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能源 当代世界：国际能源格局的变化及对中国能源外交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油气勘探开发技术的不断进步，以页岩气、致密油、油砂、深海石油等为代表的非常规能源发展迅猛，改写了全球能源版图。美洲地区在全球能源版图中的地位迅速崛起，中东地区则相对下降，油气开采呈现出“西移”趋势，并对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保障能源安全对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极为重要。面对世界能源格局的深刻变化，中国应继续深入推进“多元化”能源外交战略，在加强与中东国家能源合作的同时，积极布局美洲非常规油气资产，确保自己的能源供应安全。

从“墨西哥湾时代”到“波斯湾时代”

国际能源格局主要指世界上与能源有关的利益主体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在一定历史时期内，通过竞争、合作、谈判等方式在能源的生产、交换、消费和分配等方面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所形成的某种相对稳定或均衡的结构关系。进入石油消费时代以后，石油的稀缺属性决定了石油的供应格局在国际能源格局中居于主导地位。

过去五十多年来，世界石油版图一直以中东为中心。但如果再往前追溯，在波斯湾取得支配性地位之前，是墨西哥湾在掌控着世界石油的中枢神经。就石油供应板块的重心而言，现代石油工业从北美洲东部产生，后重心逐步集中于墨西哥湾，到20世纪中叶开始逐步转移到波斯湾。20世纪70年代初，波斯湾的石油产量开始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石油生产的“心脏地带”。世界石油版图的中心从“墨西哥湾”转移至“波斯湾”用了近30年时间。

现代石油工业于19世纪后半叶萌芽于美国，20世纪上半叶成长于墨西哥湾，并逐渐向世界扩散。1859 年，美国人埃德温?德雷克用蒸汽机驱动的钻机打出世界上第一口有工业价值的石油井，标志着现代石油工业的开端。19世纪70年代，石油生产和贸易造就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垄断企业——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作为20世纪初世界最具有活力的经济体，美国除了继续扩大本土石油开采外，还积极勘探主要集中在墨西哥的国外石油。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工业化的发展使石油需求大增，石油产量也开始井喷。世界石油产量从1859 年近乎空白的水平猛增到1930年的每天400万桶，其中美国的原油产量达250万桶，占当时世界总产量的64%。二战期间，欧洲作为主要战场，石油工业受到不同程度影响，发展滞后。当时世界石油供应板块的中心在北美，石油的贸易主要从北美流向西欧。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美国都在世界石油市场上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由于美国的石油业已从美国东海岸转移到德克萨斯州等墨西哥湾沿岸，因此，这一历史阶段称之为“墨西哥湾时代”。

二战结束后，世界石油工业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石油工业由墨西哥湾向世界各地扩散和转移。事实上，早在20世纪20年代，英国、法国和美国三国组成的联合地质调查组便开始在伊拉克进行石油勘探了。1927年，伊拉克发现了第一个大油田——基尔库克大油田，拉开了中东石油勘探开发的序幕。但二战中断了油气勘探开发，中东石油在当时的世界上并无太大影响。20世纪40年代，中东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等国发现了极其丰富的石油资源，中东开始展现出自己的能源潜力。

美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使美国国内石油需求猛增。虽然美国的石油产量一直到1953 年仍保持在世界石油总产量的50%以上，但仍无法满足国内的需求。从1948年起，美国开始从中东进口石油。与此同时，中东石油产量大幅增加。1947 年世界石油产量4亿吨，中东石油仅占世界石油产量的10%。1972年世界石油产量26 亿吨，中东猛增到世界石油产量的34%，首次超过北美而居世界首位。从能源贸易角度看，1948年美国变成石油净进口国，标志着世界石油供给中心开始从墨西哥湾向波斯湾转移。到1972年，中东石油产量超过美国，大转移过程结束。“墨西哥湾时代”开始步入“波斯湾时代”，中东开始逐步取代美洲，成为世界石油供应中心。

从稳定性上看，“波斯湾时代”与“墨西哥湾时代”不同。在“墨西哥湾时代”，美国一直处于世界能源供应的中心位置，石油增产稳定有序。但在“波斯湾时代”，由于中东地区长期动荡，勘探工作受到影响，石油后备储量不足，产能相对下降。为对抗西方国家对石油资源的控制和掠夺，中东地区主要产油国于1960年成立了石油输出国组织，维护自己的石油主权，并引发了20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冷战结束后，随着俄罗斯、中亚、北非等非欧佩克产区石油产量的增加，欧佩克在世界石油市场中的影响力逐步下降。

西半球“巨型新月储量带”的崛起

冷战结束以后，从全球范围看，由北非经波斯湾、环里海地带到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所形成的巨大“内新月形储油带”构成了全球能源生产的中心区域，蕴藏着世界石油储量的近四分之三和天然气储量的40%，而波斯湾则是这一区域的“心脏地带”。这里的油气资源储量和产量都足以使英国北海、墨西哥湾、拉美和几内亚湾在世界能源供应格局中处于边缘化地位，这一“教条化”的“石油世界观”似乎是不可改变的。由于油气资源的有限性及其分布的不均衡性，围绕石油的开发权和控制权而展开的争夺使得中东成为大国角逐的焦点。

然而，近年来油气勘探开发技术取得的突破释放了美洲非常规能源的开发潜力，似乎正在打破这一看似不可逆转的态势，波斯湾地区在世界能源格局中的地位呈现相对下降趋势。一条新的能源轴线正在显现，它自北向南依次连接着加拿大、美国、委内瑞拉和巴西，重塑了世界能源格局的版图。从地缘分布上看，这一纵贯西半球南北美洲的区域形成了一个新的“巨型新月储量带”。世界油气开采呈现出“向西迁移”的趋势，美国、加拿大、巴西、委内瑞拉等美洲国家正在逐步取代俄罗斯、中亚和中东，成为全球油气开发和供应的热点区域。

变革首先始于美国的页岩气革命。发生在美国的页岩气革命堪称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创新。水平钻井、水力裂压和三维地震勘探技术的突破大幅降低了从页岩层中提取天然气的开采成本，页岩气开始进入大规模商业化勘探开发阶段。据美国能源情报署的数据，2013年美国页岩气产量超过2800亿立方米，是2000年产量的近24倍，页岩气占国内天然气总产量的比重也从2000年的1%提高至2013年的40%，美国已经连续四年超过俄罗斯成为世界最大的产气国。页岩气产量的激增正在推动美国由天然气净进口国转变为净出口国。目前美国用于天然气出口的投资总量已超过1200亿美元，美国能源部已批准七个液化天然气出口基地。此外，按照国际能源署在《世界能源展望2013》中的预测，轻质致密油的开发将使美国在2015年成为世界最大的产油国，日均石油产量可达1100万桶。美国能源部预计，美国境内从技术上讲可以开采的页岩气储量达25万亿立方米，若再加上其他油气资源可供使用200年。

其次是加拿大油砂资源的开发。丰富的油砂资源使加拿大成为仅次于委内瑞拉、沙特的世界第三大石油大国，其储量超过了伊拉克、伊朗和科威特。据美国能源情报署的数据，加拿大石油探明储量为1730亿桶，其中油砂储量为1700亿桶，占加拿大石油总储量的98%。加拿大油砂资源有完整的上中下游开发产业链，2013年加拿大的原油产量为350万桶/日，其中190万桶/日源于油砂，占到国内石油产量的54%，按照目前的产量可以开采100年以上。未来油砂项目的产能会呈现“井喷”态势，按照加拿大石油生产协会的测算，到2020年从油砂中提炼出来的石油产量将达320万桶/日，2030年则会达到480万桶/日。作为重要的非常规石油资源，油砂战略价值将日益凸显。作为世界石油储量前五大国家中的唯一非欧佩克国家，加拿大因不受欧佩克限产政策约束而备受世界瞩目。

再次是巴西的深海石油。2007年以来，巴西在东南沿海大陆架海底盐层之下相继发现深海大油气田，这些蕴藏在海床底下7000米至8000米深处的石油，被称为深海石油或盐下石油。国际能源署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巴西石油资源的剩余可采储量达1060亿桶，其中890亿桶源于深海石油。由于近期将开发近40年来拉美地区最大的深海盐下层里贝拉石油区块，巴西将成为全球主要石油出口国。预计到2035年，巴西石油产量有望比目前增长三倍，达到日产600万桶原油的规模，成为全球第六大石油生产国。目前巴西的产油量排在全球第12位。2013年，巴西政府启动“十年能源发展计划”，预计到2021年石油产量将扩大到500万桶/日，出口量扩大到225万桶/日。

最后是委内瑞拉的重油。委内瑞拉的石油资源蕴藏十分丰富，目前其石油探明储量为2980亿桶，超过了沙特的2660亿桶，排名世界第一。委内瑞拉的大部分探明石油储量位于世界上最大的重油蕴藏区——奥里诺科重油带。据美国能源情报署的数据，该重油带蕴藏的技术可采储量可能超过5130亿桶，但主要是重油、超重油和油砂资源，目前尚不能实现商业化开发。 2005年以来，委内瑞拉国有石油公司开始将奥里诺科重油带分为四个区域、28个区块进行开发，把重油、超重油和油砂资源转换为“合成原油”。囿于开采技术、资金投入上的限制，目前开采规模还较为有限，产量仅能维持在60万桶/日的水平。

对中国能源外交的影响

美洲非常规能源的大规模发现和商业化开采，已经在逐步打破以中东石油为重心的“单极时代”，世界油气供应格局开始进入“多元供应时代”。在供应轴心逐渐西移的同时，能源需求重心加速东移，能源安全出现不同以往的新特点。国际能源格局的深刻调整将对中国能源外交产生重大影响。具体而言，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提升了中国在对俄能源外交中的主动权。美国页岩气革命引发的非常规能源开发热潮加快了全球油气生产中心向西移动和消费中心向东移动的趋势，这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俄罗斯对国际天然气市场的控制力，迫使其更加关注亚太市场。这种变化为推动中俄能源合作带来了新契机。中俄早在2004年就正式签订了天然气战略合作协议，但由于俄罗斯的战略意图摇摆不定，一直不愿与中国签订最终的供气协议。长期以来，欧盟是俄罗斯天然气出口的最大市场，近三分之一的天然气供应来自俄罗斯，其中半数需要过境乌克兰。克里米亚事件之后，美欧对俄的经济制裁以及欧洲寻求进口美国廉价页岩气供应的举措，都让俄罗斯感到不安。对俄罗斯而言，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欧盟最大的替代市场，无疑将使俄的能源出口安全环境得到重大改善。在此背景下，2014年5月21日，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终于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价值4000亿美元、为期30年的天然气供气协议。协议的达成对中俄双边关系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有助于实现中国天然气多元化供应格局。

二是加速了中国石油公司布局北美非常规油气资产的步伐。中国的能源短缺瓶颈决定了寻求外部资源供给是提升中国能源安全的必由之路。在能源“走出去”战略的引导下，中国石油公司积极进入美洲市场，出海步伐明显提速。据国际能源署2014年6月发布的《中国国有石油公司海外投资报告》，2011年初到2013年底，中国石油公司在美国和加拿大的非常规资产并购规模达270亿美元，成果显著。与中东、非洲等地缘动荡地区相比，北美地区政治稳定、法制健全、投资安全系数更高。2013年2月，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斥资151亿收购加拿大的尼克森公司，是迄今为止中国企业在海外最大金额的收购。尼克森是一家全球性能源公司，能源资产包括加拿大的油砂资源、美国的页岩气资源以及北海、西非和墨西哥湾的深海油气资源。此外，中石油集团、中石化集团、中化集团也在美国实现了大笔页岩油气资产的收购，在北美上游资产并购中获得重大进展。这些大规模并购标志着中国石油企业的跨国经营已步入新阶段，开始由单纯的资源导向型企业向具有投资属性的国有跨国公司转变。

三是中国的中东能源政策一定程度上将受到中美油气合作项目的制约。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北美地区成为中国石油公司海外并购的重心。2009年以来中国石油公司海外并购金额的一半以上都投向了北美的油气项目，这一趋势仍在延续。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美国的油气投资越多，中国与伊朗等国家的能源关系受美国的影响就会越大。中国把“鸡蛋”放到美国的“篮子”里越多，受到美国外交政策制约的程度就越高，不确定性也就越大。其逻辑关联显而易见：在违背美国意愿和政策的前提下，中国对伊朗的能源投资会影响到中国石油公司在美国本土的商业并购运作。从程序上讲，中国并购美国本土能源资产需事先取得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批准，而该投资委员会在决策时可能会评估中国与伊朗等国家能源关系的紧密程度。若美国认为中国与伊朗过于亲密，就可能会援引“国家安全例外原则”否决中国在其境内的投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中国中东能源政策的“自由度”。

综上所述，国际能源格局的深刻调整给中国能源外交带来了新的机遇，但同时也造成了新的挑战。石油对外依存度的不断攀升使中国能源安全形势极为严峻复杂，寻找安全、可靠的油气供应来源成为中国能源企业“走出去”的首要任务。在拓展能源供应多元化战略的同时，应从资源、回报和风险三方面综合谋划海外发展战略，趋利避害，实现稳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