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已经讨论了很多的公共历史,如果解读为历史学,历史学科如何面向大众、引领大众、服务大众,如何加强历史的应用功能,我同意这一点,我认为也是必要的。
但是,这种“公共史学”对传统史学和史学家有什么影响呢?感觉“公共历史”或者“公共历史”被某些人和媒体误解了。
至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公共史学”这个概念,国内学术界也有一些分歧。有人主张用“公共史学”,也有人认为不一样,应该翻译成“公共史学”。这个概念最早是美国学者为了解决他们的一个问题而提出的:当时培养了很多历史专业的研究生,但是学校没有足够的专业岗位,也没有教学岗位可以安排。所以要引导这些研究生面向社会,做一些应用性的工作,走出象牙塔,走下平台,用自己掌握的历史研究能力和历史知识方法服务社会,增强适用性。最早的“公共史学”就是这样产生的。在此基础上,他们发展了公共史的课程,形成了这样一个系列。
而国内却没有这种情况,因为我们的历史专业,无论本科还是研究生,即使在如此大的招生量下,也有明确的培养目标,大量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被培养为未来的应用型人才。就研究生而言,只有一部分人在高校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研究生教育不专门培养研究型人才,这是实际情况。因此,对于中国来说,“公共历史”一直是我们历史教育的一个方向,而不是在美国提出“公共历史”这个概念之后。而美国,则是作为一种应对困难的方式,无意识地产生的。
有人认为“公共史学”/“公共史学”引起了历史学领域研究方法的改变,但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中国的历史研究方法,如果早一点的话,从司马迁时代开始,就一直重视文献和口碑资料以外的资料;关注社会现实进行调查总结一直是一种传统。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非常重视历史的应用功能。不用说,正史和正史从来就没有断过。个人家谱、传记、地方志等。,已经形成了传统。
新中国成立后,史学家深入实际、深入基层,编撰各种史书,搜集大量史料,记载大量口述历史,编撰各种专业史、乡史、村史、厂史、校史、家史。这一切都发生在美国“公共史学”出现之前。它和历史地理学一样,一直重视实地考察,注重实际应用,与公共史学无关,近年来的发展也与公共史学无关。
当然,我们不应该否认公共史学的积极意义,至少它将历史的公共性提高到了一个理论层面,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和相关的教材。应该充分肯定国内外在这一领域的努力。
但在当今社会,包括一些媒体,甚至在史学界内部,都有人有意无意地把公共史学放大,抬高到一个不恰当的位置,在一定程度上与历史的民粹主义现象混为一谈。因此,我们必须搞清楚是大众主导史学还是史学主导大众。
有人指责说,历史学家在象牙塔里解决不了的问题,现在被大众解决了。有媒体曾经问我公共历史对你有什么影响,你打算如何应对公共历史的影响?我回答说我没有感到任何震惊,至少对我们的历史地理没有。
事实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例子可以证明,一些历史学家长期解决不了的问题,被大众解决了。如果有,那也只是媒体的自娱自乐或者是网络上的炒作。就像自然科学界一直有一批所谓的“民科”,时不时的提出一些惊人的观点或者成果,然后强调我们广大群众比你们科学家更强大。历史也是如此。
例如,有人说,经过多年的研究,发现了明朝皇帝文健的下落。曾经有一段时间,有些人讨论一些历史人物,其实是依靠人民提供的“史料”或者狭隘的地方利益制造出来的“证据”,却声称解决了永恒的问题,推翻了历史学家的权威结论。媒体时不时看到这样的报道,吹捧不知道什么是历史的人是民间历史学家或者某些领域的专家。有人声称有了新的发现,收集了很多专家不知道的史料,他所谓的“史料”的来源包括《辞海》、某报、一部新修订的县志等等。《辞海》是参考书,不能作为史料来源。他甚至不知道这些。
可见确实存在历史民粹主义的现象或倾向。其实这并不是中国独有的。国外包括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也有这种倾向,只是程度不同。首先,这种倾向表现在有人认为真正能研究历史、解决大问题的不是历史学家或象牙塔里的学者,而是民间的非专业人士。他们常常曲解“主在民间”的说法。
其实“主在民间”就是说民间有主,而不仅仅是民间。如果大师都在民间,你需要专家做什么?如果人真的有比专家水平更高的大师,那么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也会转化成专业人士。即使他留在民间或因特殊原因而保留业余时间,也必须用专业标准来衡量自己的水平和研究成果,不会有其他“民间标准”。况且这毕竟是个人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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