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日 冯昭奎：中国对日方针与中日关系演变

中国对日方针的重要思想是要一分为二看日本。今后中日关系发展可能出现两种前景：一是中日关系“退大于进”，两国关系持续紧张；二是中日关系“进大于退”，中日关系保持缓和趋势。从中长期看，中日关系“进大于退”的可能性将与日俱增。

对日方针中“区分开来”原则的形成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对日工作总方针总政策，是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按照抗日战争开始时就确定的“把广大日本人民和少数军国主义者区分开来”的指导方针，结合战后新情况而制定的。1955年1月，周恩来总理指示，经商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由中联部部长王稼祥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对日政策和对日活动的方针和计划》。1955年3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这个文件肯定了上述对日工作总方针,提出对日政策五点基本原则：反对美国在日建立军事基地，反对重新武装日本和复活军国主义；根据平等互利原则，争取改善中日关系，逐步达到外交关系正常化；争取日本人民，发展中日人民友谊；孤立美国，迫使日本政府改变对中国的关系；间接影响和支持日本人民反美和要求独立、和平、民主的运动。

之后，毛泽东围绕中日关系又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进一步充实了中国的对日方针和战略思想。概言之，中共对日方针和文件的重要思想，就是要一分为二地看待日本，即把广大日本人民和少数军国主义者区分开来，把日本政府反华政策的决策者与可能争取和团结的政党、政治家及政府官员区分开来，把日本与在日本建立军事基地的美国区分开来。这三个“区分开来”原则成为中国对日战略的锐利思想武器。

正是依据“区分开来”原则，“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人民以德报怨，帮助百万日侨重返家园，把数千名日本战争遗孤抚养成人”，特别是对大批日本战俘进行了成功的教育和改造，他们当中很多人参加了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经济建设。但是，要使“区分开来”原则为中国广大民众所接受并非易事。如何运用“区分开来”原则引导广大民众正确看待战后日本，成为战后发展中日关系的重大课题。

同时，在周恩来总理的积极推动下，以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与日本左派和反战势力建立的同盟关系为基础，采取“民间先行，以民促官”方针，积极推动民间外交，克服岸信介、佐藤荣作等日本右派政府对中日关系发展的阻挠，促使两国关系在曲折中不断向前发展。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就是在民间外交的铺垫上实现的，是中国坚持“区分开来”原则的重大外交成果。

中日邦交正常化——基于“区分开来”原则的重大外交成果

进入20世纪7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是苏联威胁的增强使毛泽东认为苏联是主要敌人，而长期陷入越南战争泥沼的美国政府的战略收缩使中国有可能在美苏两霸中争取美国反对苏联。1973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时提出了“一条线”构想；1974年1月，他在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时又提出了“一大片”构想，其目的是要团结“一条线”和“一大片”的所有国家，包括美日在内的国际上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共同对付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扩张势头。这意味着，中国对外战略从既反对美帝也反对苏修的“两个拳头打人”转向改善中美关系、集中反对苏联霸权主义。中国对美日等西方国家的外交政策越来越体现出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但是，当时中国公开的对外言论依然充满了“打倒美帝和苏修”的革命高调，即便在中美关系有所缓和甚至改善的背景下，这一情况也没有改变。另一方面，“中国对外政策、特别是对美政策却正是在这种革命高调中，在不被人注意的潜流下，逐渐发生着重大变化。表面强硬、实质‘务实’构成了当时中国外交，特别是对美外交的显著特征”。

与中美调整关系同步，1972年中日实现了邦交正常化，1978年又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使中日关系前进了一大步。邓小平在访日期间幽默地说：“听说日本有长生不老药，这次访问的目的是：第一交换批准书，第二对日本的老朋友所做的努力表示感谢，第三寻找长生不老药——也就是为寻求日本丰富的经验而来的。”在邓小平倡导下，20世纪八九十年代，实施改革开放的中国积极学习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经验，中日友好关系取得了巨大而务实的进步，日本还成为向中国提供贷款等政府援助最多、最有成效的国家。

冷战结束后中日关系有进有退

1991年苏联解体，世界进入了后冷战时代。由于失去了苏联这一共同目标，日美同盟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陷入了“漂流期”。与之相对，当时中日关系状况仍相当好，比如日本重量级官员只要在历史问题上“失言”，就立即遭到严厉批评甚至被迫辞职；关于历史问题表态较深刻的两个日本首相谈话也分别出现在1993年和1995年，即细川护熙谈话与村山富市谈话，都坦承当年日本发动的战争是侵略战争。一心想利用日本并严防日本为中国所用的美国当然不会听任这种状态持续发展下去。通过树立敌人来纠集同盟国家是美国的一贯做法。随着1996年自民党再次上台，美国大力推动所谓“日美同盟再定义”，其实质就是通过寻找苏联之后的新的“共同威胁”，使一时有些疏离的日美同盟再趋紧密，并继续保持“美主日从”的基本架构。

一般而言，共同威胁是同盟的生命力之所在，共同威胁越明确越强大，同盟的生命力就越强。随着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日益增强以及苏联解体后日本国内政治日趋保守化，日美两国逐步将其共同威胁由苏联置换为中国，日美同盟逐渐从“漂流期”进入“加强期”，中日关系则迅速退步，从“友好期”进入“摩擦期”。特别是在小泉纯一郎执政期间，围绕靖国神社问题，中日出现了激烈摩擦，形成了所谓“政冷经热”的局面。

2006—2008年，在第一届安倍晋三内阁以及其后的福田康夫内阁期间，中日领导人相继开展了“破冰之旅”“融冰之旅”“迎春之旅”“暖春之旅”，推动两国关系明显进步。

2009年9月上台的鸠山由纪夫首相提出了“友爱哲学”“日中友好”“东亚共同体”等外交理念，希望日本“回到立足和倚重亚洲”，并要求美军普天间基地撤出冲绳。2009年12月，日本民主党干事长小泽一郎率领包括140名国会议员在内、总人数达643人的第16届“长城计划”访华团访问中国。“半个日本国会的访华”成为当时中日诸多媒体争相报道的热点，中日友好关系出现了后冷战时代难得的回暖和进步。2010年6月鸠山下台，中日关系的短暂进步成了昙花一现。

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同年9月中日发生撞船事件。2012年9月野田佳彦政府的“购岛”行为更激起了中方强烈反对，中日钓鱼岛主权争端迅速升温。2013年12月安倍晋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加剧了中日关系的紧张态势。2014年11月，中国领导人会见安倍首相，扭转了中日关系日趋紧张的势头，开启了两国关系走向缓和的进程。2015年4月，中国领导人在雅加达应约会见安倍晋三，并于5月会见日本三千人访华团等。显然，中国领导人对日外交的战略思想与实践，对稳定中日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

事实表明，中日关系一个重要特点是，领袖个人的力量显得特别巨大。

中国对日外交面临新形势

为了遏制中国崛起，美国从2010年开始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特别是进入2016年以来，位居西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航运要冲的南海的领土领海争端被美国视为遏制和孤立中国的重要抓手。美国对华政策已经从以接触为主向以打压为主转变，中美矛盾已超越中国与南海声索国之间的矛盾而成为南海局势的主线。2016年7月12日海牙国际仲裁法庭对南海仲裁案做出“最终裁决”前，美国的“里根”号、“斯坦尼斯”号两个航母群气势汹汹地闯入南海海域，中国三大舰队也在南海举行联合军事“演练”，中美在南海海域的军事对峙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面对中国强有力的军事与外交斗争，8月美国的航母群悄悄撤出了南海，中美南海博弈暂时降温。但美国并没有就此罢休，依然伙同日本、澳大利亚等盟国，拉上菲律宾、越南等南海声索国，拽紧新加坡，笼络印度，企图加强对中国的军事围堵。从奥巴马到特朗普，美国的南海政策可能趋于强硬，中美对抗有可能演变成为国际政局最突出、最危险的问题。

日本积极配合美国，蓄意炒作和插手南海问题，即使是在中美南海军事对峙暂时降温之后，日本依然利用“南海仲裁”拨弄是非，成为美国遏制中国的马前卒。其目的在于既帮美国守住其海洋霸权底线，又减少它在与中国存在争端的东海海域的压力，再就是维护被其称之为“生命线”的、经由南海的海上运输线。与此同时，2016年台湾政局发生重大变化，蔡英文就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后一方面拒绝承认“九二共识”，一方面匆匆赶往美国朝贡，甚至表示有意向美军开放可隐匿大量军机的地下防空洞——佳山基地，其实质显然是有意加入美国军事战略体系。2016年7月，美韩不顾中俄等国以及韩国民众的强烈反对，执意要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这意味着如同美国在欧洲部署反导系统威胁俄罗斯一样，美国还要在东亚部署反导系统威胁中俄等国，从而形成从西到东的美制“全球反导天网”。11月，日本和韩国草签了《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补上了美日韩三边军事同盟中缺失的一边——日韩军事关系，企图形成以美日韩军事同盟为主的亚洲版“北约”。

总之，进入2016年以来，中国周边的安全形势更加严峻，中国外交面临新形势。对此，中国对日外交坚持“区分开来”的原则，努力争取日本国内和平主义力量，期待日本坚持战后一路走来的和平发展道路，一再促使中日关系有所“进”。比如，2016年9月，中国领导人在二十国集团峰会上会见安倍首相，指出“双方应该排除干扰，推动中日关系早日回到正常发展轨道”；11月下旬，中日防务部门在东京举行海空联络机制第六轮专家组磋商，一致同意为早日启动运行该机制继续磋商。2016年，日本企业对华投资出现恢复倾向；中国人赴日旅游继续保持强劲势头，中国人在日本的消费占所有外国人在日消费的一半以上，中国有些媒体和网站还发表了许多赴日游客谈论日本之行留下良好印象的文章；日本产汽车在中国的销售额首次超过日本国内汽车消费总额……这些都可视为两国关系“进”的表现。

但安倍政府基于其根深蒂固的右翼政治理念，拉开了与中国全面对抗的架势：在钓鱼岛问题上，继续坚持“不存在领土问题”的顽固立场；在军事上，继续煽动“中国威胁论”，渲染中国在钓鱼岛附近海域新增石油钻井平台将被用于军事目的；在宫古海峡两侧的岛屿上不断增加军力，部署用来威胁中国过往军舰的导弹；自卫队还频频派遣军舰和侦察机监视、骚扰中方的油气田作业，尾随侦察通过宫古海峡进行正常训练的中国军舰和战机。两国政治关系恶化和日媒对中国太多的负面报道，导致日本民众对中国的友好感情降至复交以来最低点。总之，安倍内阁不断地与推“进”中日关系的中方努力反向而行，导致中日关系的“退”大于“进”，中日两国的对抗面日趋扩大、复杂而深刻。

从安全保障角度看中日关系的两种可能前景

所谓安全保障，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最坏的可能做好准备。从安全保障角度看，中日关系可能出现两种前景，第一种前景是“退大于进”；第二种前景是“进大于退”。

中日关系“退大于进”，包含两种可能。第一，以钓鱼岛争端或日本插手南海、台海问题为导火索，中日走向全面军事对抗。第二，中美战略竞争升级，连带中日关系倒退，甚至形成中国与美日及美国其他盟国之间的“新冷战”局面。

中日关系发展的第二种可能前景，是“进大于退”。

美国为了围堵崛起的中国，采取各种手段离间分化中国与周边邻国的关系。中国在应对美国竭力分化离间中国与周边邻国关系以便结成反华军事围堵圈的斗争中，既采取了大力拓展和深化军事斗争准备、深化与俄罗斯的战略协作等措施，也采取了运用硬软实力对美国多年来实施的分化战略实施有效“反分化”的政策。为了防止在南方和东方“两面受‘敌’”，显然需要维持东海方向的缓和，进一步扩大分化战略的实施对象，并敦促在南海问题上动作频频的日本不要“没完没了”。

日本是美国的“铁杆同盟国”，要撬动日美关系难度很大，但并非完全不可能，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巧妙地采取硬软两手，或者说交替地采取所谓“选择性迁就”方法的楔子战略与“对抗”方式的楔子战略，促使日本调整近年来日益升级与中国对抗的立场和政策。当然，对硬软两手的选择和使用频度、力度，必须以对分化对象的国家实力与软肋、战略意志与决心及其跟盟国关系的“亲密”程度的准确判断为依据，如果误判这些事实，可能使中国面临更紧密更强大的对立性同盟的挑战。需要强调的是，安倍当政期间，我们争取日本的目标不宜定得过高，所谓争取日本“全面支持”中国显然是不现实的，我们争取日本的目标宜定得“适度”，即软硬兼施地敦促安倍政府继续维护2014年11月以来两国关系的缓和进程，加强中日在环境、反恐等非传统安全领域乃至“一带一路”倡议下的经贸合作，在此基础上再争取日本同中国进一步缓和甚至改善关系。

为此，需要坚持中国对日方针的三个“区分开来”原则，特别是其中“把日本与在日本建立军事基地的美国区分开来”的原则，抓住日美两国在地理位置、优先战略、相对国力、主流民意等方面所存在的差异，将唯一能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美国与包括日本在内的、企图利用美国向中国多争取一些利益的国家区分开来并区别对待，以利于减少组织起来对付中国的对手国家的数量和力量。如果中日两国利用邦交正常化45周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40周年等重要契机实现领导人互访，增加两国间最欠缺的东西——政治互信，中日关系继续缓和并改善的可能性很大。

在“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思想和外交战略思想的指引下，随着中国的现代化文明水平不断提高，综合国力不断拉大对日本的领先差距，从中长期看，中日关系“进大于退”的可能性将与日俱增。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供本网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