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建安文学谈起:浅析三国历史文化传承的方式?

从建安文学谈起:浅析三国历史文化传承的方式?

随着东汉末期漫长的战乱与党锢，东汉盛行的清谈儒学也随之沉寂，直到建安年间，政局相对稳定，学者、文人逐渐聚集在各集团的领导者身边，文学得以复苏。在这之后，文学得到了空前的完善与发展，形成了一种具有独特魅力的文学风格，而这些风格一直贯穿着整个三国鼎立的时期，直至结束，所以后人统称之为三国文学（196-265）。这段时间中战争和政治严重干涉了文学的发展，这使得三国文学前后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学时期，一种是崇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名教的积极入世是的文学时期，一种是崇尚虚无、自然、无为而治的道家玄学的消极避世的文学时期。这两段时期的分水岭一般是以三国时期最杰出的文人曹植的辞世（232年）来区分的。而前一时期（196-232）中，建安年号持续时间最长，称之为“建安文学”，后一时期（232-265）中，正始年号持续时间最长，称之为“正始文学”。今天我们初步谈论的便是前一时期的文学，即“建安文学”。

“建安文学”的创建者是曹操，曹操出于对文学的喜爱和推崇，从196年移都许昌后，便“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紘以掩之”，广纳文人齐聚麾下。直到204年，曹操攻陷了邺城，便将之作为自己的文化政治中心，全国众多文人“悉集兹国”，集体进行创作，文学史上著名的“建安文学”由此而诞生了。在邺城，文人的高度集中“盖将百计”，超过了此前任何时期，直至唐以前，建安文学都是最庞大的文人创作集团，所谓“彬彬之盛、大备之时”正是形容了建安文学这一旷古盛世。后人李白、杜甫、韩愈等都是建安文学的忠实拥趸。

“建安文学”中透露出的“古直”、“悲凉”、“慷慨”、“遒壮”的文学特征，都是其他时代不能比拟的。

由于曹操的长年征战，远离邺城，“建安文学”的实际领袖是曹丕和曹植，主要核心文人（不包括单纯士人、学者）有王粲、刘桢、阮瑀、陈琳、应玚、徐干、孔融、杨修、邯郸淳、繁钦、仲长统、左延年等（另有远离核心的文人有诸葛亮、秦宓、杨戏、张紘、戴良等不谈）。从196年孔融的加入，到208年标志性人物王粲的加入，终于完成了文人齐聚的“彬彬盛世”，这一盛况一直持续到220年 “建安文学”的领袖及主干相继辞世，它的文学格调也发生了一些转折，所以“建安文学”也被分割为（196-208）、（208-220）、（220-232）三个时期，而每个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特点，分析如下：

第一阶段：208年以前，战争的频繁突发，让百姓悲苦难存，哀鸿遍野，“世积乱离，风衰俗怨”。文人们也大多经历了汉末战乱，感受到了兵燹之灾，创作也多以战乱和忧患为主，尽显苍凉“梗慨之气”。例如：“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王粲《七哀》）；“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蔡琰《悲愤诗》），以及阮瑀的《驾出北郭门行》）描写的母死子弃的惨绝人寰的战争之苦，均是文人们以极其古朴悲凉的直抒胸臆的手法进行白描，让读者触景生情，不由“恨与泪俱下”，“喟然伤心肝”。当然，同期作品中，除了表现上述悲苦，也有表现出文人们期待稳定、忧国忧民的另一面，例如：“瞻望关东可哀，梦想曹公归来”（孔融《六言诗》）；“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骋力”（王粲《登楼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诸葛亮《出师表》），以及刘桢的《遂志赋》等，都表现出文人们渴望和平，积极入世的思想。总体来说，这段时间的诗赋以沧桑离乱为主，也奠定了建安文学的古直、悲凉的文学基调。

第二阶段：208-220年，北方的相对稳定，战争逐渐的减少，邺下文人集团对战争之苦的描述也逐渐淡化，而描述安定祥和的文章诗赋增多。与此同时，曹植也登上了建安文学的舞台，由于出生高贵，也对战争的了解不深，他与曹丕带领着邺下文人集体创作诗赋时，极尽文采的描述着斗鸡走马，饮宴游乐的闲适生活。例如“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揪间……我归宴平乐，美酒斗十千”（曹植《名都篇》）（李白〈将进酒〉曾写“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清歌发妙曲，乐正奏笙竽” （曹丕《孟津诗》）；“有卓尔之殊瑰，超诡异以邈绝”（吴•张紘《瑰林枕赋》）。基本上王、刘、应、徐等人都一起享受过这样的生活，而且都与二曹并写过很多同名诗赋，例如《公宴》、《七诗》、《出妇》等，都属于受命之作，所以词尽华丽，争齐斗艳。但是，各位文人也都有着自己独立的人格和对社会的忧思，且文学领袖曹操偶尔会带着他们经历战争，所以他们的作品的另一面也包含着比之前期更加深刻的悲哀和慷慨。而且曹操本人的文学创作，也走向了颠峰，他的诗赋悲凉而雄壮，凄厉而浑厚，展示了一个伟大的军事家、政治家的雄壮伟志和悲天悯人。曹植在此期的创作，多为慷慨激昂，渴望立挽狂澜，建功立业之作。这一时期，可谓悲凉与慷慨均发展到了极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