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罗代尔 “我怎么成了布罗代尔的中文译者”

日前，商务印书馆的《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十套样书送到我家。书籍的封面、版式、插图等设计极其精美，令人爱不释手。编辑希望我用讲故事的方式，告诉大家译书的经过及其中的艰辛。盛情难却，我想，不妨讲述一下自己成为布罗代尔中文译者的前因后果。

我退休前在中央编译局，本职工作是把中央领导人的著作及两会文件翻译成法文，按说很难与外国史学名家发生任何交集。然而，太多的机缘巧合让不可能变成可能。

事情要从1978年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接待法国的一个学者代表团，邀我充当陪同翻译。以布罗代尔为首的年鉴派史学是法国学界的骄傲，代表团自然津津乐道地详加介绍。在他们所做的学术报告里，我第一次听到布罗代尔的大名，并得知“文明史”“长时段”“跨学科研究”等新概念。为了把报告中那些陌生的东西翻译清楚，我不得不请报告人在每场报告前专门为我开点小灶。这点“特殊待遇”，让我打开了新视野。但在当时，这些知识与我的本职工作毕竟相距甚远，我并没有作进一步探究的意图和动力。

出人意料的是，代表团副团长雅克·勒高夫对我产生了兴趣，主动邀请我去由他担任院长的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作访问学者。就这样，经编译局同意，我于1982年11月至1983年7月在巴黎进修了9个月。

法方的邀请意图与我的个人愿望有一定的错位。他们可能希望我在高等研究院能与法国学者有更多交流，加深对年鉴派史学的了解。而我当时却一心想提高法语写作能力，以期回国后做好本职工作。

此外，赴法前我已出版了两本译著：布朗基的《祖国在危急中》和阿尔都塞的《保卫马克思》。有关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献资料、研究动态自然也吸引着我的注意力。因此，9个月中，我对年鉴派史学只给予了有限的关注。认真攻读过的两本书至今记忆犹新：勒高夫的《新史学》和孚雷的《史学作坊》。两位作者都是布罗代尔最具影响力的门生，我有幸受到他们的多次宴请。然而说来惭愧，布罗代尔本人的大作，我一本也没有读过。

与布罗代尔唯一的一次见面，要归功于《地中海和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地区》的译者唐家龙先生。一天在巴黎街头偶遇，他正寻找门路，想向作者当面请教几个问题。我便利用自己访问学者的身份，预约了与布罗代尔的会见。可是，我为老唐作了引见后便匆匆告别，并没有参与谈话。领略大师风采的一次极好机会不经意间被我错过，今天回想起来，真是追悔莫及。

与布罗代尔真正结缘，要等到他去世之后的1986年2月。北京三联书店决定出版《物质文明》中译本，邀约施康强和我承担翻译工作。我们感到相当突然，甚至有点胆怯，因为早听说过布罗代尔作品的广征博引和艰涩难懂，深怕三大本巨著落在我们手里成了烫手山芋。可是，在三联书店总经理沈昌文的巧言游说下，又禁不住书中精美插图的诱惑，我们居然皱着眉头领受了任务。

而法国人文科学之家为促进其创始人布罗代尔的著作在国外传播，可谓不遗余力。这家学术基金会特拨经费，邀请施康强、我和夫人张慧君在巴黎逗留半年，以便我们能就近查阅资料和答疑解惑。基金会主任给我们签发了通用借书证，可以在巴黎所有图书馆和博物馆畅行无阻。

布罗代尔的夫人保尔·布罗代尔是我们最好的老师，她的帮助也最直接、最宝贵。她把丈夫生前的工作室腾出来，供我和张慧君居住。除了耐心解答问题外，还经常讲些她先生学术生涯中的趣闻逸事。更加难得的是，我可以随时查阅布罗代尔在法兰西公学讲课的教案。为了讲课需要，他在教案里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把正式出版物中让人费解的语句和段落讲得一清二楚。

通过翻译布罗代尔著作的磨练，我的中译法水平迈上了一个重要台阶。在1990年把《物质文明》译稿交齐后，我没有停下脚步。1991年，应商务印书馆邀请为《地中海》第一卷译稿作通读校订；1992—1994年，与张泽乾合作翻译《法兰西的特性》1—3卷；1995—1996年，和张慧君一起编译史学文集《资本主义论丛》。

就这样，十年时间里，我把这位史学大师的主要著作几乎摸了个遍，用布罗代尔夫人的话来说，我可以“当之无愧”地自称是“布罗代尔的中文译者”。这十年的日日夜夜是我翻译人生中最辛苦、最充实和最富成果的金色岁月。今天回顾二三十年前的往事，看到布罗代尔的著作因获得中国读者的欢迎而再版，我感到由衷的高兴和自豪。

《 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