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次考古三星堆 其实只“看到”了千分之二！网友称其长篇鸿作

专家介绍，从1934年首次考古发掘以来，三星堆遗址共开展了37次发掘，发掘面积不到2万平方米，而三星堆遗址的总分布面积达12平方公里，目前发掘面积仅占总面积的千分之二！

黄金面具、青铜人像、青铜尊、玉琮、玉璧、金箔、象牙……20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工作进展会在成都举行。会上通报了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重要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新发现的6座三星堆文化“祭祀坑”，目前已出土500余件重要文物。

“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曾在1986年震惊世界的三星堆遗址，以辉煌灿烂的新发现“再惊天下”。

地处成都平原东北部龙泉山脉西麓的广汉市，曾有一景点名叫三星伴月堆。后来考古发掘确证“三星伴月”所说的3个相连的土堆，就是三星堆古城的城墙。

这个古蜀文明的宝库，最早被发现于20世纪20年代。广汉真武村月亮湾一户村民在自家院前无意间发现了一大堆玉石，随后流入坊间，“广汉玉器”名噪一时。

1986年，考古工作者在此发现1、2号“祭祀坑”，出土珍贵文物1700余件。青铜大立人、青铜神树、贴黄金面罩的青铜人头像……文物之精美、风格之诡谲，超出了人们当时的认知范围。

从此，三星堆名扬天下。

此次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位于1、2号“祭祀坑”旁。专家认为，目前这8个“祭祀坑”整体构成祭祀区，是古蜀王国专门用来祭祀天地、祖先，祈求国泰民安的场所。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从“祭祀坑”的情况，可以想见约3000年前的祭祀场面该是如何宏大与奢华。

占地仅3.5平方米的5号“祭祀坑”一片金光闪闪——考古队员已从此处清理出多件金器和60余枚带孔圆形黄金饰片、数量众多的玉质管珠和象牙饰品。经专家初步判断，这些有规律的金片和玉器与黄金面具形成缀合，推测为古蜀国王举行盛大祭祀仪式时所用。

“出乎意料的是，此次还出土了一些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青铜器，比如有些青铜尊附着有奇异诡谲的龙或牛的造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雷雨说。

在3号“祭祀坑”，记者看到了坑内铺满百余根象牙和上百件青铜器，包括青铜尊、青铜罍及独具风格的青铜人像、大面具等。

最具神秘色彩的，是考古人员在6号“祭祀坑”发现了一具“木匣”，长约1.5米、宽约0.4米，内外均涂抹朱砂。它是做什么用的？它有什么特别的来历？考古人员对这个神秘的“木匣”给予了格外关注，在现场反复讨论“开匣”方案。

像“木匣”这样的未解之谜，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去破解。但是，就目前的阶段性成果而言，已经展示了三星堆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以及独特的技术、艺术和精神信仰。

“本次三星堆考古的新发现，将丰富和深化我们对三星堆文化的认识。”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说。

已经退休的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陈德安研究员和陈显丹研究员站在新的发掘现场，回首当年亲历1、2号“祭祀坑”发掘的往事，感慨万千。他们告诉记者，当时的发掘现场就是一片田野，田野前面是砖厂，取土烧砖的工人就跟在后面，催着他们赶快发掘。只用两个月，就把1、2号坑发掘完毕了。

35年时光如水，早已换了人间。

如今的发掘现场，被大跨度钢结构大棚覆盖，里面数个通透的玻璃房子将新发现的“祭祀坑”罩住。这个装满各类设备的考古“发掘舱”可以控制温度、湿度，让人惊叹不已。

工作人员穿着“防护服”在古蜀国祭祀“圣地”开展“野外”考古，仿佛是在封闭的高科技实验室工作。在“考古舱”旁设有各种应急文物保护实验室和库房，各种先进设备一应俱全。

提升装备的科技含量并不是为了“炫”。三星堆遗址发掘总领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唐飞告诉记者，在这样的“考古舱”里开展发掘工作，不仅能控制发掘现场的温度、湿度，还能减少工作人员带入现代的微生物、细菌等。

不仅有科技力量的“加持”，专家“阵容”也堪称“豪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四川大学等多家科研机构和高校纷纷加入此次考古发掘工作。在现场忙碌的，是一个包括文物保护技术、体质人类学、动物学、植物学、环境学、冶金学、地质学、化学、材料学等在内的多学科交叉创新研究团队。

正是这样的齐心聚力，大家有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发现，比如古丝绸的“身影”。

“我们在4号‘祭祀坑’的黑色灰烬中提取到了肉眼不可见的丝绸制品残留物，这是非常重要的发现。”唐飞说。

甚至连消防队员也被邀请参与研究。

三星堆“祭祀坑”的文物大多有烧灼痕迹，考古学家推测这是一种“燎祭”方式，即将青铜器、象牙等祭品燃烧后填埋。这种“燎祭”是在坑外燃烧，还是坑内燃烧？燃烧最高温度是多少？……这些谜题有待消防队员和考古学家合作揭晓答案。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李映福说：“此次发掘实现了机制上的创新，多家机构共同参与，形成高水平的发掘团队，构建了覆盖面广阔的多学科交叉研究团队，实现了考古发掘现场与文物保护研究的无缝衔接。”

“你看见的只是冰山一角”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

古代诗句里，古蜀国的起源笼罩在迷雾之中。三星堆，自1986年“一醒惊天下”之后，更是留给世人无尽的遐想。那些造型独特的珍贵文物，甚至让人将三星堆与外星人联想在一起。

事实上，三星堆遗址历次发掘出土的文物，已经有力地证明，这里是“中华文明起源多元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之前出土的三星堆典型的小平底罐、鸟头把勺、尊形壶等陶器以及铜立人像、铜神树、玉璋和金面具等，带有浓郁的地方文化特色；而铜牌饰、玉戈、玉琮、封口盉、高柄豆等则体现了三星堆与中原文明和其他区域性文明的交流。

“此次发现的铜罍、玉琮以及铜器纹饰都在中原地区能够找到祖型，是古蜀文明与中原地区频繁交流的有力物证。铜尊与长江流域其他地区同时期的铜尊特征相似，是长江文化的生动体现。”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冉宏林说。

在冉宏林的指引下，记者还在此次出土的象牙残片上看到精美的云雷纹和羽毛纹微雕，这些都能在中原文化的青铜器上找到祖型。

但是，围绕在三星堆周围的，仍有许多未解之谜。

他们从哪里来？尽管考古发现已勾勒出从营盘山、桂圆桥、宝墩到三星堆、金沙、十二桥的古蜀先民迁徙线路，但他们从黄河上游到长江上游的融合足迹还有待更多考证。

还有他们以何为生？他们因何消亡？他们喜爱哼唱怎样的曲调，擅长烹饪什么美食？……

大量珍贵文物的出土，只是考古工作的开始阶段。种种谜题的破解、文明传奇的讲述，需要踏踏实实地进行长时间的学术研究、分析。

唐飞介绍，下一步将继续对新发现的“祭祀坑”开展精细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多学科研究，并在“祭祀坑”的外围勘探发掘，把握祭祀区的整体格局、形成过程。

这是一个“正在进行时”的考古发掘，每一天，都可能会迎来令人惊喜的新发现。“你见到的只是冰山一角。”冉宏林对未来充满希望——还有多少文明之谜即将破解，还有多少传奇往事可望证实，人们翘首以待。

3月20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雷雨介绍三星堆考古发掘的历史成果。

20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工作进展会在四川省成都市召开，会上通报了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重要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围绕本次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的重大成果和重要意义、考古发掘工作的亮点，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接受了新华社记者专访。

问：本次三星堆考古发现的亮点和成果有哪些？对于我国考古工作的开展有何重要意义？

答：在国家文物局的指导下，“十三五”期间，四川省持续开展三星堆遗址考古调查发掘，经过多年持续努力，考古工作者于2019年11月至2020年5月新发现6座三星堆文化的“祭祀坑”，其中发现的青铜方尊、大型青铜面具以及雕刻有菱形纹饰的象牙小饰品等，都是非常重要的新发现。具体来说，这次新发现有以下几方面重要意义：

第一，将丰富和深化我们对三星堆文化的认识。1986年，三星堆遗址发现1、2号“祭祀坑”。30多年间，学界对于三星堆文化的研究从未停止，也提出很多疑问、展开很多讨论。此次三星堆遗址在同一区域的考古新发现，更加丰富了三星堆遗址的价值内涵，将会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三星堆文化全貌，推动三星堆文化研究取得更大进展。

第二，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于成都平原与其周边地区文化关系的认知。三星堆遗址考古成果充分体现了古蜀文明、长江文化对中华文明的重要贡献，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模式的重要实物例证。1986年以来，在四川盆地及其周边的湖北、陕西、云南、甘肃等地，都有不少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由此，我们可以把这次三星堆遗址考古的新发现，放在一个更宽阔的时空框架内进行分析、比较研究，更加清晰和深刻地了解三星堆文化的历史源流，更加准确地解读长江文化在中华文明中的重要作用。

第三，有助于解决学界对三星堆文化以及“祭祀坑”性质、文化内涵、断代研究等关键性的问题。比如，如何理解几座“祭祀坑”的关系？是同时期还是有年代上的差异？特别是伴随碳14测年技术的不断进步，结合此次考古发掘，我们可以采集系列测年样本，对每座“祭祀坑”能有一个具体的时间概念，对三星堆文化的年代进行更准确的断定，这也将有助于在未来进一步揭示三星堆文化的全貌。

问：本次考古工作是多学科聚力的成果，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和成效？

答：本次三星堆考古发掘工作秉持“课题预设、保护同步、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合作”的理念，充分展现了我国新时期考古理念和考古技术的新进步。

2020年9月，四川省文物局便组织召开了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与研究咨询会，确保新发现“祭祀坑”及周边遗迹的考古发掘、现场技术保护和多学科合作课题的顺利开展，系统把握三星堆“祭祀区”的形成过程、区域范围和空间格局。

这是一次科技助力的考古。在发掘过程中，考古工作者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建设考古发掘舱、集成发掘平台、多功能发掘操作系统，配置了现场应急保护与分析检测设备等，为考古信息采集、文物安全防护提供了有效保障。此外，考古工作者还为此次考古发掘搭建了信息平台，对考古工作中的文物数据、影像资料、环境监控数据等进行全面记录和科学管理。

这也是一次开放合作的考古。在国家文物局协调支持下，四川省文物局组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国内多家科研机构和高校合作，形成考古、保护与研究联合团队。在多学科、多机构的专业团队支撑下，构成了传统考古、实验室考古、科技考古、文物保护深度融合的工作模式。

这种多学科、多机构的合作，展现了考古项目组织的新模式，实现了考古发掘、系统科学研究与现场及时有效的保护相结合，确保了考古工作高质量与高水平。

问：下一步，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的方向是什么？

答：今年3月，国家文物局已确定“川渝地区巴蜀文明化进程研究”作为“考古中国”的重大项目。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协调支持考古研究机构系统研究川渝地区文明演进及其融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总体格局的历史进程，同时将川渝地区文化放在更宽广的视野上，研究中国西南地区与周边地区的相互交流和影响。

建设好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也是我们的重点工作之一。2019年12月，国家文物局与四川省人民政府签署合作协议，支持四川依托三星堆遗址创建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我们将依托此次考古发掘成果，指导四川省文物局、地方人民政府做好三星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和出土文物保护、展示和研究工作，发挥文化遗产保护在促进地方经济、社会、文化建设中的独特作用。

此外，为更好保护传承弘扬长江文化，发挥以史育人作用，向人民群众讲好文物故事，我们还会助力当地加强博物馆建设，通过高品质的博物馆展览加深公众对三星堆文化的了解，让三星堆文化所承载的重要意义更好地“飞入寻常百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