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嘭”的一声,“大衣哥”朱之文家的大门被踹开了。
踹门的人说,“他不敢管我……”
朱之文曾说,成名后,他特别累。不知道自己在天堂,还是在地狱。
“大衣哥”朱之文成名后,围绕他的荒诞剧情演了一年又一年。
起初至今,朱楼村村民借“大衣哥文化”欲发家致富。这条致富路是否走得通,暂无答案。最近一两年,随着短视频的兴起,来自村外的多路拍客“挤”在朱之文家门口,妄顾隐私,肆意拍摄,蹭热度赚火力。
4月25日,五一小长假临近,一辆旅游大巴驶入山东单县朱楼村。当天,大衣哥不在家,游客们却乐此不彼,毕竟这趟旅行的最大诱惑力:走,去看大衣哥!
这是继踹门争议之后,“围观大衣哥”的又一个升级版:旅行社组团朱楼村一日游。
“朱楼”
2020年4月15日,两名朱之文粉丝经过一番互相怂恿之后,颇为得意地踹开了朱之文家的大门。
视频显示,男子语气嚣张:“没事,没事,他不敢管我。”3天后,单县警方通报案情:两名涉事男子并非朱之文同乡,且互不相识。在踹开大门拍摄视频之后,二人迅速离开现场。行拘10日,是“粉丝踹大衣哥家门”事件的结果。
为什么没人制止?“为什么要制止?”朱之文的一个“老乡”说出了真相,在村民们看来,发生在朱之文身上的“事故”,其实都是“故事”,“他家被踹以后,来的人更多了。”
在单县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在流行App“知乎”里,有人提出了问题。而一名网友则说,“穷”。
位于鲁西南边缘的单县,从来不是一个富裕的地方。以农业为主的单县,改变不了看天吃饭的事实。年景不好的日子里,劳务输出成为了男人们的选择,而留守在家的女人,则是整天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位于单县以西的朱楼村,同样面临着贫穷的命运,2008年时,全村农民人均纯收入仅有3000元。
然而仅仅3年之后,“大衣哥”的出现,让这个贫困小村,突然有了改变命运的机会。
2011年时,朱楼村42岁的村民朱之文在选秀节目中被著名歌手于文华发掘,并走上了央视《星光大道》的舞台,一路杀到决赛,最终拿下第五名。当年年底,他更是站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与韩红、刘德华等歌手同台。一个穿件破旧军绿色大衣、穷困潦倒的建筑工人,变成了家喻户晓的明星歌手。
与此同时,朱楼村的村口也竖起了路牌,标着“朱之文故乡”。每天,全国各地的粉丝涌入这个小村庄,要看看大衣哥长什么模样。
近些年,短视频平台兴起,邻居们发现,靠拍朱之文的视频发在网上,一个月能挣到过去一年种田的钱。智能手机代替了锄头,朱楼村的村民们离开田地,聚集到了朱之文的院子里。
村里对于这些行为从默许到支持,不仅给朱之文家修了一个公共厕所,还另外安置了一把旅游景点常见的长椅。
从贫穷小山村,到旅游胜地,朱楼村开始“起朱楼,宴宾客”。
“瞎包”
尽管已经成名9年,但朱楼村的人,在背地里形容朱之文时,依然喜欢说他是个“瞎包”。
朱之文出生于1969年,11岁时,父亲因病去世,他辍学回家,帮助母亲照料家庭。家里穷得叮当响,一直到30岁,朱之文仍旧没能娶上媳妇。在农村,娶不上媳妇,就意味着“没本事”,“瞎包”这个词,也由此而来。这种嘲笑,并非完全因为“穷”,有人还认为他“蠢”。
朱之文喜欢唱歌,从小就喜欢,然而和其他人是“爱好”不同,朱之文是“着魔”。村里人都知道,这个一直娶不上媳妇的“二腾得”,买了很多音乐教材,甚至还买了一架二手钢琴。见了面,大家会戏谑地让他“来一嗓子”,背地里,则称呼他“瞎包”、“魔道”。
尽管朱之文最终得到了命运的眷顾,但村里人对于这个得了“狗屎运”的同乡,却并未改变多少看法。
在出名几年发时间里,朱之文为村里实实在在地做了一些好事,捐款3万用来修幼儿园,捐款2万给村里买健身器材,捐款10万解决村里灌溉用电问题,还拿出了50万元给村里修了路。
2015年他的家里堆了一箱子欠条,总金额超过了一百万。然而,他的行为,却并未得到村里人的认可。“‘撮挤’得很”是大家对他的观感。“撮挤”是当地话,意思是小气。
2014年春节,朱之文接受采访时说,村里人认为他这才花了几个钱,九牛一毛,“要想叫俺说他个好,俺庄上一人给买个小轿子车,一人给一万块钱,谁就说他个好。”甚至,因为修路村里给他建的功德碑,都被村民用铁锤砸碎。
功德碑被砸后石头散落一地,就像朱之文被割裂后的生活。
每当他的房子建得漂亮一点,三餐吃得好一点,就会被人说是炫富。当妻子略施妆容,就有人说“越来越像城里人了”。当他下地干活,自己砌墙,又被人说成故意作秀……对于这些现象,朱之文总是沉默以对,甚至主动求和。
但村里人并未觉得有什么不妥,“他是朱之文,一年挣那么多,难道不该出钱?”“‘瞎包’运气好了点,难道还忘了自己是什么人?”
“收入”
不满是事实,但和挣钱不矛盾。
朱之文成名后,作为“大衣哥故里”,朱楼村吸引了众多游客或拍客。外地人的到来,自然也给朱楼村带来了商机。在朱之文家一百米之内,挂着牌子经营住宿的就有四、五家,几个老年人站在自己挂出的“空房住宿”的牌子前,看到陌生人就上去问对方住不住。
朱楼村村民李秀连介绍,“房屋出租”在如今朱楼村,是一个普遍的生意,只要家里有空房的人,都会对外租房。租客都是外地人,他们从外地慕名而来,都想一睹大衣哥风采。
“去年11月,我就把房子租给一个外地来朱楼村搞自媒体的。后来没做几个月,他就走了。今年年初,我又把房子租给了另外一个外地人,一年房租2000多元,他一次性付清。”
而在这个产业链中,“能看到大衣哥”,自然是先决条件。为了满足租客的要求,甚至有房东赤膊上阵,带着租客,前往大衣哥的家中,要求朱之文出来见人。
衣食住行,除了“住”,还有“食”。
自2019年4月开始,在大衣哥家附近,开始出现了卖炸串与饮料的小商户,一位商户老板小娟(化名)介绍,她此前曾在青岛售卖耳环首饰等工艺品,后来听人说起了大衣哥的事,并从中发现商机,又因为疫情原因回到了家乡,便做起了小生意,“之前在青岛每个月挣个三四千块左右,现在在这里卖炸串,一个月可以比之前多挣1000多块,来的人多,卖得也多,还能照顾家里。”
朱之文曾形容,每天自己一睁开眼,就要忙活起来,想多睡一会都不行,唱歌的、写歌词的,借钱的、拍视频的、旅游的、看热闹的…… 不堪其扰,妻子李玉华曾拉住朱之文不给访客开门,朱之文劝她:“人家那么远过来,外面那么冷,饭凉了能吃,心凉了就不好了。”
为了人心不凉,他努力维护每个找上门的利益诉求者。
“菏泽而渔”
曾有人批评朱楼村的人是“涸泽而渔”,村民们不以为然,“我们菏泽人难道还应该去济宁打鱼?”
2018年9月30日,朱楼村村支部书记朱于成,与商人张崇志共同成立“单县大衣哥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法人是朱于成本人。2019年12月10日,朱于成与张崇志两人,再次成立了“单县大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同样100万,法人依旧是朱于成。
朱于成表示,这两个公司均属村办企业。文化传媒公司致力于打造美丽朱楼村,农产品开发公司则是推销朱楼村农产品,“通过文化旅游和推销农产品,把朱楼村打造成美丽乡村。”而张崇志则表示,成立公司的目的,也是为弘扬“大衣哥文化”。“我一再强调,大衣哥文化中的‘文化’这两个字有文章可做,围绕这个文化去做,不要老是想他没有文化,把这个大衣哥的精神,这种无形的东西,把它变成我们财富的动力。”
对于网络上“消费大衣哥”的说法,张崇志也有自己的理解,“如果没有人拍,谁知道大衣哥啊?谁来朱楼?谁知道大衣哥文化?正是这些粉丝们,这些当地村民们的视频,把大衣哥的朴实善良传递给大家了,这就是一个途径,粉丝们应该感谢朱楼村的村民,这些村民把大衣哥真实的生活带给大家了,这就是大衣哥能火起来的主要原因。”
封面新闻记者发现,在这两个以“大衣哥”为名的公司中,朱之文本人均不占股,甚至不担任任何职务。朱于成称,公司名称得到过朱之文本人授权,“我们取得过他的授权,他不授权上级也不会批。”
真实情况几何?封面新闻记者于4月24日至4月28日,先后7次前往朱之文家中,希望能得到朱之文本人的回应。然而,其家却始终大门紧闭。其间,朱之文哥哥曾表示,想要见到大衣哥,需向当地县委宣传部报批。见一个民间艺人,为何会惊动当地宣传部?对此,截止发稿,单县县委宣传部未作回应。
心理学家:农村平均主义导致
生活被割裂,生活被“侵扰”,朱之文为何不反抗?
心理专家朱文波表示,朱之文并未对此没有意见,而是反对无效。“朱之文是一个有多重标签的人,在外人眼里,他是一个农民歌唱家,是明星。但在村里,他只是村里人的老乡,邻居,甚至是‘大侄子’。在我国,平均主义,其实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
朱文波进一步指出,在一个村里,突然有人贫穷乍富,理所当然就会成为其他人眼中的大户,“你是大户,但你也是我的邻居,我的老乡,我的大侄子,所以我用你家两块肥皂,吃你家两个鸡蛋不过分吧?只是这个肥皂和鸡蛋的价格有些高罢了。”
朱之文为何不逃?朱文波认为,这是朱之文本人性格所决定。“他有自己的不得已,可能是故土难离,只有家乡才是他活得最有价值的地方。因此,为了满足自己的心理需求,他只能对其他人进行妥协,他期待用妥协来得到自己想要的生活,尽管付出都不是自己情愿的,但他依然在付出。”这其实是一种困境,“朱之文忽略了最关键的一点,他在拼命妥协,但他并未研究过这样的妥协是否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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