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春节期间,世界各地都有超过十亿人参加庆祝活动,玩一种微妙的文字游戏。它非常类似于一套求爱仪式——为了吸引好运,人们用节日剪纸装饰他们的房子和门户。如果你想剪头发,你应该在几年前快速完成。谁想新年伊始就断绝财富,哪怕只是小小的修剪?年夜饭的菜里一般都有鱼,因为人要一年以上;有些地方流行吃一种叫发菜的藻类,因为谐音是“发财”;或“橙”,意为“成”。
英语中也谈到了巧妙的双关语,谐音也是广告中常见的伎俩。而汉语却把双关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它深深植根于文化的深处,人们为了吸引好运,坚持说吉祥话,做吉祥事;同时,避免不吉利的言语和行为,避免倒霉。因为和“死”谐音,“4”这个数字有不好的意思。很多中国人绝对不会买地址或门牌号有“4”的房子。因为鱼和蝙蝠与“鱼”和“福”谐音,所以它们经常出现在一些视觉设计中。中国送礼习俗也充满谐音禁忌:苹果可以送,取“平安”之意;但是梨不能送,因为有“分离”的禁忌。如果你问一个中国人为什么某个特定的物体或数字与好运有关或无关,对方往往会不假思索地回答,因为它与某个词或词谐音。
北京厂甸庙会一景。鱼是财富的象征,因为它与“余”同音北京长甸庙会的一幕。鱼是财富的象征,因为它与“鱼”谐音
为什么同音异义词与中国传统和符号联系如此紧密,而西方却没有这样的现象?歧义和同音异义在所有语言中都很常见,很少进入人们的意识。1978年,语言心理学家布鲁斯·布里顿(Bruce Britton)梳理了100万个单词的英语文本语料库,做出了保守估计:至少有32%的英语单词是多义词。在最常用的100个词中,一词多义占93%,有的甚至有30个义项。语言学博主杰夫·普罗姆(Geoff Proom)提出的一个问题巧妙地抓住了这种多义现象:“这些词与广告牌、簿记、保释和任命外交官有什么共同之处?”?你可能要想一会儿才能反应过来:以上所有的事情都指向同一个英文单词:“post”。在英语中,人们对同音词更随意,很少澄清它们的含义,即使上下文允许许多不同的解释。维克多·费雷拉(Victor Ferreira)做过这样一个研究:用一个棒球棒(英语单词bat)和一个飞行球棒(英语单词bat)建立一个视觉场景,然后让被试描述其中的物体。在一定条件下,63%的人只说“蝙蝠”,而不澄清是蝙蝠还是蝙蝠。
“语言爱暧昧。他们热情地追求暧昧。”
但在中国语境下,人们似乎对谐音歧义更为敏感。叶德昌;,语言心理学家;声音)和艾琳(艾灵儿;提到印象中说中文的人更倾向于澄清潜在的歧义,即使根据上下文意思非常明显。易爱玲举了个例子:“我的房贷要续了,所以我约了一家银行(英文单词是bank)——那个金融机构,不是河边(英文单词也是bank)。”如果这种对谐音歧义的敏感是中国用户普遍存在的,那么它也必须契合谐音在汉语中的突出地位。
语言、思维和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开放的研究领域,其中大部分仍然需要科学家来探索。但就中国文化而言,谐音与“口彩”的互动让人不禁怀疑:不同的语言会增强不同的主观体验吗?具体的文化观念,比如幸运与否,会在相应的语言上留下痕迹吗?
普罗姆认为,语言永远不会试图绕过歧义。相反,“语言爱暧昧。他们狂热地追求暧昧,就像小狗一样,在暧昧的草地上打滚。”罗切斯特大学的语言心理学家史蒂夫·皮纳塔多西同意这一观点。他和他的同事认为歧义不仅是一个语言漏洞,也是一个有用的语言特征。通过重用一些最常见、最流畅的发音组合,最终形成丰富的词汇。没有歧义,就要创造更长的词来区分不同的意思,或者发明一个庞大的音标集;我们必须更精通发音和区分不同的声音。
如果说所有的语言都偏爱歧义,那么汉语就有歧义的软肋。歧义率不适合不同语言之间的横向比较,因为即使在同一种语言内部,不同的词典对单词的意义也是不同的。但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汉语的同音字数量确实是非常丰富的。
像很多其他语言一样,英语语素(最基本的语义单位)通常是多音节的,比如河马、总统、考究。但在粤语和普通话中,语素一般是单音节的。这些单音节词不一定是自成一体的,因为大部分汉语词都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语素构成的,每个语素都是一个词。然而,听者必须找到每个音节的意思,才能理解整个单词的意思。而且汉语用的元音辅音比英语少很多,就像在有限的土地上盖高楼。有限的语音组合就像土地,丰富的词义只是层层积累。
语言如何用语言捕捉现实,反过来,我们的母语词汇将如何塑造我们对现实的看法。
由于粤语和普通话中不同的词通常表达不同的意思,正词法(将口语转换为书面语)已经成为跟踪同音异义词数量的有效手段。研究人员谭立海(li-hai tan)和查尔斯·佩菲蒂(Charles Perfetti)分析了180万个中文单词,这4500个单词只映射到420个不同的音节上——因此,每个单词平均有11个同音字。在Perfetti的英语数据集里,即使只看单音节的英语单词,比多音节的单词更歧义,平均每个单词的同音字也不到一个。
奇妙的是,歧义的泛滥并没有导致中文的交流问题。实验表明,根据语境排除无关意义时,汉语的效率并不比英语低。此外,不同的音调有助于区分含义。但按照汉语的书写体系,绝大部分同音异义词都不是同一个词,所以说汉语的人很难忽视语言中的歧义。
由于“橙”与“成”同音,春节的装饰物中常常可以看见柑橘类水果的身影因为“橘”和“成”音相同,所以在春节的装饰中经常可以看到柑橘类水果
谐音歧义可以让人纠结写。这时候就会引起人们的注意。虽然你不会被“post”这个词的意思所困扰,但总会有那么一些时候,你会花费一定的脑力去识别它是“他们的”、“他们在”还是“那里”,从而确保拼写与你想要表达的意思相匹配。想想每次遇到一群同音字,你都要停下来想一想,你就知道中文文盲是什么感觉了。难怪孩子在学习汉语时,不能很好地掌握同音字,这已经成为判断阅读障碍等问题的有效预测因子。这些歧义直接影响到人们对汉语的体验,因为歧义词可以激活一个以上的意义,这是实验证明的。这类实验采用“语义启动”的方法,即给其他词作为语境,让被试判断所展示的内容是否是真实词。通常,如果人们提前看到有相关含义的单词,他们会更快地识别出下面的单词。所以,看到“医生”之后识别“护士”这个词比看到“办公桌”之后识别“护士”这个词要快。当人们听到像“bug”这样的多义词时,虽然上下文只涉及该词的一种含义,但当人们识别出与“bug”其他含义相关的词时,就会明显变快。比如听到“bug”这个词(分别表示bug和bug),人们识别“蚂蚁”或“间谍”的速度就比不相关的“sew”这个词快。
一个词的多重含义只会在脑海中停留很短的时间——通常人们不会意识到那些与语境无关的含义已经被压制了。这使得交流变得顺畅,即使是在模棱两可的中文中。然而,研究人员发现,一些单词可以引起注意力保留。最受欢迎的一个词是刺激强烈情感反应的词,尤其是那些有负面含义或禁忌的词。
而影响个体语言行为的文化联想最终会融入整个语言系统吗?
这些抢风头的词一旦和其他意思的词谐音,就很难压制了。我在英法双语区长大。记得有一次上课,我要用法语做一个关于海豹的演讲,法语单词“海豹”和英语单词“操”谐音。结果我脸红的阵阵,引来了一些同学的嘲笑。虽然根据上下文它的意思很明确,但是用起来极其尴尬。避免使用某些谐波可能是普遍的。我发现像“bit”或者“fit”这样的音节包含了很多不相关的意思,但是“shit”没有骂人就没有意思。当然,也有既包含共同意义又包含情感意义的词,但在表达共同意义时,往往会被同义词代替。比如说公鸡用“公鸡”代替“公鸡”,驴用“驴”代替“驴”。
在汉语中,歧义的泛滥造成了很多尴尬的同音词。发音空极其拥挤,一个普通的词不小心就会和感情词谐音。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比英语高很多。正是汉语发音的紧凑空激发了中国文化对谐音的执着。
另一方面,文化影响哪些意义能引起人们的注意。中国传统文化认为,说的话可以给生活带来好运或厄运,这在新年庆祝活动中得到了生动的展示。在新年期间,所有关于死亡、疾病或离婚的话题都成为禁忌,人们互相给予健康、财富和成功的祝愿。说到运气,人们总是认真听,遇到不吉利的话,特别警惕,这是中国用户很难忽视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实验可以直接证明这一点,但是可以很好的解释这一现象:为什么人们会完全基于谐音词在汉语使用中所承载的情感来讨厌或者喜欢无辜的普通词。也许,正如我的中国同事蔡威所说,在春节期间,当每个人都在想做爱的时候,我们会尽最大努力抑制与死亡或不幸有关的含义。
歧义在单词的意义和用法之间架起了一座独特的桥梁。当多个意思映射到同一个单词时,每个意思被唤起的概率就会增加,从而改变我们对单词本身及其含义的感受。如果,因为一词多义的存在,个体受到文化联想的引导,又因为一个词听起来不优雅,就不需要绕过它——比如在英语中,当人们谈论公鸡时,会用“公鸡”而不是“公鸡”——这些选择可能会在词汇上留下更宽的印记。而影响个体语言行为的文化联想最终会融入整个语言系统吗?
有没有统计证据证明负面情绪词的歧义会被驱逐?或者说,正面情感词的歧义会越来越多?我向研究人员泰德·吉布森和史蒂夫·皮纳塔西询问了这个问题。(他们的研究表明,在语言中包含歧义是有用的。答案是:不会,至少现在不会。但两人都认同我的假设并非不可能,值得研究。为了检验这一观点,语言心理学家需要检验引起焦虑的单词(如“屎”或“强奸”)中同音字的数量少于预期的假设,这是基于音节的数量或音节构成的普遍性。或许,激发强烈正面情绪的词语(如“有钱”或“自由”)比预想的含义要多。
如果这一结果得到证实,它将为文化价值观对语言的塑造提供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在汉语中,“乞口彩”的传统体现在整个语言中。有些发音会因为听起来不吉利而被刻意回避,有些则因为听起来吉利而被偏爱。汉语,以其丰富的歧义性,为检验这一假设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我们对语言和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好奇心永无止境——文化如何在语言中烙印其价值观和世界观,反过来,语言又如何塑造用户的思维。然而,在讨论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时,大多数对话仅限于几个问题。比如日语里有专门描述好人不好的情况的词(英语里没有对应的词),从中可以看出日本文化的哪些特点?对于那些蓝色和绿色共用同一个单词的语言,用户能否轻松区分这两种颜色?这些问题的焦点是语言如何用语言捕捉现实,反过来,我们的母语词汇将如何塑造我们对现实的看法。
然而,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之间似乎有着更复杂的联系。也许,如果一种语言在狭窄的发音空中放入大量的意义,用户的歧义感会加强,双关语和文字游戏的文化意义会更重;也许,文化联系会使某些特定的歧义情绪化,重铸说话人的语言使用模式,最终重塑整个语言系统的词汇模式。
「口彩」和谐音是否打开了一扇小门,把我们引向这个未知的思维领域?如果是这样的话,对我这个语言心理学家来说,真的是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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