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江东美周郎之死，正史中隐晦记载的端倪

01

建安十五年，周瑜去世于巴丘，时年三十六岁。

曹操重要幕僚郭嘉于三十八岁去世后，曹操曾对荀攸说他的死是“中年夭折”，十分哀痛。（《三国志·郭嘉传》，以下出自此书者只注明传记篇目）可见虽然当时由于连年战乱，平均寿命颇低，但对有一定地位，可以享受最好医疗条件的政治军事人物来说，36岁远远不是一个正常的死亡年纪。事实上，在整个后汉—三国时代，达到了周瑜的地位（去世前为偏将军，南郡太守）而又在比周瑜年纪轻时自然死亡的，寥寥无几。

其中最有名的恐怕便是35岁去世的魏明帝曹叡与30岁去世的吴景帝孙休，这两位自幼养在深宫，长于妇人之手的皇帝了。而周瑜短暂的一生中长期辗转于各地征战，去世时离赤壁之战相去不到两年，可谓恰好在自己事业的巅峰时期。

若是故事到此结束，恐怕我们也只能感叹造化弄人，过早地让一代名将退出历史舞台。不过，如果仔细阅读了相关史料，我们对于周瑜的死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疑问。

02

夭亡”和“暴亡”，在史册里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夭亡可以是长期卧床病重不治，一把年纪的人也可以突然暴亡。按照常识，从染病到发展，到最后死亡，一般需要一个过程。在整部《三国志》的体例里，被记载“卒”或“病卒”的人物，一般可以认为是比较平缓地去世的。在这里我们以吴国官员骆统为例，他和周瑜一样，三十六岁就去世，毫无疑问属于“夭亡”，《骆统传》中记载道：“年三十六，黄武七年卒。”而以前对其政治军事活动的记载停止于黄武初年在濡须带兵抵抗魏将曹仁的事迹。对于骆统来说，他的死显然不在“暴亡”之列。

对于周瑜的死，本传的记载是"瑜还江陵为行装，而道于巴丘病卒，时年三十六。”虽然用的词是“病卒”，但毫无疑问，这是一次典型的暴亡。要证明这个结论，首先需要梳理一下周瑜去世时的背景。

赤壁之战取得大胜后，周瑜并未就此班师，而是对曹操控制下的荆州展开了趁胜追击。经过一年多的相持，曹操指派防守江陵的曹仁撤退，东吴集团控制了整个长江北岸的南郡地区。而同一时期，赤壁之战时处于周瑜羽翼下的刘备集团趁机接收了抵抗薄弱的荆南地区，自曹操南征后再次拥有了自己的根据地。

此时，对于东吴未来的长期发展战略，有两种不同的思想，第一种是周瑜等人坚持的“伐蜀”，第二种是鲁肃等人坚持的“借荆州”。周瑜从前线返回京口，向孙权阐述了自己的战略构想，他说道：

“乞与奋威俱进取蜀，得蜀而并张鲁，因留奋威固守其地，好与马超结援。瑜还与将军据襄阳以蹙操，北方可图也。”

孙权的反应是什么呢？“权许之”，也就是得到了孙权的首肯。而就是在回到江陵的路上，周瑜突然去世。显然，从当时的背景来看，谁都没有想到周瑜在这样一个时间点离开人世，完全可以称他的死为“暴亡”。他在去世前写给孙权的信中写道：“道遇暴疾，昨自医疗，日加无损。”说的很清楚，遇到的是一场“暴疾”，前一天开始治疗，第二天就到了已经知道自己必死，开始处理后事的地步，这场“病”的烈度实在令人咋舌。

03

有人曾把周瑜的去世与一年前攻打南郡时受的箭伤联系起来，这种猜想是没有根据的。的确，本传记载道：“瑜亲跨马櫟阵，会流矢中右胁，疮甚，便还。”但是，这毕竟只是外伤，而且是一年前的一次外伤，没有任何外力影响的情况下，它是否能在短短几日内夺走一个健康成年人的生命？《三国演义》为解决这个问题，把那支箭渲染为毒箭，又敷衍了诸葛亮三气周瑜使金疮复发的情节，但这毕竟是小说家言，不属于我们考虑的范围。

“伐蜀”和“借荆州”是江陵之战后东吴内部的两种不同的声音，在赤壁之战时与周瑜同为铁杆鹰派的鲁肃此时却坚决地提出“借荆州”的策略。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两种策略是无法共存的，如果东吴失去了南郡这个关键的后勤补给据点，独自进攻蜀地是不现实的。事实上，周瑜死后，孙权仍然向已借到荆州的刘备提出了一起取蜀的建议。刘备的幕僚当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吴终不能越荆有蜀”，打消了刘备的疑虑。（《刘备传》）《鲁肃传》注引《汉晋春秋》里记载道：“吕范劝刘备，肃曰：‘不可。将军虽神武命世，然曹公威力实重，初临荆州，恩信未洽，宜以借备，使抚安之。多操之敌，而自为树党，计之上也。’权即从之。”

扣留当面请求孙权借荆州的刘备于京口，然后收服其部众，西取蜀地，这里虽然只提了吕范，其实这正是周瑜伐蜀计划的一环。周瑜本传记载道：

“备诣京见权，瑜上疏曰：‘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愚谓大计宜徙备置吴，盛为筑宫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挟与攻战，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资业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埸，恐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也。’”

“备诣京见权，瑜上疏曰：‘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愚谓大计宜徙备置吴，盛为筑宫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挟与攻战，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资业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埸，恐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也。’”

刘备去京口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借荆州。司马光在《资治通鉴》明确写道：“（备）乃自诣京见孙权，求都督荆州。”深入吴都，对已经跟赤壁之战时的老大周瑜翻脸的刘备来，说是一次大胆的冒险。果然，周瑜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提出了“软禁刘备”的计划。

应该说，这是一个很有创造力的想法。软禁刘备，不仅可以一举去掉伐蜀道路上来自侧翼的威胁，更可以吸收刘备手下具有陆战能力的部众，作为对不擅陆战的吴兵的补充。不过，里面还是有一些想当然的部分，比如说以关羽、张飞和刘备的关系，要周瑜“挟与攻战”显然不太现实。但是总的来说，这应该是周瑜伐蜀计划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

结果，运气一直很好的刘备这一次又赌赢了，孙权并没有采纳周瑜和吕范的意见。而对于鲁肃提出的借荆州计划，“权即从之”。刘备就这样把周瑜花费一年拼死拼活打下来的南郡攥在了手中。而这当然是不可能被周瑜接受的。

04

从《周瑜传》的记载来看，孙权同意鲁肃借荆州计划和刘备在京口是同一时间段，此时周瑜仍在江陵，尚未启程去京口，所以才会“上疏”给孙权来阐述软禁刘备的计划。这就让事情变得很有趣了。对借荆州计划，“权即从之”，后来对周瑜当面提出的伐蜀计划，“权许之”。而上面已经论证过，这两个计划是相互抵触的。那么，难道孙权得了健忘症？或者是孙权心太软，不好意思拒绝别人？如果我们承认孙权不是白痴的话，那么就必须注意到这样一种可能：孙权在权衡两个计划的时候，事实上已经做好了斩断另一个计划的准备。我们知道，事实上中断的是伐蜀计划。那么，正如那位大侦探挂在嘴边的话一样，剩下的那个可能无论多么荒谬，都是真相。周瑜之死，孙权涉案。

赤壁一战之后，周瑜的名声急速膨胀，曹操欲盖弥彰地对孙权写信说道：“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这从一个侧面亦可折射出当时周瑜声名鹊起的威势。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对于作为东吴实际统治者的孙权来说，这并不是乐于见到的局面。空发诛心之论自然不妥，还是让我们用白纸黑字的史料说话。周瑜与孙权之兄孙策的关系长期以来脍炙人口，两人升堂拜母，共定江东，按照孙策的说法，两人有“总角之好，骨肉之分”（《江表传》）。不过，这种关系的背后同样有阴影的存在。

随孙策东渡之后，周瑜曾一度返回袁术控制下的寿春，“术欲以瑜为将”。但此时周瑜“观术终无所成”，于是再次东归，受到了孙策的亲自迎接。这里存在一个很少有人去思考的问题，在江东初定，百废俱兴时，周瑜为什么却北归袁术？虽然名义上是跟随从丹扬太守任上卸任的叔父周尚去寿春接受新职，但是此年周瑜已经二十四岁，完全具有自己的行为能力，那么他回到寿春的行为只能解释为，他还没有对江东的新政权忠诚到后来死心塌地的地步。他最后回到吴地的理由是因为认为袁术不会有什么成就，那么，后来曹操派蒋干去扬州说服他来投，曹操不能说是没有成就的君主，为什么他不北上投奔呢？换言之，如果袁术是个有成之君，周瑜就未必返回江东，那么那一段历史也要重新写就了。

周瑜在孙策有生之年并未参与中枢要务，而是长期在外地征战与镇守。当时孙策政权的中枢头脑另有其人，是后来赤壁之战前主张投降北军导致威望大减的张昭，“文武之事，一以委昭”。（《张昭传》），在孙策被仇人袭击，伤重未死的时候，他托孤的对象也是张昭，而非在外驻守的周瑜。《张昭传》记载道：“策临亡，以弟权托昭。

05

周瑜在这个时候的反应是什么呢？本传记载道：“五年，策薨，权统事。瑜将兵赴丧，遂留吴，以中护军与长史张昭共掌众事。”按照时间顺序来看，“昭率群僚立而辅之”（《张昭传》），孙权开始行使权力之后，周瑜带兵返回吴地，这显然是逾越了自己身份的举动。一面是年仅十九岁的孙权，一面是周瑜手中能征善战的兵将，虽然史书中轻描淡写地用“赴丧”来概括，但我们不难嗅出后面的凶气息险。结果就是，周瑜进入了中枢，分去了一部分张昭的权力。当时只有十九岁的孙权当然没有实力去改变这样一种权力格局，但是这段经历想必在他心中埋下了一颗火种。赤壁之战之后，周瑜的名气蹿升点燃了引线，终于在建安十五年引爆了火种。

周瑜自己在建安十五年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里是怎么认识扑朔迷离的局势的呢？让我们回头来看周瑜死前写给孙权的信，这封信非常重要，可以说是周瑜的政治遗言。因此我在这里不嫌烦琐，将这封信三个版本的原文照录于下。《周瑜传》本传版本：当今天下，方有事役，是瑜乃心夙夜所忧，愿至尊先虑未然，然后康乐。今既与曹操为敌，刘备近在公安，边境密迩，百姓未附，宜得良将以镇抚之。鲁肃智略足任，乞以代瑜。瑜陨踣之日，所怀尽矣。

《江表传》版本：瑜以凡才，昔受讨逆殊特之遇，委以腹心，遂荷荣任，统御兵马，志执鞭弭，自效戎行。规定巴蜀，次取襄阳，凭赖威灵，谓若在握。至以不谨，道遇暴疾，昨自医疗，日加无损。人生有死，修短命矣，诚不足惜，但恨微志未展，不复奉教命耳。方今曹公在北，疆埸未静，刘备寄寓，有似养虎，天下之事，未知终始，此朝士旰食之秋，至尊垂虑之日也。鲁肃忠烈，临事不苟，可以代瑜。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傥或可采，瑜死不朽矣。《资治通鉴》版本：修短命矣，诚不足措；但恨微志未展，不复奉教命耳。方今曹操在北，疆埸未静；刘备寄寓，有似养虎；天下之事，未知终始，此朝士旰食之秋，至尊垂虑之日也。鲁肃忠烈，临事不苟，可以代瑜。傥所言可采，瑜死不杇矣。

正如裴松之在注解《三国志》时对《江表传》中周瑜信笺内容的评述，“案此笺与本传所载，意旨虽同，其辞乖异耳。”“提醒曹刘威胁”和“推荐鲁肃自代”这两个主旨，在两封信中都得到了表达。不过，从语气上来看，两者的差距非常明显。《江表传》版本的信语气显得激昂壮烈，至今读来仍然给人一种建安年间特有的悲壮之气。本传版本的信语气则显得异常沉郁，甚至在最后露出了乞求孙权的意思。从感性角度来看，我们很难相信本传版本出自正当盛年的周瑜之口。以下，让我们对书信真伪问题进行一些更为详细的论证。

《资治通鉴》的版本显然是由《江表传》节录后半部分而来，因此我们研究的核心就放在了前两封信的区别之上。正如裴松之在注解《三国志》时对《江表传》中周瑜信笺内容的评述，“案此笺与本传所载，意旨虽同，其辞乖异耳。”“提醒曹刘威胁”和“推荐鲁肃自代”这两个主旨，在两封信中都得到了表达。不过，从语气上来看，两者的差距非常明显。《江表传》版本的信语气显得激昂壮烈，至今读来仍然给人一种建安年间特有的悲壮之气。本传版本的信语气则显得异常沉郁，甚至在最后露出了乞求孙权的意思。从感性角度来看，我们很难相信本传版本出自正当盛年的周瑜之口。以下，让我们对书信真伪问题进行一些更为详细的论证。

《江表传》的作者是西晋人虞溥，辑录一部分东吴原始史料成书，成书年份不详，但不会晚于三国末期或晋初，基本可以认为和陈寿的《三国志》处于同一时期。而众所周知，陈寿《三国志》的吴书部分主要取材来源是吴国由韦昭编撰的官方史书《吴书》。韦昭本人即为吴人，本朝人修本朝史，自然代表着官方对这段历史的态度，这段书信也必有官方底本。《江表传》的材料来源虽然不明，但既然被尚能见到很多当时材料的司马光采用，自然也并非伪作。

两段言辞截然不同的书信同时流传，又都非伪作，那么只有一种可能：周瑜的书信在写入吴国官方档案时被进行了篡改。被篡改的版本被写入《三国志》，而原本则被《江表传》保存下来，并被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时部分采用。司马光注意到了本传中周瑜信笺语气的诡异，因此选取了《江表传》版本的信作为基础文本，并删去信的前一段，这样信表达的内容基本和本传版本保持了一致。这样的工作看起来对两封信进行了巧妙的平衡，但删除《江表传》原文其实是一个自作聪明于是画蛇添足的举动，删除的那几句话看上去只不过是正题前的客套而已，其实周瑜是将死之人，国事急于星火，哪有写客套话的心情和精力？这些话里隐藏着的题外之义正是被删除的关键。

06

周瑜为什么要在死前给孙权写下这封信？以下分析基于的文本是《江表传》的版本。要知道，周瑜是在从京口返回的路上去世的，他刚刚见过孙权不久，双方表面上已经在伐蜀计划上达成了一致。他在临死之前之所以要再次给孙权写信，一方面再次说明了周瑜之死的突然，另一方面，他这封信难道真的只是写给主君孙权一人看的吗？这封信与其说是一封给孙权的私人信笺，不如说是周瑜猝然去世前对于自己政治态度的一次声明。可以说，他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晋人编撰《江表传》时收录了此信的全文从侧面说明了它当时的流传度。不过，来自东吴官方的篡改显然是周瑜始料未及的。对于今天的我们，这种篡改却可以从一个侧面让我们看出当权者欲隐藏的东西，从而进一步接近真相。

在信的开始，周瑜明确地提出了伐蜀计划，“规定巴蜀，次取襄阳”，又写出了“染病”的经过，“至以不谨，道遇暴疾”。这两点正是孙权不欲为世人所知的要点，而在这封信中被周瑜所特意点出，周瑜染病经过的突然会令人怀疑，而取蜀计划正是矛盾冲突的焦点所在，也是周瑜最后暴死的深层原因，可惜的是，周瑜临死前才真正意识到这一点。周瑜对权力的窥视与争取毋庸讳言，不过这种权力欲与其说像怀抱篡心的司马懿，不如说像后主时期大权独揽以便推行自己国策的诸葛亮。此刻的他已不是那个带兵回都的桀骜外将，而是真正想为东吴开拓基业，形成天下二分之势的栋梁。可是，他的主公孙权也不再是当年那个懵懂而不谙权术的少年了。这种角色的前后冲突，最终造成了不可调和的悲剧。

虽然周瑜死后，东吴的取蜀战略由于群龙无首，很快土崩瓦解。但在当时，这一由周瑜一力推行的战略却不乏追随者，从历史记载来看，其中最重要的有以下三人：策划者庞统、执行者甘宁、副手孙瑜。以下分别进行简要的介绍。庞统在建安十五年左右一系列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在《三国志》本传中晦暗不明，他在周瑜取蜀战略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是由一本地方志揭示的。《太平御览》引《荆州先德传》佚文记载：“周瑜领南郡，以庞士元名重，州里所信，乃逼为功曹，任以大事，瑜垂拱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