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春的巴黎和会,对北洋政府来说,是一个最重要的外交活动。一战结束,作为协约国的中国,是胜利的一方,想要收回战败国德国所占领的青岛等地。而跟中国一样的战胜国的日本,想要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归到它的名下,而最终日本达到了目的,中国则成为受辱的战胜国。
同为战胜国差距咋这么大呢?看一看参加和会的代表团,你就明白了。
当时的中国有两个政府,一个是国际上承认的北洋政府,另一个是国际不承认广州政府。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组成代表团参与巴黎和会。
代表团自组建就矛盾重重。首先是南北之争,代表团组建伊始,北洋政府就不想与南方政府联合组建,而独自派遣全权代表参会,只以私人关系邀请南方代表。广州政府要求对等组织代表团,最后还在美国的斡旋下,北洋政府勉强任命王正廷为全权代表,作为南方的代表出席和会,一同与陆徵祥赴法。然而广州政府对于王正廷私自接受北洋政府的任命表示不满,最后没有办法不得已才默认。但还心不甘,又派出了伍朝枢赴法参会,结果伍朝枢去晚了,没有发挥作用。
代表团组建之后,又因代表次序发生了矛盾。和会根本没把中国这个战胜国当回事,也没把你当成大国,所以只给两个参会席位,这可给中国代表团泼了冷水,除陆徵祥外,第二全权代表的重要性就突显出来。陆徵祥曾想让王正廷为第二,但遭北洋政府坚决反对,加上陆徵祥会前邀请过多驻外公使参会,也引起轩然大波。
把陆徵祥搞的焦头烂额,而他生性懦弱,处置也不够果断,再加上他们联手发难,致使代表团内部纷争不断,内讧频频。没办法,陆徵祥玩了失终,以退为进,称病跑到瑞士养病。北洋政府不能不管,便提升陆徵祥的地位与权力,而且增加了代表团内部公使们讨论问题时的表决权,这才勉强解决了代表团内部的权力关系,但是内部仍然暗流汹涌。
实际上代表团内部的争执,是国内政治斗争的反映。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和强有力的政府,想在外交上取得胜利是很困难的,而当时的中国,不仅仅是南北分治,就是北洋政府内部,也是派系林立争斗不断,人员更替十分频繁,很难有稳定的、一贯有力的外交政策。正所谓“弱国无外交”。
最后,中国代表团以拒绝签字,完成了使命。消息传到国内,引发了著名的“五四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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