙林学习一辈子。他说，什么叫池小宁？就是用自己的方式拍出属于自己的影像，这对摄影者就是最高境界。

有了这样的认知，让任曙林横下一条心跟着池小宁一起学习摄影。每个星期五下班后，任曙林从丰台区卢沟桥的工厂坐公交车加上步行，在晚上七点半之前赶到新街口池小宁的家听课，下课后再坐夜班公交车加上步行赶回卢沟桥的工厂宿舍，风雨无阻，无怨无悔。

在任曙林的口中，说得最多的人物，一个是池小宁，再一个是狄源沧。狄源沧先生也是任曙林走上摄影道路的一位老师，他是“星期五沙龙”中后期唯一的义务授课老师。他每次都会带来一些原版的国外影像画册给大家看并给予讲解。

任曙林说，1979年，布列松、亚当斯这些世界级的摄影家的作品他已眼熟能详。而他性格中“与众不同”的秉性在池小宁的加持下变得更加独特。在其他人对布列松的影像膜拜的时候，他开始质疑布列松，他觉得布列松的影像“画意感”很重，还不是真正的摄影。但什么是真正的摄影？那时候他还不清楚。也许，任曙林对布列松的质疑和否定在别人看来是他年轻气盛、自以为是的幼稚表现。但这样的质疑和否定，说明任曙林已经开始构建自己对影像价值取向的坐标系，他对影像的理解已有了自己的维度。

1979年1月的一天夜晚，“星期五沙龙”正在上课，池小宁带进来两位青年男子，其中一位戴着秀郎框的眼镜。池小宁向大家介绍，戴眼镜的男子叫李晓斌，另一位叫王志平。当李晓斌和王志平看了大家的摄影作品后，欣然邀请在座的人加入他们准备成立的民间摄影艺术团体“四月影会”。对于这次的风云际会，任曙林在书里写道：“ ……从开始的相互打量到相互认可，这历史性的会面奠定了后来四月影会的基础。”

1979年4月，第一届摄影艺术展览《自然·社会·人》在北京中山公园举办，引起巨大反响。池小宁、任曙林等十三人作为“星期五沙龙”的成员，又成为“四月影会”集体创始人的一部分。他们的姓名和作品都在这一届展览上展出并作为开创中国现代影像先河的重要人物而载入中国的摄影史册。

任曙林两次高考的失败让他对自己中学时代的纯真质朴美好以及虚度的时光有了刻骨铭心的顿挫感，而这种顿挫感成为他内心抹不去的情结。在他调入一家煤矿研究院后的1979年7月7日 ，一位同事对他说，今天是高考第一天，你不是喜欢照相吗，还不去看看？这句话像一把钥匙插在了任曙林那抹不去的情结之锁上，这把锁瞬间开启。

任曙林在书中写道：“我当时的反应是机灵一下子，抄起相机就溜出了单位。”有时候，人是需要外界的刺激才能打开内心深处那尘封已久的“魔盒”，让“魔盒”中喷薄而出的精灵带领自己去完成一项使命。其实，在任曙林抄起相机溜出单位跑到附近的高考点171中学去拍摄的时候，他还没有什么感悟。他只是受到精灵的指引，目的单纯地去拍摄高考的学生。

1981年7月，任曙林戴着监考证拍摄了高考，这是他第三年拍摄高考。他把拍摄的高考学生的胶卷冲洗出来，挂在衣柜里晾干。他随意拿起一卷胶片冲着光线仔细端详每一张负像。突然，他想到了什么，赶紧去查找照片资料。

他找到了。这是一张1975年夏天他在北京妙峰山上拍摄的照片。他清晰地记得拍摄这张照片时的情景。早晨7点半，美丽的侧逆光下，妙峰山与古塔交相辉映。北京五中学农的七名女生站在古塔一侧，残破的古塔上坐着两位男生。当时他拍这张照片只是凭着一种感觉，可是照片做出来后他又觉得说不出什么来，便放在照片资料堆中无暇顾及。

这次看到底片上高考的学生，他猛然意识到妙峰山古塔与中学生的这张照片更深的含义。天地之久远，是几十亿年前造化的产物。莽莽群山是地壳板块运动的结果，跟天地比起来就年轻了。这妙峰山顶的娘娘塔和群山比起来，更年轻。而学生们与天地、妙峰山和古塔相比，更是年轻得不在一个层面上。

这种比较和寓意，让任曙林再发白日梦。他飞上了九霄云空，恍如大鹏展翅九万里，他的眼界无限伸展，他开了天眼。他悟到了魔盒中精灵指引他的用意，他明白了自己的使命：天地悠悠，时光荏苒，大自然可以往复循环，人却无法返老还童。青春易逝，美好不再。上天让他错过了中学时代，却在十几年后把中学生这一群体送到了他的眼前。这是命中注定。他要借中学生这个群体的影像还他失去中学时代青春的魂。他开始从拍摄高考学生的单纯性的无意识，进入到怀有男性荷尔蒙和浪漫温情的有意识地去拍摄中学生这一群体的存在状态。

任曙林走上了正轨。

《八十年代中学生》是一部具有浓郁浪漫主义色彩的影像作品，画面流畅、唯美，光影表达到位，充满了作者的想象和激情。任曙林拍摄中学生时已是25岁开外的男人，岁月蹉跎的他把内心所有的美好、憧憬和浪漫倾注在了取景器里的中学生身上，倾注在了每一次按下快门的右手食指上。

《八十年代中学生》 系列

《八十年代中学生》是一部具有浓郁浪漫主义色彩的影像作品，画面流畅、唯美，光影表达到位，充满了作者的想象和激情。十年间，任曙林拍摄中学生用了300个胶卷，平均一年30个胶卷，平均每个月2.5个胶卷，共计90张底片，平均每天拍摄三张底片。

十年间，任曙林拍摄中学生用了300个胶卷，平均一年30个胶卷，平均每个月2.5个胶卷，共计90张底片，平均每天拍摄三张底片。当然，任曙林不可能每天都到171中学走一趟。即使这样，我们也可知道，任曙林对按下相机快门是非常吝啬的，没有好的情景和画面，他是绝不会轻举妄动。

1990年，任曙林终止了中学生的拍摄。作为煤炭研究院的一位职业摄影师，他开始深入煤矿矿区拍摄工作生活在那里的矿工和家属，这一拍又是十年，成为他的另一个影像专题《矿区劳动者》。

《矿区劳动者》 系列

1990年，作为煤炭研究院的一位职业摄影师，任曙林开始深入煤矿矿区拍摄工作生活在那里的矿工和家属，这一拍又是十年，相片集结成为他的另一个影像专题《矿区劳动者》。拍摄煤矿工人，他必须与这一特殊群体打成一片。无论在穿衣、说话或者是吃饭上，他必须博得他们的认同，否则，按照任曙林的话说，矿工们可不会把你当回事。

任曙林说，拍摄中学生，他必须保持沉默、冷静、文雅和距离，他只需站到应该站的地方，全神贯注，适时按下快门。而拍摄煤矿工人，他必须与这一特殊群体打成一片。无论在穿衣、说话或者是吃饭上，他必须博得他们的认同，否则，按照任曙林的话说，矿工们可不会把你当回事。

这样两个画风迥异的拍摄项目分明就是任曙林性格的写照，也是我用“贴地飞翔”来形容他的用意。《矿区劳动者》很贴地，是他的真山真水；《八十年代中学生》很浪漫，是他的内心飞翔在云上的世界。

无论任曙林如何表述他拍摄的《矿区劳动者》和《八十年代中学生》，我个人认为，能成为经典影像作品的，只有《八十年代中学生》。为什么？这部大作，真正应了任曙林的那句话：“用自己的方式拍出属于自己的影像”。

文、人物摄影

卢北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