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潘家峪惨案

潘家峪是河北省丰润县（今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腰带山中的一个山村，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我八路军挺进敌后，奔赴华北战场，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广泛开展人民战争，潘家峪成为抗日堡垒村，成为冀东抗日根据地的中枢。

潘家峪人民的抗日斗争，极大地激怒了日本侵略者，面对潘家峪这座打不垮、攻不进的抗日堡垒，他们惶惶不可终日，必欲除之而后快，丧心病狂地要把潘家峪人民斩尽杀绝。

1941年1月，日本驻唐山部队指挥官，召集丰润日本顾问佐佐木二郎以及遵化、玉田、滦县、迁安、卢龙、抚宁等县日本军官和伪丰润县公署、警备大队、警察所等日伪人员，勾结地方反动地主，策划了血洗潘家峪的阴谋。

1941年1月25日(旧历腊月二十八)，日本侵略者集中了十几个县的3000多日军和2000多伪军，乘着黎明前的黑暗，把潘家峪紧紧包围起来。

太阳刚升起，日、伪军的铁蹄踏碎了潘家峪宁静的清晨。惨案的策划者惟恐跑掉一个潘家峪人，把伪军全部放在四周山上站岗，日军则全部扑进村中，这些全副武装的大和武士们用枪托、刺刀把人们全部驱赶到位于村中心的西大坑。潘凤柱的母亲78岁了，因为走得慢，兽兵一刺刀把老人家当场扎死。

当人们被赶到西大坑的时候，日本兵就开始在潘家大院做杀人的准备了。

潘惠林是村里最大的地主，他的院子也是村里最大的。人们是由后门被赶进大院的，后门开在中院，距离西大坑不过50米，日本兵在这50米的距离内站成两排，端着明晃晃的刺刀，组成了一道刺刀的胡同，人们就在两排刺刀的逼视下，被赶进了院子。

进了院子，人们发现到处都铺满了柴草，上面还浇了煤油， 人们发现事情不好，起了骚动，没进院子的人们便往外涌， 站在门口的日本兵用带刺的铁条，用枪托，用刺刀朝人们乱扎，乱捅，人们都被赶进院子之后，一场血腥的屠杀就开始了。日本人先把西跨院的那道寨子点着了，紧接着全院的大火就起来了，日本人在四周的墙上、平房上和大门洞子上方向人们开枪、扔手榴弹。

当大火烧起来、枪声响起来之后，乡亲们才彻底明白眼前的处境，他们本能地反抗死亡。

大院的各个角落都挤满人群，更多的人们则在各个院子之间奔跑。满地的柴草燃烧起来，腾起冲天烈焰，在烈火浓烟之中，人们辨不清方向，找不见亲人，踏着满地烈火奔突号叫。衣服燃烧着，头发燃烧着，人人都像一个火球在各个院落之间滚动。密集的枪弹扫向人群，飞蝗似的手榴弹投向人群，大院外边的两座小山之上，两架掷弹筒也向大院里发射着炮弹，人们惨叫着成片成片地倒下，汩汩的鲜血流成河，在腾着烈焰的土地上嗞嗞啦啦地淌，很快被烤干，然后又有新的血漫过来。人们的躯体在爆炸声中被撕裂、被击碎，断肢残臂被高高地扬上天空，然后又随着漫天血雨噼噼啪啪地落下来，落进烈火之中。衣服的碎片和飞灰被巨大的烟柱裹挟着旋转着飞上天空，使方圆几十里的村庄都能看见潘家峪上空那浓黑的烟幕，那如纸钱一般飘飘摇摇撒遍青山的飞灰。

在西院，二门后头、厢房前头，日本军官挥舞着战刀朝人们砍去，每砍下一颗头颅，就提起来放在窗台上，大约是要计算自己屠杀的业绩吧，人的头颅把窗台摆满了。

在大门前面的空场上，被打死的全部倒下了，没被打死的也都跑散了，留下三四十个被挤落在地的小孩子，这些都是两三个月，最大也不过一两岁的婴儿，都裹在小被子里，被遗弃在流淌着鲜血、冒着火苗的空地上。这些孩子不懂得眼前发生着什么，更不懂得隐蔽自己，他们只是一齐放开喉咙啼哭，一时间整个大院便响彻了这些婴儿的啼哭声。兽兵们进来，他们提起这些婴儿的小腿，抡起来往二门旁边的一口大石槽上摔，往捶布石上摔，脑浆和鲜红的血溅起来，溅到墙上，溅到兽兵的身上，脸上，很快地，这三四十个婴儿变成了一堆血肉，啼哭声没有了。

大院围墙外边，也横陈着许多尸体，那是在屠杀开始之后，日本侵略者从村庄的各个角落搜索出来的乡亲，无法赶进大院，就在围墙外边屠杀了。大门口对面，如今的潘家峪小学的门前，有40多个儿童被杀死在粪堆上。

距此几步之遥，南岩子下面，有32名妇女儿童被刺刀挑死在小河旁，然后放火焚尸。伴随着杀戮，是日本侵略者对妇女的蹂躏。

六七个日本兵闯进潘保和家，他们先把潘保和与他的两个儿子赶出门外，用刺刀挑死在河沟里，然后把潘保和的妻子和他年仅13岁的小女儿轮奸，轮奸之后也用刺刀挑死。

潘瑞财的妻子被3个日本兵轮奸后，捅进刺刀挑死。

西大坑附近，有30名被挑来给日本人做饭的妇女，被凌辱之后，烧死在菜窖里。潘国业同院住的几个年轻妇女，被日本兵轮奸后杀死，然后把房子点着，连房带尸体一齐烧成焦炭。据幸存者介绍，当时凡有年轻妇女的地方，都发生了强奸、轮奸事件，日本兵往往是见了妇女就轮奸，然后就杀害。因此许多妇女不是死在大院里边而是死在大院外边，死在全村各个角落。

今天仍然健在的惨案幸存者中，绝大部分人都是60岁以上70岁以下的老人，他们当时都是10岁左右的孩子。当他们的心灵还像一张白纸般纯净的时候，他们就遇上了这样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他们幸运地活下来了，但是那火海硝烟，那弹雨和血泊，都深深地烙印在他们的心灵深处。

那一年潘守三13岁，他和8岁的弟弟同父母一起进了潘家大院。那一天，他一家10口人死了7口，这里面包括他的父亲、母亲、大嫂、兄弟和他大哥的3个孩子，这3个孩子大的7岁，小的刚会走路。当时他大哥在唐山市学买卖，二哥在丰润县河头镇给财主扛活，惨案后哥俩赶回潘家峪，一起参加了潘家峪复仇团，都在战斗中牺牲了。

他说：“进大院时候不长，全院的大火就起来了，我父亲抱着我兄弟跑，我在他们后面跑，没跑几步就栽倒了，身上的衣服全着了，我把衣裳脱了，又跑到猪圈那儿，跳进去了，这时枪就响了。人死得忒多呀，把我压在下面，出不来气。我从死人堆里拱进茅房，就叫我爸，他们也往茅房跑，这里比外边安全，我爸刚上猪圈墙， 被日本兵一枪打在脑袋上，当时就死了，我兄弟往南跑，一个日本兵追过来，一刺刀把他挑死在土堆上。”

“茅房里也呆不住，我又跑进已经着了火的东屋，东屋里一个活人也没有 ，有几十个死人，都是刺刀扎死的，顺着门坎子往外哗哗地流血，像开了垅沟似的。日本兵看见我跑进屋里，追过来，我躺在门坎子那儿，在死人堆里装死，当时我浑身是血，谁也分不清是死人是活人。日本兵进屋没找见我，这时就听见有孩子的哭声，我三爷把他的孩子藏在堂屋地下的水缸里，盖上缸盖，寻思那里打不着，我三爷已经被刺刀扎死了。小孩子不知道事儿，他在水缸里叫唤，这一叫呀，日本兵就出去了，到堂屋由缸里把孩子提溜出来，一人一条腿，活活劈死，劈完之后就把尸体顺手一扔，扔在我脸上，那小肉身子还颤呢，温热温热的血流了我一脸。” 那一年潘春12岁，他和大人一起被赶进大院，枪声、手榴弹声轰然响起，很快整个大院就成了一片火海，人们在火海和弹雨中奔突、喊叫。四周的围墙上，几座平顶的厢房上，都站满了日本士兵，这些大和武士们向人群射击、投弹，他们用不着隐蔽身体，甚至用不着瞄准，所有战场上的隐蔽动作都没有用处，他们面对的都是手无寸铁的庄稼人。他在人群中被拥来拥去，险些被踩到脚下成为肉泥。他发现有人穿过已经成为火墙的围栅，向西院跑，他便也像一只小兔子一样穿过这道火墙。穿过火墙他便发现西院正房的堂屋里架着一挺机枪，几个日本鬼子爬在那里，正在换弹仓，他赶紧趴在地上，机枪响起，人们像被割的谷子一样齐刷刷地倒下。

在另一个射击间隙，他跳出来跑进对面的一个猪圈，猪圈里的人已经满了。这时日本兵又把机枪架在猪圈墙上对准猪圈里密集的人群扫射，猪圈顶上也站着几个日本兵，他们往猪圈里扔手榴弹，打枪，把成捆的玉米秸点着推下来，猪圈里一片狼烟血泊，很快，这里的人们大部分被打死。

枪声沉寂了，有七八十个日本兵闯进院子，他们是来检查枪杀的结果。他们用皮靴踩，用刺刀扎，凡是能动一动的人，就补上一枪或者一刺刀。

这样的搜索、屠杀，日本兵反复进行了三次，在最后一次搜索时，天已经暗下来，大院里已听不到人们的呻吟，只有烈火烧裂瓦片的声音噼噼啪啪响成一片。潘春在尸体堆里，靠墙坐着，此时整个猪圈里只剩下他一个人还活着。在厚厚的尸体堆中，用惊恐的眼睛注视着猪圈外敌人的暴行。

当时33岁的潘辅庭，领着10岁的儿子，抱着3岁的女儿，在火海之中左冲右突，一颗炮弹飞来，把他的儿子掀起一人多高，儿子爬起来还是朝他跑，跑到他跟前，对他说：“爸，我的手打两半了。”潘辅庭在二门那里站着，眼看着两边的人都死了，墙头上的日本兵发现他们，朝他们打枪，他拽着两个孩子跑进东院。这时，日本鬼子已经进入大院，搜索活着的人。有人问他：“辅庭老叔你出个方吧，日本鬼子都到跟前了。”他说：“咱们豁着烧死，也不让他们杀了。”他扶起孩子，几步冲到门口，高喊：“咱们没死的顺着火道钻哪，别等着让日本鬼子杀了。”他冲到东院厢房门口，这是个粮房，里边有二三十名乡亲。 他冲进屋里，对乡亲们说：“咱们打开门，大敞四开，日本鬼子要是搜咱们，就和他拼。”乡亲们敞开房门，拿起房里的称杆、称砣、斧子、万民伞，准备和日本鬼子拼杀。日本士兵发现了这屋里的人，朝这里开枪，并试图扑过来，但终因四周火太大， 日本兵无法接近这所房子，房里的乡亲才幸免于难。

屠杀从中午一直持续到傍晚，日本侵略者走了，留下了一片焦土的潘家峪，全村1700口人被杀掉1230人，23户被杀绝，96人受伤，全部财物被抢劫一空，1235间房屋全被烧毁。大院里面，穿堂跨院，房前房后，屋里屋外，有许多亲人立着卧着被烧死。许多亲人被烧成骨灰，有的被烧成一堆焦炭。在安葬亲人时，就有800多人烧得无法辨认。

潘家峪村地处燕山山脉深处的，有着“小吐鲁番”的美誉。86岁高龄的潘守利，是“潘家峪惨案”的幸存者之一。当年他躲在角落里被人压在下面，才得以幸免于难。

1941年1月25日，农历腊月二十八，潘家峪的村民们正在筹备过年，不料日军从四面八方将潘家峪围堵，3000多日军和2000多伪军挨家挨户用枪托、刺刀将村民全部驱赶到位于村中心的西大坑。众多村民逃跑，日军随后又将大家逼进了潘家大院内。

惨案的另一名幸存者潘善增，当年6岁。他记得，村民们进入大院后，门就关了，日本兵开始往院里开枪，扔手榴弹，屠杀从中午一直持续到傍晚，日本侵略者走了，留下了一片焦土的潘家峪，全村1700多口人被杀掉1230人，33户被杀绝，96人受伤，全部财物被抢劫一空，1235间房屋全被烧毁。大院里面，穿堂跨院，房前房后，屋里屋外，有许多亲人立着卧着被烧死。许多亲人被烧成骨灰，有的被烧成一堆焦炭。在安葬亲人时，就有800多人被烧得无法辨认。全村幸存者只有300多人。

惨案发生的第二天，我冀东军分区党政领导率领十二团的官兵来到潘家峪，带来大批粮食、衣服、药品，挨家挨户地慰问、安抚，当时就有12名幸存的潘家峪青年参加了八路军，跨入复仇的行列。

周围22个村庄的乡亲挥泪赶来，捐献出大批苇席和其他物资，帮助潘家峪人埋葬死去的同胞。

唐山市的铁路工人和开滦煤矿的工人也纷纷捐钱捐物，救济受难同胞。

2月5日，抗日民主政府组织四邻村庄的乡亲去清理尸首，由丰滦迁联合县政府主持公葬。从潘家大院扒出的尸体无法辨别姓名年龄，只能在辨认出的男尸身上写个“男”字，女尸身上写个“女”字，童尸身上写个“童”字。其中有的男女也无法辨认， 只能把那些尸骨集中起来，一堆四肢焦肉、肚肠，一堆骨殖，一堆人头。然后，以炕席为棺木，一领席里包一至两个尸体。

公葬是在初春的寒夜里进行的，送葬的队伍由街里走上山麓，把尸体安葬在松柏常青的南山脚下。没有挽歌，没有鲜花和供果，有的是悲愤的长风，沸腾的热血。 血债必须用血来偿还，幸存的潘家峪人庄严宣誓：“一定要向敌人讨还血债，为死难亲人报仇。”

惨案后，日本侵略者把潘家峪周围50里划为“无人区”，拆毁房屋，填平水井， 驱散居民，多次“清乡”、“扫荡”，潘家峪一带笼罩着白色恐怖。但是潘家峪人民不屈不挠，抗日的烽火扑不灭。潘家峪人民更加斗志昂扬，一手拿枪，一手拿镐，坚持了“无人区”的斗争。

3月初，这个村子的20多名青年自动组织起3个“抗日复仇小分队”，积极配合八路军打击日本侵略者，附近村庄的子弟纷纷参加，迅速发展到120多人。

5月9日，冀东抗日斗争领导人李运昌、周文彬、刘诚光、高敬之来到潘家峪，为了悼念死难亲人，在火石营村召开了由各村群众参加的追悼大会。在大会上，冀东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刘诚光庄严宣布潘家峪抗日复仇小分队正式合并组织起来，成立“潘家峪复仇团”。

1942年7月18日，复仇团与八路军冀东军分区十二团战士在迁安县甘河槽设伏，与敌激战5个小时，全歼150名日本侵略者，俘虏100余名伪军，潘家峪惨案的直接策划者——驻丰润日军指挥官佐佐木二郎也被潘家峪复仇团的战士亲手击毙。

1992年组成对日索赔团维权

为了让后辈们记住先辈们经历的苦难，潘家峪村民用各种方式来纪念先辈们的英勇，他们始终觉得应该向日本政府索赔给1230名无辜死难者讨回一个公道。

1992年，潘家峪村民自发组成对日索赔团。

1999年，潘家峪惨案纪念馆建成，潘家峪村也被命名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14年7月13日，潘家峪村以全村的名义，委托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向日本提起索赔诉讼，索赔金额为60亿元。

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首次回应对日索赔诉讼案，认为根据《中日联合声明》第五条，中国人的个人索赔权已然放弃，在法律层面上，原告没有理由提出诉讼请求。

2007年，当时的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也指出：‘日本最高法院就《声明》做出的解释是非法的、无效的’。”

事实上，潘瑞燊曾向当地各级法院提起过诉讼，但始终没有立案。

2014年年3月18日，二战掳日中国劳工及遗属状告日本企业一案已经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正式立案，这也是中国法院首次受理掳日劳工诉日企案。在童增看来，这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路上的重要转折点。

2014年7月21日，河北省丰润县“潘家峪民间对日索赔团”和“潘家峪村民委员会”在北京签署委托授权书，委托“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全权代理潘家峪惨案受害者全体遗属，在中国法院起诉日本政府。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向受害者谢罪，并索赔60亿元人民币。如果顺利立案，这将是中国的二战大屠杀受害者首次通过国内法院集体控诉日本政府。

地方政府和潘家峪村民自1952年起，先后重修遇难者坟墓，树立墓碑、纪念碑和纪念塔，并修建了一座祠堂和一座纪念馆。1995年，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将潘家峪惨案遗址列为“河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998年11月30日，新建的潘家峪惨案纪念馆完工。2006年，中国国务院公布潘家峪惨案遗址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潘家峪惨案纪念馆始建于1971年，1999年新馆竣工开放。陈列面积630万平方米，通过原始照片、实物和影像资料，向世人展示了惨案发生的历史背景、事件经过以及潘家峪人民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惨案留下了西大坑、老槐树、小铁门、南岩子、杀人场潘家大院、殉难同胞的葬墓等遗址，是日本侵略者侵华罪恶的铁证，时刻警示后人“警钟长鸣，勿忘国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