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妍 | 萧红小说中的女儿性

萧红小说中的

女儿性

一

记忆庭院中的女儿

在进入萧红小说之时，萧红忧郁的目光逼视着我：谁是萧红？这似乎在文学史中已有定论：左翼作家。才情作家。悲情作家。女权作家。

应该说，这样的划定在当时的语境和一般的分类上的确有据也有理。然而，在进入萧红小说之时，我触目所见萧红的无数影像其实只有一个原型：以记忆为生的永远的女儿。

这样说，首先来自我对史料的阅读。我不怀疑史料的相对可靠性，也不主张将萧红研究转移在个人生活的窥探。但，陷于史料的阅读，萧红在我眼前却越来越糊涂。如：当萧军讲述与萧红的分手时分时，我感觉萧红并不在场：

正当我洗涤着头脸上沾满的尘土，萧红在一边微笑着向我说：

“三朗——我们永远分开罢！”

“好。”我一面擦洗着头脸，一面平静地回答着她说。

接着很快她就走出去了，-----。

我们的永远“诀别”就是这样平凡而了当地，并没有任何废话和纠纷地确定下来了。[1]

萧军并非是要虚构这个“诀别的场景”，而是“三朗”的性格逻辑也许至死也没有读懂萧红的隐在话语。这是二萧的悲剧。也是历史缺少真实性的一个典型例证。在此的“了当”是语焉不详的。萧红的“微笑”藏匿着萧红写作与命运中一个核心性的隐秘因素：女儿性的敏感与高贵的自尊。她理解萧军的两性之间的原则：“我说过，我爱她；就是说我可以迁就。不过这是痛苦的，她也会痛苦。但是，如果她不先说和我分手，我们还永远是夫妇，我决不先抛弃她！”[2]

萧红正是以女儿性的敏感体察了萧军性格中的道义与侠义的一面以及文人习性一种，又透切地感知到道义与侠义并不是爱情以及文人习性的不可克服，反而构成了一个女儿性中最珍贵的尊严的丧失与真情的掩饰。所以，她主动地离开了萧军，完善了昔日爱人的做人理念，尽管当时她还怀着他们以往爱情的结晶。不过，与萧红相处了六年的萧军还是比一般人更具理解力的：“萧红就是个没有‘妻性’的人，我也从来没向她要求过这一‘妻性’”。[3]

更确切地说，萧红的个性有的只是十足的女儿性。何谓女儿性？女儿性就是女性由于童年期意象的无限延长来确认并实现自我意识的诸多复杂的非稳态的性格特征。它模拟过“母亲”的角色，但没有母性的“无我”的深厚和恒久；它也向往过“妻子”的职责，但，又拒绝任何后天的改造而不会与日常生活达成妥协。女儿性更多地生活在想象的或回忆的世界里。用萧红的话说,“是在观念里生活的人”。而且，想象融入了回忆，回忆又注入了想象。即使与现实相处，也常常放飞自己的思绪而不知身居何时何地。

我理解的萧红就是这样一个因女儿性相伴始终而顽皮又乖巧、灵气又木讷、敏感又锋利、勇敢又犹疑、乐观又悲观的上天造就的飞鸟与落红。她的生命是飞翔与跳动。当然，疲倦之极时，也会随风而去，回归寂静之所。

这里，我不能不关注那个令她那么留恋那并载着她寂寞与欢乐之美的后花园。解读萧红小说，学界一向注重她对“后花园”的写作意义。如钱理群先生的课堂曾经把萧红的短篇《后花园》作为一个核心话题集中地探讨了萧红小说的“散文化倾向”[4]、“一个人的存在的故事”、“儿童视角与成人视角的转换”[5]等文本问题。这些看法推进了萧红小说的研究。

但是，在此，我更想换另一个角度追问：“后花园”与萧红的女儿性有什么关联？可以说，萧红无论走得多远——上海、日本、香港，无论走向哪里——死寂的旷野、苦难的众生，抗日的烽火，她都没有离开“后花园”。原因并不难破译：“后花园”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萧红童年生活的环境与童年快乐的见证。它是萧红女儿性的记忆生成与滋养，也是女儿性的根性之地。在这个深深的源头，萧红升起了她的小说世界。所以，“后花园”与其说是一个实存，不如说是是一个化作记忆然后又不断地依凭记忆再造的想象的精神空间。那么，一个寂寞的后花园生长着哪些果实才能让萧红不断地获得女儿性的不竭的养分呢？

“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它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蝴蝶随意的飞，一会从墙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又从墙头上飞走了一个白蝴蝶。它们是从谁家来的，又飞到谁家去？太阳也不知道这个。”[6]

这里的文字，萧红不厌其烦地运用了反复的手法，只是为了一个浓缩的句式“愿意------就”的铺开。这即是构成为萧红女儿性记忆的生命要素：生命或者说女儿性的生命与这些自然形态的植物的顽皮的生长有着原初的相似性。说到这里，我要插一句：学界研究萧红的后花园记忆一般很关注“祖父”的影响。我承认祖父是萧红最亲近的人。但他的影响更多地是浸润在她后来写作时文字的功底与韵律上。此外，祖父在萧红眼里，也是一株与黄瓜、倭瓜等一样自然的知冷暖的爱开玩笑的植物：

“祖父的眼睛是笑盈盈的，祖父的笑，常常笑得和孩子似的。——遇到小孩子，每每喜欢开个玩笑，说‘你看天空飞个家雀。’趁那孩子往天空一看，就伸出手去把那孩子的帽给取下来了。有的时候放在长衫的下边，有的时候放在袖口里头。他说：‘家雀叼走了你的帽啦’”。[7]

可见，“后花园”在萧红的记忆里，是一个任生命自在、自然生长的地方，是语词真正诞生的地方。或者说，正是由于这样的特性，后花园才成为顽强而柔弱的女儿性的的护身符，在以后女儿性不断遭到各方面力量包括挚爱的人的围剿的日子里，后花园的记忆才如天空中的红月亮一样不断地闪现在她低矮的天空上。

不过，后花园的记忆里并不是无忧无虑的童年的旷野。后花园诞生的女儿性从一开始就对命运中的浮云的压迫有着明晰的预感：“天空蓝悠悠的，又高又远。可是白云一来了的时候，那大团的白云，好像洒了花的白银子，从祖父的头上经过，好像要压到了祖父的草帽那么低。”[8]当然，这种忧郁之气与萧红的天性不可分开。历经坎坷后，她曾经自喻为“《红楼梦》中的痴丫头”[9]。“痴”的天性决定了她的抗争：反抗父权，逃离家庭。但“痴”依然不能逃离她的宿命：依靠萧军强壮的臂膀，但却被强壮的臂膀所伤害；转向端木宽慰的话语，却被宽慰的话语所推脱。短暂一生中，她“痴”性唯一的正确选择就是她放弃了去延安的机会：凭直觉，左翼文艺队伍内部的男权文化的压迫不仅会压抑她喜爱打扮的性情，还会压抑她所有的女儿性。

尽管如此，后花园培育出来的女儿性使得萧红成为与她作品一样不可重复的生命。她与她同时代的女作家如丁玲、卢隐、张爱玲都有所不同：丁玲小说的主人公永远是时代浪潮中先锋的浪花；卢隐的人物常常成为忠实于个人体验的抒情；张爱玲的凄美让本已是灰烬的心灵熄灭了最后的火星。萧红与她们虽然有相通之处：如丁玲一样投入时代的运命，如卢隐一样走不出个人感情，如张爱玲一样不断与幻灭相逢。但是，她的“后花园”情结，或者说，她的女儿性让她在投入时有所追忆，在情感死亡时有所再生，在心灵忧郁之时有所希冀。这种种差异皆源于萧红葆有的女儿性：在时代、爱情与运命的联合中，她宁愿视女儿性的瞬间记忆为一种永恒的火光。或者说，她不是为了时代、命运、甚至爱情而活。她只是为了女儿性而生而爱。正如萧军所说：“她在处事方面，什么也不懂，很容易吃亏上当的。”

二

低处向上看的体恤情怀

在强调萧红的女儿性的同时，必须迎面一个质疑：女儿性的记忆的源泉如何能够让萧红一开始就以《王阿嫂之死》上场，随后又以《生死场》引起轰动？她作为接受鲁迅思想与艺术真谛的传人，如何可能保留她的性情？换言之，女儿性的萧红为何深切地关怀北中国的“愚夫愚妇”的民生？女儿性中的自在性如何与鲁迅的自律性相融？

若想进入这些问题，必得进入女儿性的现代转换：现代的女儿性已经不再沉湎于后花园的顾影自怜，或通过虚拟的爱情独做自救的一帘幽梦。现代的女儿性在追寻生命自我解放的同时对于一切遭受压迫的同类生命怀有人性上的同情。但是，由于自身也遭遇同样的压迫，她没有启蒙者的强大，也不愿采取启蒙者的向下俯瞰的姿态拯救他人进而实现自身的使命。相反，她就是受压迫者中的一分子，她只能以血以心感知同类的苦难辛酸。她不敢从高处向下悲悯众生，但却理解和心痛同类的生存处境。这正如萧红在谈到她与鲁迅的差异性时所说：

“鲁迅以一个直觉的知识分子，从高处去悲悯他的人物―――我开始也悲悯我的人物，他们都是自然的奴隶，一切主子的奴隶。但写来写去，我的感觉变了。我觉得我不配悲悯他们，恐怕他们倒应该悲悯我咧！悲悯只能从上到下，不能从下到上，也不能施于同辈之间。我的人物比我高。这似乎说明鲁迅真有高处，而我没有或有的也很少。一下就完了。这是我和鲁迅的不同。”[10]

这段真诚的自省实际上意味着萧红自觉地舍弃了一个力不从心的启蒙者形象。虽然她从内心崇敬鲁迅似的思想启蒙的意义，有时也怀疑自己写作中的鲜明的性别特征，但是，她还是不愿也不能为此泯灭生为女儿的幸与不幸。她比别人更了解女儿性中与生俱来的脆弱感伤，所以，她不仅将启蒙者置于高处，也将小说中的人物居于自己的位置之上。因为在萧红的女儿性中，他不仅敬仰启蒙者对孤独的承担，而且还羡慕苦难中的愚夫愚妇们对于苦难的坚忍与坚韧，虽然他们忍受的原因只是因为一个让萧红最心痛的本能的缘由：若想活着，必得受着。但是，与土地相比，谁更不幸？有了黑土地就能够活下去。萧红的女儿性使得她一方面将人类的愚昧当作主要的敌人，另一方面又以体恤而不是以批判的目光来透视在北中国的旷野上挣扎的群像。如《王阿嫂的死》中描写村妇们为地主劳动的场景：

“秋天一来到，王阿嫂和别的村妇们都坐在茅檐下用麻绳把茄子穿成长串长串的，一直穿着。不管蚊虫把脸和手搔得怎样红肿，也不管孩子们在屋里喊叫妈妈吵断了喉咙。她只是穿啊，穿啊，两只手像纺纱车一样，在旋转着穿――”[11]

这里的描写没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启蒙者话语。作者已经置身在王阿嫂与村妇们之中，或者，在她们之外的低处，钦羡着他她们对“生的顽强”。这里，集体的群像的书写似乎与鲁迅笔下的自觉的知识分子个体形象属于反向。但是，在萧红对鲁迅的独特理解中，鲁迅少说有两个——小说与杂文中的两个迥异的鲁迅。多说“一百个、两百个也不算多”。而且，在众多的鲁迅中，萧红所致力于的不是在神化鲁迅的形象，而是相反，还原鲁迅的民间形象。1939年，她在写《回忆鲁迅先生》的著名纪念文章时对端木说： “我不愿意写长篇大论的文章，我觉得鲁迅先生就是在日常生活上，也随时关心青年。[13]

可以说，在与鲁迅交往的青年中，只有萧红的女儿性在保留了对鲁迅的崇敬的同时又走近了鲁迅作为普通人的亲和的一面。而且，她的群像写作添补了鲁迅作品中没有、而心中却深藏着的温润的感情，进而发现了黑土地上愚夫愚妇的以生存为梦想的生存哲学。《生死场》中在埋葬了月英后，写道：“死人死了！活人计算着怎样活下去。冬天女人们预备夏天的衣裳；男人们计虑着这样开始明年的耕种。”[14]“男耕女织”，这一亘古的生存样式，在苦难的土地上依然托起着众生。

概括说来，萧红小说中众生的苦难大致来自三种有形的压迫性力量和三种无形的压迫性力量：前者包括地主的剥削；侵略者的入侵；自然的威逼。后者包括奴性观念的束缚；弱者对更弱者的欺凌；男权统治的强大。在萧红的女儿性的目光里，对前者的反抗可以在呐喊中抗争，对后者的反抗则只有在呐喊中熄灭。前者给人以生的悲怆；后者给人以死的沉寂。前者多发生在旷野的舞台上并能赢得一片喝采；后者则多藏匿在心灵的伤口处而无处倾诉。王阿嫂的丈夫王大哥在火焰里翻滚的样子可以让麻木的眼睛流下干涩的泪水，但王阿嫂比土豆还多的眼泪却只能偷偷地在心理掩埋（《王阿嫂之死》）。亡国后的老赵三不甘做亡国奴的悲酸确有悲壮之震撼，但亡国前抗租时对剥削者的感激涕零又确有奴隶的卑微之嫌。金枝与成业的大胆约会代表了一种反叛，但不久就上演了上演了千百年的女性被遗弃的结局又是一种无言（《生死场》）。

不过，种种的苦难并没有泯灭了众生对于生活的乐趣的寻找。苦难中的人们或者痛苦太深太多而学会了应对痛苦的策略。主要有三种方式：

或者利用日常欢乐将痛苦冲淡：

冬天，女人们像松树籽那样容易结聚，在王婆家里满炕坐着女人。

五姑姑在编麻鞋，她为着笑，弄得一条针丢在席缝里，她寻找针的时候，做出可笑的姿式来，她像一个灵活的小鸽子站起来在炕上跳着走，她说：“谁偷了我的针？”’‘不是呀！小姑爷偷了你的针’新娶来的菱芝嫂嫂，总是爱说这一类的话。五姑姑走过去要打她。‘莫要打，打人将要找一个麻面的姑爷。[15]

“炕”在寒冷的北中国有两个功能：一个是夜晚温暖的休息之地；一个是白日提供欢笑的场所。后者虽然不能与欧洲的大厅与沙龙的豪华和气派相比，但却同样起着乡下社交场的作用。而且，更能聚拢淳朴的民间风情。

或者已经习惯了磨难而将生存作为梦幻：记得《火烧云》[16]一课的读者，也许会在老师当年的引导下将它视为写景文，以为萧红在用色彩之美描摹大自然的变化万千。从此，便有了中小学生的与心灵无关的景物变形法。其实，萧红在此处是满腹辛酸：一个个物质——牛马羊在天空中的大展览只是为了慰籍只能考自欺来生存下去的人们。在所有的幻景瞬间消散之后，苦难中的人们将视线从天空回返大地。“民以食为天”，“食”是他们最后的梦幻：

“晚饭时节，吃了小葱蘸大酱就已经很可口了，若外加一块豆腐，那真是锦上添花―――但是天天这样想，天天就没有买成卖豆腐的一来，就把这等人白白地引诱一场，于是那被诱惑的人，仍然逗不起决心，就多吃几口辣椒，辣得满头是汗。他想假若一个人开了豆腐房可不错，那就可以自由随便地吃豆腐了。果然，他的儿子长到五岁的时候，问他：‘你长大干什么？’五岁的儿子说：‘开豆腐房。’”[17]

或者由于苦难而将民俗生活作为盛大的节日庆典。熟悉乡村生活的人，大概知道民俗的庆典如娶媳妇、看大戏、跳秧歌、逛庙会等在村民心中的重量，简直可以与今天都市人对世界杯球赛一样产生狂欢的效果。可以说，无趣死寂的生活只有在这样的时刻才能产生些许水波。所以，每逢这时节，处于几乎窒息状态下的人们就会像长期蜷曲着身体而麻木突然在瞬间里复苏了一样又跳又唱.他们也许并非在意庆典的内容，他们需要的只是这个形式。在这个形式里，人们释放着被压抑的各种欲望。

“一年没有什么别的好看，就这一场大戏还能够轻易地放过吗？所以无论看不看，戏台底下是不能不来。”[18]

这样的话语与其说出自众生之口，不如说来自女儿性的体恤之心。或者说，一颗怀有女儿性的心灵始终坚信：北中国的众生，即使苦难，也还是会寻觅到一缕民间的欢乐。

三

非自主性记忆的自主性叙述

仅仅在低处将目光对准群像体恤苦难中的众生，还不能产生经久的艺术感染力。萧红在文字的魅力很主要的缘由来自于她对苦难采取了节制的处理。尤其，在萧红后期的创作中，更是爱惜苦难处的笔墨。如果套用汪曾祺的话，则是：无苦多说，有苦少说。或者不说。即使说了，也隐去情感的色彩。这一手法，也是曹文轩在《小说门》中阐述的艺术的减法或降格处理。如《小城三月》中浓墨重彩描写翠姨的爱情觉醒过程，但，在翠姨因为觉醒后无路可走而陨命时，却惜墨如金：“哥哥看了翠姨就退出去了，从此再没有看见她。哥哥后来提起翠姨常常落泪，他不知翠姨为什么死，大家也都心中纳闷。”[18]再如小童养媳的死，将所有的哀怜与愤怒与控诉都留在在了画面之外：“于是人心大为振奋，困的也不困了，要回家睡觉的也精神了。这来看热闹的，不下三十人，个个眼睛发亮，人人精神百倍。看吧，洗一次就昏过去了，洗两次又该怎么样呢？洗上三次，那就不堪想象了。所以看热闹的人的心理，都满怀奥秘。”[19]而这一切对于苦难的处理方式主要缘于她的非自主性记忆的自主性叙述方式。

前文已述，女儿性的一个特质就是依凭记忆为生。她想逃离记忆的跟踪，像逃离现实人生的抑郁一样。但是，她可以从现实中逃离到记忆的幻境，却无力也不能驱散记忆之城。或者说，没有记忆的滋养，她就没有了生命的色泽与芬芳。她可以自主地选择诸多现实域的问题，包括现实世界里的爱情。但在记忆面前，惟有在记忆面前，她丧失了自主性。或者说，现实世界之物一经化作记忆，她就再难摆脱非自主性记忆对于她的生命的主宰，她绝对听命非自主性记忆的调遣。一个物件，一个不期而遇的细节都会像普鲁斯特的小玛特莱那点心一样打开一段逝去的时光。于是，她翻动着一本本精美的相册，回味着相册上的片片插页：一个被称作“小榆木疙瘩”的小女孩将手指有意地触到祖母的窗户上，那纸窗像小鼓似的，嘭嘭地就捅破了。随着这扇窗户的捅破，一个冷漠的荒凉的世界自动呈现。（《呼兰河传》）一个“巧舌头”丫头满口无遮拦的问话，引出了一段人间的绝望与悲愤。《牛车上》一个被叫做“小死鬼”的小东西猫在树上，躲避着母亲的打骂，竟然相遇了一个辛酸的故事。（《家族以外的人》）―――就这样，在记忆的引领下，她忽而西，忽而东。忽而欢乐，忽而悲痛。就这样，一个儿童视角在记忆的母腹里诞生。

但是，诞生的儿童视角虽然可以让时光回溯并引导记忆之城的各个入口与通道，却不能统领文字之城。把守并建构文字之城的则是与儿童视角有着血缘联系并与事件有着密切关系的成人视角。正如加斯东·巴什拉说：“我们童年的历史并未标有心理上的日期。日期是人们在事后加上的；日期来自于其他的人，其它的地方，其他的时代而并非那亲身体验过的时代。日期来自那正逢人们讲故事的时候。”[20]女儿性的作家虽然被记忆中的场景和事件所萦绕，但是，她一直想用文字仔细描述。或许这是唯一一条让记忆释然的途径。依靠文字，她失而复得生命的自主性。在自主性获得的同时，给记忆加上日期。女儿性的作家虽然在情感类型上不同于一般意义的成人视角：她不会为了理性的结构框架牺牲她的深切思念、细腻情感、悲凉情意，但是，她并非不在意结构。甚至比一般意义的成人视角更苦心经营结构的庭园与屋脊。萧红曾经相当在意萧军对她的批评：“结构不坚实。”同样，她也很感激友人的支持：“锡金很喜欢她所写的这些，认为她写得好，希望她尽快写成。”[21]她更是犹疑于自己在结构方面的驾驭能力：当张梅林坦诚地谈到对《麦场》的印象时：“感觉还好。只是全部结构缺少有机的联系。”萧红无奈地说：“我也这样感觉的。但现在为止，想不出其他方法了，就让它这样吧。”[22]可以说，结构问题始终是萧红写作小说时的焦虑。尽管如此，萧红的女儿性中的自主性还是在文字的世界里，尤其在结构的安排上得到了确证。即是说，她在小说的世界里彻底地遵从了自己的意愿：“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一定写得像巴尔扎克或契诃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23]萧红就是不服这个忿儿，在看似淡化结构或散文化的倾向的选择里选择了一种听从心灵存在本身的自主性的叙述。

更确切地说，萧红在小说的世界里自主性地寻找到了适合女儿性的叙述方式：以存在的一种特殊态——淡出的思绪的存在样式即矜持的记忆追溯为叙述方式，进而在儿童性与女性之间往返。这样，又涉及到一组概念的差异：儿童性、女儿性与女性。我认为儿童性主要指生命在初始阶段与身体发育过程密切相关的心理特征。它一端连接着混沌的前生命记忆，另一端连接着生命降生后这个新奇而陌生的世界。它保留了生物的本能，但又诞生着认知能力。女性是与男性相联系又对立的性别上的称谓。它是肉身与灵魂的结合体。它可以从心理学、生理学、社会学等多种视角界定。女儿性则介于两者之间：或者是早熟的儿童，或者不黯世事的女性。它保留了儿童性的自然性和感官性，又生长了女性的抒情性与直觉性、尤其发展了女性的性别意识。但它远离肉而接近灵。

由此，萧红顽固地从小说固有的叙事观念中拯救出那些“离题”的话。萧红在小说结构上的固执与普鲁斯特很有些相似：“当他的问题——不是缺乏构思，而是无法真正动笔——一旦解决，他很清楚必须从哪件事、哪个概念、哪个隐喻入手。在他的小说中，结构和被叙述事件的内容本身难以分开。结构存在于作品的胚胎中，它是不可摧毁的。”[24]按照常规的小说理论，萧红的小说的确一开始就很松散，而且越发展越松散。蒋锡金读完了《呼兰河传》的一、二章竟不知萧红究竟要写怎样的小说。《后花园》《红玻璃的故事》但是，这恰是萧红小说女儿性在文字世界里的特征：不重视事件过程，只看重场景。不倾向于事实报道，只倾向于情绪的变幻。不凸现人物的塑造，只凸现群像的创造。最微不足道的细节最重要（小豆的不哭则已，一哭就震破周围的哭声《莲花池》。翠姨买绒绳鞋。）；最忧伤的情绪最绵延。（全部萧红的文字都浸透了忧伤。）最近乎性格原型的最突出（王婆、小童养媳、金枝、月英等都是在生死场中死的顽强的类型。有二伯、冯二成子、老赵三都是生的挣扎的类型）。而这一切特征都是为了一个目的：萧红执意要在她的小说世界里做一次命运的主人，在回忆过程中让回忆者诞生一个女儿性的自我。当然，这个女儿性的自我只能生存在文字世界里。现实世界无处藏身或迟早毁灭。《红玻璃的故事》是萧红在即将离开这个世界时的口述之作。她讲述了榆树屯最愉快的老婆子王大妈在沙河子屯女儿家偶然间通过外孙女儿的红玻璃花筒窥破了命运的秘密而终于万念俱灰死去。那么，王大妈究竟窥破了怎样的秘密？在小说中，有一笔精心处：

“王大妈失神的那瞬间，想起什么来了呢？想起她自己的童年时代，也曾玩过这红玻璃的花筒。那时她是真纯的一个愉快而幸福的孩子；想起小达儿她娘的孩子时代，同样曾玩儿过这红玻璃花筒，同样走上她作母亲的寂寞而无欢乐的道路。现在小达儿是第三代了，又是玩儿着红玻璃花筒。王大妈觉得她还是逃不出这条可怕的命运的道路吗？——出嫁，丈夫到黑河去挖金子，留下她来过孤独的一生？[25]”

在此，似乎由于“童年时代”的重现造成了王大妈之死。实际上，正是女儿性在这个世界上的丧失并且知晓了女儿性丧失的不可避免或者说必然地被扭曲的母与妻所代替，才放弃了生的欲求。这里的王大妈的悲剧，亦是萧红追求自主性叙述的同时所窥破的自身的悲剧：她的女儿性只能容身在文字里。在现实的天空下，她徒有翅膀，只能低飞。而且，随时都有掉下来的可能。

四

印象性与意向性相结合的语词

萧红的女儿性显在地表现在文字里。或者说，她留下的稚拙而奇巧的文字里无处不闪现出她的女儿性的生命本质。对于萧红的文字之魅力，鲁迅的几个字可以说道出了其中的风采:“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由于萧红的生命形式是忠实于感性化和个性化的感知方式，小说中的语词大多从印象开始，然后再化为意象。在印象中，她常常充满幻想和希冀，然而在意象中，又时而幻灭与哀伤。原因很复杂，但至少有一点有着可靠性：印象性的语词属于物的原初形态；意象性的语词属于物的变异形态。女儿性在物的自然形态里常常忘却自身的存在——因为她被同一为物，而在变异的形态里，常常唤醒自身的存在——因为她变形为女人而不是女儿性的人。所以，除了新鲜和明丽，我以为，晦暗和清冷也是一种色调。下面，我就集中上列举萧红小说的两大类语词：

明丽的印象性语词：主要指语词的描述性含义，多集中在景物上。“草叶、菜叶都蒙盖上了灰白色的霜，山上黄了叶子的树，在等候太阳。”[26]园中开着艳艳的花，有蝴蝶儿飞，也有鸟儿叫。[27]“到六月，窗子就被封满了，而且就在窗棂上挂满着滴滴嘟嘟的大黄瓜、小黄瓜；瘦黄瓜、胖黄瓜，还有最小的小黄瓜纽儿，头顶上还正在顶着一朵黄花还没有落呢。”[28]“三月的原野已经绿了，像地衣那样绿，透出在这里，那里。”[29]这类语词传达出了一种自在生命的欣喜。在小说的构成上，它们主要起到一种构成氛围的作用。

晦暗的意向性语词：主要指语词的引申性含义，大多是物件和场景。大泥坑、大缸、会走的房子、河灯、梆子、红玻璃等这些语词包含着丰富的意蕴，超出了语词自身的含义，指向北中国人的国民性。如常在旱天、在人们麻痹时出乱子淹死猪马人的大泥坑始终都没有人想到填平它，原因是它给当地的居民带来了两条福利：

“第一条：常常抬车抬马，淹鸡淹鸭，闹得非常热闹，可使居民说长道短，得以消遣。

第二条就是这猪肉的问题了，若没有这泥坑子可怎么吃瘟猪肉呢？吃是可以的，但是可怎么说法呢？真正说是吃的瘟猪肉，岂不太不讲卫生了吗？有这泥坑子可就好办，可以使瘟猪变成淹猪，居民们买起肉来，第一经济，第二也不算不讲卫生。”[30]

“大泥坑”的描写显然在来自生活经验的前提下接受了鲁迅的影响。大泥坑是北中国人死寂生活的谈资对象，满足了国民性中的自欺品性。不过，萧红的女儿性没有鲁迅的辛辣，在反讽的叙述中隐含着一种宽容的理解之情：假如没有了无聊的谈资，这些在生死线上挣扎的过客还会有生活的乐趣吗？假如没有了自欺，生活是否更加残酷？

再如，“会走的房子”虽然随时都有倒塌的可能，但沉睡在里面的人不愿醒来，也没有先觉者大声疾呼：并非北中国人将生死置之度外。而是已经没有了可选择性——没有了生的选择，也没有了是死的选择。与其活着死去，不如在在睡梦里死去。

此外，滚烫的“大水缸”意味着人性中的麻木和冷漠和残忍。“河灯”预示着生命的凄美的虚幻之梦。“梆子”泄漏了被压抑的欲望，红玻璃隐喻了绚烂的女儿梦。

当然，无论在印象性语词还是在意向性语词中，萧红都随时表现出一种机智与诙谐，而且还糅合了北中国的方言，更是别有风味。由于选题的限定，在此不再赘言。

结语

女儿性意味着一种天才的局限

萧红的女儿性使她的文字获得了天才的魅力的同时，也面临着局限。即是说：女儿性是女性中最不会作假而且有时因真实而付出了伤害他人也更深地伤害自己为代价的性情。天才是不可抑制地表现了上天赐予的禀赋但局限性更大也无力与现实冲突调和的人。萧红兼具二者的特性。这使得萧红只能写她女儿性侧面目光中的一域：不适合正面全景描写矛盾冲突，尤其不适合做意识形态的说教。《广告副手》《渺茫中》《腿上的绷带》《黄河》《朦胧的期待》等都不是成功之作，因为它们违背了她的性情与限定。她甚至不适合超越自己的地域局限与心灵局限：《马伯乐》虽然实现了在长度上超过鲁迅的心愿，而且，学界认为《马伯乐》是萧红的突破，但一经离开自己熟悉的领地，她总是显得力不从心。

注释

[1]萧军：《侧面》，转引自萧红著《孤独的生活》附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

[2]萧军：《侧面》，转引自萧红著《孤独的生活》附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

[3]萧军：《侧面》，转引自萧红著《孤独的生活》附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

[4]钱理群：《对话与漫游》第59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5]钱理群：《对话与漫游》第77－78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6] 萧红：《呼兰河传》，寰星书店，1947年版，第80页。

[7]萧红：《呼兰河传》，寰星书店，1947年版，第81页。

[8]萧红：《呼兰河传》，寰星书店，1947年版，第80页。

[9]季红真：《萧红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325页。

[10]季红真：《萧红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327页。

[11] 萧红：《王阿嫂之死》，王述编《萧红》，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9页。

[12]季红真：《萧红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329页。

[13] 萧红：《生死场》，上海荣光书局发行，1935年12月初版，第73页。

[14]萧红：《生死场》，上海荣光书局发行，1935年12月初版，第59页。

[15] 人教版《小学语文》第九册，第八课。

[16]萧红：《呼兰河传》，寰星书店，1947年版，第35-36页。

[17]萧红：《呼兰河传》，寰星书店，1947年版，第65页。

[18] 萧红：《小城三月》，《萧红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58页。

[19]萧红：《呼兰河传》，寰星书店，1947年版，第185页。

[20]【法】加斯东·巴什拉著《梦想的诗学》，刘自强译，三联书店，1996年版，133页。

[21]季红真：《萧红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94页。

[22]季红真：《萧红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71页。

[23]季红真：《萧红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325页。

[24]【爱尔兰】塞·贝克特等：《普鲁斯特论》，沈睿、黄伟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81页。

[25]萧红：《红玻璃的故事》，《萧红全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401页。

[26]萧红：《王阿嫂之死》，王述编《萧红》，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9页。

[27]萧红：《叶子》，《萧红全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53页。

[28]萧红：《后花园》，《萧红全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321页。

[29]萧红：《小城三月》，《萧红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36页。

[30]萧红：《呼兰河传》，寰星书店，1947年版，第17页。

本文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4期。

徐妍教授近照

徐妍，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徐妍教授在鲁迅研究、青春文学研究、儿童文学研究等领域都有非常独到的方法和见地，是学生们心目中独一无二的兼具学术气质和古典气质的女神级教师。著有《新时期以来鲁迅形象的重构》《鲁迅论儿童文学》《文学研究的恒与变》等书。

本期编辑：李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