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 洪秀全的真面目转

洪秀全在他的诗《父诗》里一遍又一遍地说，惹他生气是死罪，一生气就杀人，大家都跪下来冷静。

洪秀全“走革命道路”的初衷

洪秀全，原名任坤，广东华县人。他的父亲洪景阳是鲁管和邻近村庄的守护者。他家境“清贫，有房产”，在当地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都不错。洪仁坤有两个兄弟。他是三兄弟中唯一以读书求名的。他在国内有着天之骄子的优越地位。7岁进入当地私立学校，14岁被录取为男生。之后连续4次经历17年，未能入学，也就是未能被录取为学生。在他多次未能公开反叛期间，他不止一次担任私立学校教师，教授儿童识字和文化基础知识，这在当时对相当多的老男孩来说是一项不固定的职业。总的来说，收入并不比普通农民好多少，但地位不同。另外，当时有三个广西人说他是“无赖，在日常事务中赌博，救了更多的命，以护送烟草和洋货为生，来往两广，赚得商家的感谢”。如果是真的，更有可能是1844年4月和冯云山旅行后做的。赌博往往是不光彩的，但不是什么大问题。也不是不可能组织别人为商家陪送烟草和洋货，从而获得“龙头”，可以作为活动经费。洪仁坤成气候的时候，他和几个同伙绝对不会说这些不光彩的经历，在祭神和太平军里也不会有人提起。《李秀成告白》没有说洪秀全在造反前做了什么。他可能不明白，也可能知道自己不只是个校长，但他不想说出来。所以这三个广西人提供的材料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明是捏造的。

1837年，洪仁坤第三次落榜。这个总是自视甚高，对自己的人民寄予厚望的人，精神和心理上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回到家，便生了一场大病，“死了七天”后复活，“一切谈何容易”。对于这场病，尤其是《在天空中游荡》，人们根据他和冯云山、洪仁玕的说法做了大量的张文。在我看来，有几个推定:第一，作秀掩盖耻辱；二是在极度复杂的煎熬中内心挣扎；第三，强烈刺激引起的轻度精神疾病；第四，精神活动混杂着幻想和幻想；第五，考虑如何利用迷信来反叛。得了这么重的病，性格自然会有明显的变化，但还没有变成精神病人，不用药物就能治好，生活也不需要别人的照顾。

1842年，他第四次参加考试。出于对考试的极度不满，一起失败的书友冯云山从占星学的角度看到洪仁坤是“异类”、“王者般”的，并极力怂恿他领导谋反。冯的劝导，符合他以前大病初愈时的思想和梦想，所以他放弃了科举仕途的想法。洪仁坤下定决心造反后，说上帝给他起名叫“太平天国大道君泉”，命令他“有时叫洪秀，有时叫洪泉，有时叫洪秀全”。此后，洪仁坤、洪霍秀改名洪秀全。改名字需要费很大心思，秀全一开就是“禾为民王”。简单来说，你考不上学校——考不上秀才，是叛逆的决定性原因。做人民之王，不仅可以实现“等我自己拿天下士子”，还可以“执权抗干坤”，杀光所有我恨之入骨的人。当然不仅仅是叛逆和报复，更重要的是占有和享受:占有一切，“粮为玉食”，“世间万物皆属我”。这些早期的直言表明了洪“走上革命道路”的初衷。

以洪秀全为领袖的上帝崇拜会的成立，其主要思想理论来源是梁阿发的通俗布道《劝导天下》。没有全面系统的介绍基督教教义，偶尔引用中国传统观点来印证圣经。而其中所涉及的一些神学知识，如全能的父、耶稣的救赎、对上帝的专属尊重、非偶像崇拜、天堂的永恒幸福、地狱的永恒苦难等等，都被洪秀全、冯云山借用并不断发酵。从天王府前那幅不伦不类的世界地图可以看出，此时的洪秀全对西方和世界仍然几乎一无所知。他的“向西方寻求真理”是《劝导》中的一些神学知识。在此基础上，他根据自己的需要不断扬弃和注入一些内容，从而建立起以他为领袖的拜神社会。从迷信开始，然后逐渐收紧对追随者的控制，然后发动叛乱，夺取政权，建立了地上的“天堂”。从这个过程来看，洪秀全所创造的对上帝的崇拜，会类似于一种政治邪教。

首先，它宣扬救世主将统治整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世界上所有的邪教领袖都把自己当成救世主。但是他们大多没有或者根本没有时间通过夺取政权，统治全国，统治全世界来宣传。洪秀全显然把这作为核心内容。他宣称，“天上至高无上的老人命令全世界的人都属于我，全世界的万宝都属于我”；他从他的父亲和兄弟那里下了命令，成为“所有国家唯一的上帝”，他是上帝的统一。

二是世界末日论与谋反为官论相结合。为什么是救世主？因为这是世界末日。这也是所有邪教的共同论调。1850年5月，他将末日论具体化，说他是受了神的启示:“道光三十年，我必降大灾于天下，坚信者得救。不信的人必有瘟疫，也没有耕地，没有房屋居住。”相信“天天有吃有穿，无灾无难”的人。1851年永安突围时，进一步开支票，封官愿。凡是踊跃参战的“封丞相、自律、司令、将军、侍卫，至少军队帅，这是代代相传的，龙袍角被带到了中国”。

第三，言行的巫术要求军民毫无保留地服从。洪秀全一开始宣传上帝给了他一把剑和一个印章的思想，然后在圣旨上自称“洪日”，这是一个照耀全世界的红日，要求追随者盲目迷信。受其迷信宣传的启发，杨和萧朝贵先后塑造了一个巫师般的天父、天兄下天堂。两人死后，洪秀全失去了约束，甚至随意谈起“天华”，甚至说“不会有谁”。他还经常在鹅黄色的缎子上写下表达“上帝保佑”的诗，并大张旗鼓地悬挂起来。这种行为是为了不断创造自我神，从而加强对太平军官兵的精神控制。

第四，对参与者的整体控制。洪秀全通过迷信宣传，不仅对教众实行精神控制，而且有一整套对人身、家庭、财产实行全面控制的规则和措施。在叛乱之初，他要求参与者“低价出售自己的财产”，并“出售容易变现并交给公共图书馆的房产”，而不能出售的老房子则被放火焚烧。所以一个人参加，全家都参加，就成了过河卒子，没有任何退路。不久之后，我们每次占领一个地方，就集中精力用锣“讲道理”，所有活着没有逃跑的人，不管愿意不愿意，都收进太平军，也就是完全受到威胁。收藏后，所有财物不上交，甚至藏了五两银子以上。“是恶，即恶，其罪大恶极”；如果21天以上不能背诵天规，无缘无故两次不听“讲道理”，就是违反禁止法的严重犯罪；那些拒绝无条件服从，不愿意被驯服的工具，又抱怨又抱怨的人，叫做“魔心未改”；任何一个受不了晚上开小差的人，都叫“第三夜”；任何违反规则和命令的人都叫“化妖”，以上所有罪行的处理都是砍头。其他许多教条和禁令，包括与丈夫和妻子呆在一起，自律，命令上述公务车辆不要跪在路边，吵闹地聚集，私下讨论军事事务，聚集喝酒，理发和刮胡子...都是“砍头不留”。“叛妖”者，以“点天灯”“分五马”处死。全面严格的管制，使人成为没有家庭财物、没有思想感情、没有人身自由、没有人的尊严的工具。

第五，大量女性应该作为个人的性工具。洪秀全公开造反之前，妻妾众多。要占领小永安，已经有36个人了。进入南京后，每到生日，孟迪恩都会给他献上6个美女；每年春天，孟迪恩还会在13号天津城门口为洪秀全挑选美女。甚至明文规定“一切少妇美人，备天王选”。到太平军战败的时候，天王已经有了88个妻妾。不用说，宫殿里有一张8英尺宽、直的雕花大床。洪秀全因为妻妾太多记不住自己姓什么，就干脆全部数了；并为管教妻妾写了上百首《天父的诗篇》，叫他们背诵，于是这些好女人就成了他放纵的性工具。于是，洪秀全把皇帝和邪教领袖对女性的占有发展到了极致。

《中国天目制》是一篇肤浅的文章

1853年3月，太平军占领南京。原始文件和规定不足以鼓励叛乱，宣传救世主的血统，控制官兵的思想、言行。于是，由洪秀全撰写或主持的《天朝田制》颁布了。20世纪称赞它的专家们，总是对这26个字大做文章，如“耕田有田，吃饭有饭吃，穿衣服有衣穿，赚钱赚，处处不平，不充满温情”，甚至称之为“伟大的反封建纲领”。其实更不用说根本没有实施。单从这份文件的全文来看，那26个字只是窗口词。实际内容是把被占领的农村地区改造成军农教一体的社会。用洪的歪理邪说统一我们的思想，以太平军的小头目为头目，让农民成为战时作战，平时工作的工具。农民上交除了“接管新谷”以外的所有收成，不够配给。也就是说“耕田献田”，这样“立功官等。，会得到世界的奖励”。这是剥夺底层人民的工作。

同时，太平军明确规定“旧社会一切歪门邪道都要肃清”，一切社会风俗、信仰、道德都要肃清。男子、妇女和儿童必须被灌输到军事化的组织系统中，并被彻底工具化。其目的是建立和巩固洪的宝塔统治和剥夺。

在这里，我还想说一说被专家奉为金字招牌的《高级事务新篇章》。这是洪仁玕在1859年做的。他来洪秀全，目的是“谈一谈顿后半生的阴影”。到南京不到20天，就被提拔为干王，军师，成为二把手。这引起了太平军功勋将领的强烈不满，有的故意“用兵求援”，把他放在军中。在这种情况下，他不能装傻。洪秀全也渴望他能迅速展示自己的才华，和平地讨论事情，为将军们服务。所以，他写了这篇一万字的纪念。在香港生活多年的洪仁玕，介绍国外情况，特别称赞英美，形容法、德、俄、日；并借鉴国外，提出了经济、政治、社会等28条建议。虽然《高级事务新篇》中对外国情况的介绍远不如林则徐主编的《四大洲》全面准确，也远不如魏源依据这本书编撰的《海国图册》丰富充实，晚了许多年，但在南京，从提明确建议的角度来说，还是应该受到高度赞扬的。

但如前所述，这并不是洪秀全主动“向西方求实”的产物，而是震慑将领的现实需要。从书中列举一些外国人的名字，说“善待你的兄弟”以示炫耀，尤其是为了说明这一点。洪秀全看了之后认可刻字。直接原因是他为洪仁玕树立威望，说他善于汲取人才的智慧。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是，纪念馆开篇和全文通篇都是“权归一”、“底子强底弱”，即希望天王高度集权，全国各地防止将领谋反的措施符合洪秀全的胃口。尽管如此，洪秀全不仅在几个地方做了眉批，明确表达了不同的意外，还只批准了印发“传圣讯”的纪念纸，供一般官员参考。所以包括李秀成在内的高级将领对《高官新篇章》不屑一顾。更值得注意的是，1862年，洪秀全重新颁布了《中国天目制》，并以此为根本政策文件，否定、至少取消了《学长事新篇》作为参考材料。所以不能因为《学长事务新篇章》的进步内容，就给洪秀全一首优美的赞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