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失孤》的原型：刘德华只演出他一半的悲凉

1997年9月21日后，郭刚堂的生活就一直笼在一张网下。

那天，他两岁的儿子被人拐走。之后，27岁的郭刚堂生活被彻底打乱。他骑着摩托车，车后绑着寻子信息的旗子，天南海北地找。

2015年，刘德华主演的电影《失孤》上映，故事原型就是他。电影上映那天，他也去了电影院。电影开场，刘德华扮演的寻子父亲趴在摩托车上睡觉，满脸沧桑，疲惫不堪，郭刚堂起身，坐在观影厅旁的台阶上，咬着指肚无声地哭。

这位年近半百的父亲说：“束缚着我的东西呢，它就是一个大网，我这一辈子不可能从里面逃脱出来。”

郭刚堂觉得累，这种疲惫感包围他已经很久了。每当有关于他的电视节目播出后，他总是会忙上一段时间。很多人打电话找他，大多是丢了小孩的家长，还有丢牛的，丢马的，丢拖拉机的，丢三轮车的。他太忙了，几乎每时每刻都在接电话。

“全国各地的，你要听各种不一样的语言。有的方言你听不懂，你就要努力地听。因为你要听不明白的话，你又没有办法给他一个判断，反正找你都是有问题才找你。然后他就急于要把他这件事情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拖个三天五天他就会满腹牢骚。”郭刚堂说，有时他会被人埋怨，老郭你是不是成了名人，就不理我们了。

他觉得自己像个垃圾桶，承接了全国前来寻求帮助的家庭的负面情绪。

“我什么事情都干不成，整天就是接电话、回信息，就搞这些东西了。我自己也承受不了，我没有排泄的地方”。

去年，他开的葫芦店关了。曾经有段时间，他没出去找孩子，靠开葫芦店维持生计。他也想着做民间工艺，教残疾人做点手艺，这样也算是回报社会，心里能有点安慰。

可最后，这个想法还是失败了，没多少残疾人找他，找他的还是丢孩子的家长。

“我就像他们的一个主心骨，我要是停下来，他们也会有失落感，而且我们情同兄弟姐妹。”他说，自己一辈子都不会从这件事里出来，“肯定会干一辈子”。

他开始尝试使用新技术。2016年年底，他开了网络直播，每天见一个丢失孩子的家长，讲述一个被拐孩子信息，每次都有几千人观看。白天骑摩托车，晚上做直播，还是累。郭刚堂说，一开始还可以，时间长了就受不了。

2017年春节，郭刚堂把直播停了。在此之前，他的直播已经被封过两三次。郭刚堂觉得是自己的责任。

一次是骑摩托时直播，速度特别快，他事后想想，太危险了；另一次是一位家长发表不恰当言论，播了一会，直播就被停了。

他觉得自己驾驭不了，家长们对着镜头，总是克制不住悲痛，说着说着就开始哭，郭刚堂只好劝。有次他劝了十几分钟，才让一位家长平复下来。

这一年，郭刚堂还忙着做天涯寻亲的网站，这个组织在2014年成立，起初聚集的都是寻子的家长。

十几年的骑行路上，他收集了上万条失踪儿童的信息，想着做一个天涯寻亲数据库，把这些丢失儿童的信息全部纳入。后来，数据库的范围还扩展到老年痴呆、健忘、精神病和离家出走的叛逆少年。

现在，网站跟全国志愿者、出租车、救助站合作。郭刚堂惊喜于新技术的能量。前几天，河南台前一位老人走失49天，他的家人把数据上传了平台上，两分钟后，就在一家救助站找到了这位老人。

“我们等于把社会有效的资源，进行了融合，不是说郭刚堂去做什么了，我做，我能做多少？”他说。

寻子二十年，郭刚堂的线索只有一个，孩子左脚上有块小小的烫疤。他就凭着这条线索，大海捞针。

儿子是在山东聊城开发区一条路上被拐走的，那条路连接着农村和县城，后来村子拆迁，建起了崭新的居民楼，郭刚堂一家也分了房。

郭刚堂和妻子曾经重新装修过农村的老房子，准备等着儿子回来，可以有个新家住。但直到村子拆了，儿子还是没找回来。

郭刚堂曾经是村里最能干的青年，上世纪九十年代，一天就能挣一百块钱。他年轻时爱热闹，也疯过。有次歌舞团下乡表演，他那时十几岁，站台下叫板，说你唱得还不如我唱得好。别人让他上去唱一首，他就唱了《冬天里的一把火》，台下人都鼓掌，老板也想挖他走。

他跟妻子张文革是相亲认识的，被人安排着见了一面，脸长什么样都没记清，只记得女孩一头长发，盖过了屁股。媒人问他觉得怎么样，他说还行，就这样结了婚。

结婚后，郭刚堂拿出上学时的日记，想给妻子看，让她更了解他。张文革拒绝了，说嫁了他就认定了他，没必要看。郭刚堂就把日记全烧了。

郭刚堂爱说，妻子很沉静，于是一个说，一个听，有时会彻夜长谈。结婚后不久，儿子就出生了。郭刚堂那时开拖拉机，妻子在家种地。他想着要包下聊城河边的一块地，打造一个民族特色旅游区。郭刚堂说，那是人生里最美好的一段时光。

1997年之后，生活就被彻底撕裂了。

孩子刚丢的时候，他慌乱，焦灼，恨不得满世界找。郭刚堂说，如果是现在，他绝对不会像当初那样找孩子。他会先安慰家人，再配合职能部门，组建亲友团，利用网络和公益组织的力量，一起找孩子，这是漫漫寻子二十年得出的经验教训。

每次离家，妻子目送他离开，他带着两件换洗衣服，一个装满寻人启事的黑色挎包，骑着摩托车就上路了。

《失孤》改编自他的故事，大部分情节都是他的真实经历——在路上遭遇车祸，被人欺凌；在路上撕下其他失踪孩子的寻人启事；每到一个城市、乡镇，他都会去中心地带摆出照片，散发寻子的传单。

他有个小本子，记录下一路上陌生人对他的帮助，流水账一样。

2015年电影上映时，很多媒体采访郭刚堂，他细细说了这些年的经历：睡过桥洞，借宿过寺庙道观；因为怕跟人起冲突误了找孩子，所有的挑衅和嘲笑他都不怎么理会。

只有一次在河北，遇上几个醉汉，对方揍了他几下，又把印着孩子信息的旗子从摩托车上扯下来，在照片上踩了几脚。他推着摩托车走了，又觉得气不过，回头去跟他们打了一架。

还有一次，在大别山，遇上大雨，他跟摩托车摔倒在路边，卡在悬崖旁的水泥桩上。他看着悬崖，想着要不跳下去，一了百了。

接受采访时，郭刚堂说，这种皮肉之痛让他觉得像赎罪，只有在路上，才对得起儿子。

他觉得累，可还得咬牙熬着，“特殊环境下，有时候也想到过（放弃），其实我不是想放弃找孩子这件事情，就是想放弃我自己。你说这个事，我只要活着一天，谁做父母不会想自己的孩子，是吧？”

郭刚堂找儿子，整个家就靠妻子张文革撑着。

她白天做保姆，每个月收入一千多，晚上再去饭店打一份工。张文革常年精神衰弱，直到现在，仍旧整宿睡不着觉。

他们后来又有了两个孩子，孩子大了，上学花钱，张文革觉得愁。“你愿意干什么事业干什么事业去，我现在过日子还喘不过气来。”她说。

张文革聊起被拐的那个孩子，一个人默默流泪，一遍一遍小声念叨，“一定得找到孩子”。

有次郭刚堂和张文革上了一档节目，工作人员跟张文革沟通，想让她说自己不希望郭刚堂再出去，这件事给张文革打击很大，之后她就不愿再上节目了。

2017年初，郭刚堂又出发了，除了找儿子，也要一路收集失踪孩子的信息，跟家长见面。出发前，张文革忽然说不想让他去，她想让郭刚堂多顾顾家里的孩子。“她毕竟是个家庭妇女，面对的就是家里的锅碗瓢盆。”郭刚堂说。

郭刚堂见过太多媒体了，他曾经有次一天接受过十几家媒体的采访，多年的经验让他有了条件反射的回答。他们多次提出这样的问题，可是郭刚堂的回答总是那样。

后来，他们又问了一次，郭刚堂突然情绪有些激动：“你们让我像正常人一样说话，可是看看我的生活，我能够正常吗？”

如今，郭刚堂每天早晨五六点起床，之后就在家边西侧的河边走一走，花一个小时散步，听点知识付费的广播，“现在随着做的事情越来越细化，总感觉自己的能力差得不是一点半点，差得太远太远，也要补充一点东西。”

打理完协会里的事，晚上，他就尽量在家里。他有时会去父亲家里坐坐，有时就在自己家里，看看书，查查资料，“毕竟父母都快80岁了，而且可能年龄大了，说心里话，我真的进了家都不想出去”。

有家企业给郭刚堂赞助了一辆车，车身上装载LED屏，他不用骑摩托车了，也不用在车后插旗子。不过他还没计划好，2018年什么时候再出发去找儿子。

从2016年底到现在，疑似他丢失的孩子有360多个，他都做了编号。他跟不到两百个孩子做了DNA检测，都不是。他把这些数据交给了公安部数据库，“不是我家孩子，那就是别人家孩子”。

2018年，郭刚堂成了山东省的百姓宣讲员。他在电话里跟我聊起了最近写的一篇发言稿，他想要引用原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改编的一首《江城子》。

“十年生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亲情，无处话凄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