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人在广州做了什么 在华非洲人吐槽“小烦恼”:会因“肤色”遇到尴尬 支持中国打击三非

会因“肤色”遇到尴尬 支持中国打击三非

听在华非洲人吐槽“小烦恼”

“非洲人在中国”的生存状况，欧美国家一直很关注。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21日描述了一对加纳、中国跨国夫妻在广州开非洲餐馆的故事，报道说，“很多第一次吃非洲餐的中国人说，很想去非洲旅游，饮食加深了相互的了解”。有德国媒体8月报道说，很多非洲人“梦想破灭”，因赚不到钱、难以融入当地而选择离开中国。今年5月，一部中国某洗衣剂生产商拍摄的“黑洗白”广告差点还让一些西方媒体试把“种族歧视”的帽子扣在中国人头上。非洲人在中国的生存状态和他们内心的真实感受到底如何？《环球时报》记者近日采访了生活在北京、义乌、广州的非洲人以及中外学者，听他们讲述“非洲人寻梦中国”。

北京：“非洲人刚来比较难，但要有耐心”

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追寻着“中国梦”的非洲人多数是较成功的白领或商人。津巴布韦女商人萨曼莎·斯班达原来在津巴布韦销售大码女装，她做的第一笔中国成衣被一抢而空，于是9年前把生意搬到北京。萨曼莎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我在北京生活稳定，这里的一切都让我不想再离开。我居住的小区有很多外国人，我和很多中国邻居是很好的朋友，每天相互打招呼，也会去对方家作客。”2013年6月，萨曼莎成立非盈利性的“欣赏非洲”组织，通过举办“非洲之夜”辩论赛、非洲文化讲座等方式，让更多中国人了解非洲文化和经济，改变以往对非洲的刻板认识。她还想告诉初来中国的非洲人，开始会比较艰难，但要有耐心。

来自南非的穆亚茹帝兹有美国高校的硕士学位，目前在北京一家IT公司做客户经理工作。在中国生活的8年间，他在求职过程中多次遇到闭门羹，一度让他投简历时“不愿贴照片”，担心那样连电话通知面试的机会都没有。前几年，他也遇到过被出租车司机拒载的情况。这让他觉得中国还是有潜在的歧视现象。

据博图英语教育的创始人彼得·慕介绍，他的教育机构已多年不雇非洲外教了，“主要原因是很多中国家长担心他们不能教孩子最地道的英语，尽管英语也是一些非洲国家的官方语言”。彼得·慕说，很多家长认为只有白人才能说地道英语，这与他们认同安格鲁—撒克逊文化有关。但他也表示，曾聘请的非洲外教有的不守时、不遵守公司规定，这也是他不再考虑请非洲外教的原因之一。

来自加蓬的卡拉·帕杜在北京一所大学念工商管理硕士。对帕杜来说，在中国生活两年来遇到不少挑战，“既要克服语言障碍，也要适应文化差异”。有的经历会让她感到不太舒服，比如，有一次她刚进电梯，一个小孩就被她的样子吓哭。但帕杜告诉记者，她有过在中国应聘的经历，并得到和其他人一起面试的机会，只是因为现场应变稍慢一些而没有成功。她认为整个过程是公平的，所以，她对未来如果留在中国发展持乐观态度。

广州：“黑人朋友多忙于赚钱，无暇他顾”

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生金妮来自塞舌尔，她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她在广州待了近5年，当她带着所有资格证书去应聘兼职英语教师时，对方坦诚而又遗憾地表示：“中国家长大多只认白人面孔的英美人，市场也决定了这样的选择，请你理解。”金妮有亲戚在英国，她本人也在英国生活过。她说：“对黑人或外来移民来说，那里的就业环境跟广州有较大差别。我不否认，英国存在隐性的种族歧视，少数族裔的上升渠道有‘天花板’，但像我找兼职语言教师这样的工作不会遭到拒绝。”金妮也曾和在广州的非洲朋友谈到洗衣剂广告事件，大家的第一反应是：“会不会因为中国人对黑人有偏见？”但她留意到，事件发生后，有不少理性的中国民众、学者和有公信力的媒体很快发声，力促减少偏见，要相互尊重。金妮认为，这当然归功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尤其在一线城市，国际间人员往来频繁，大大提高了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总体认识，特别是意识到世界是多元的，每个族群都有属于自己的灿烂文化，都有优缺点，都值得尊重。

谈到非洲人和当地民众确实存在缺乏了解的情况，金妮认为“双方都有责任”，特别是广州的非洲人社区与地方政府和民众的互动仍有待加强。金妮说：“这些黑人朋友大多忙于学习或赚钱养家，无暇他顾。”她相信随着在广州非洲人总体经济地位的提高，这一点会有所改善。

“中国并不存在真正的种族歧视，而偶然发生的歧视现象，则是部分中国人缺乏种族意识以及中外文化差异所致。”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执行主任梁玉成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梁玉成过去6年一直研究在华非洲人群体。据他观察，2011年时长期居住在广东省的非洲人就有5万左右，目前全国有多少还不好估算，“因为公安部门对此问题未有表态”。在华非洲人当中，尼日利亚人占6成左右，其中主要是擅长经商、被称为“非洲犹太人”的伊博族。在合法居住在中国的非洲人中，女性占多数。非法居住者多为男性。在广东的非洲人主要在20岁到35岁之间。

梁玉成说，相对来说，西方人比较准时和高效，而非洲人的特点是热情、平易近人、享受生活、乐观、有创意、不拘小节。他希望，中国人和非洲人能相互了解对方的文化和性格特点。梁玉成发现，很多中国人和非洲人都“活在对对方的想象中”。如非洲人在广州打车，老担心司机绕路多收钱，而中国人总觉得非洲人不守信用。他还强调，在中国，与其他外籍人士相比，非洲人的犯罪率并不高，只不过每次涉及非洲人犯罪的案例更容易被媒体关注。广州的警察曾告诉他，偶尔非洲人也和中国人发生冲突，但从来不动手。

据了解，每年都有一些初次来华的非洲人持短期旅游签证入境广州，然后就撕毁或藏起护照，变身“无国籍人士”，开始在华非法居留，有的后来出了些问题。因此，国内有关部门一直在加强清理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业的“三非人员”。金妮表示，支持广州警方依法打击各种犯罪和违法行为，“无论嫌疑人或非法拘留的人来自哪个国家”。她建议中国能逐步完善外籍人员管理制度，加强对初次入境者的监管。

据了解，非洲商人“逃离广州”的说法有些被夸大。确实有一些非洲淘金者发现，生意不好做了，一方面是中国商品质量提升、价格上涨，另一方面，很多中国人早就把商品带到了非洲，这使他们失去了优势。按照尼日利亚商人里欧·耐格威的说法，他5年前从广州去了义乌，“和广州比，义乌的商品种类更丰富，而且义乌商贸城的规划也好”。

同样，维也纳大学非洲研究教授亚当斯·博多莫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虽然广州拥有中国最大的非洲人社区，但一些非洲商人正从广州转移到义乌。义乌正日渐取代广州，成为接纳非洲人的模范城市。”

义乌：“外籍商友卡增加归属感”

一到义乌火车站，便可以看到站内巨型灯箱广告上塞内加尔商人苏拉的身影。自2007年在义乌扎根、成立贸易公司以来，现年39岁的苏拉已是当地名人。他不仅是义乌非洲人社区的领袖人物，还被义乌市政府选为当地的创业新锐。目前在义乌，约有来自非洲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常驻外商，以及8万多名临时入境客商。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苏拉对义乌赞不绝口，认为义乌帮助他实现了“中国梦”。苏拉的办公室位于义乌国际商贸城附近，覆盖三层楼面，聘请了32名员工。每个月，他平均要为客户采购200多个集装箱的货物并发往非洲。

义乌不仅吸引了大批非洲商人，其对待非洲商人一视同仁的开放态度也引来当地客商的赞誉。来自乍得的36岁商人阿巴卡说：“在义乌，我们和其他来自阿拉伯国家、美国或韩国的外国人一样，没有任何区别。”当地还成立纠纷调解委员会，邀请16名外籍人士做调解员，处理中国商家和外国买家之间的矛盾。16名外籍调解员中，有6名来自非洲。今年7月，义乌还向常驻当地的外商发放了首批“义乌身份证”——外籍商友卡。这让苏拉对义乌更有归属感，他说：“商友卡是非常完美的一个解决方法。”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马恩瑜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义乌以商业为城市发展支柱，浙江的重商传统使得义乌政府对待外商的态度非常好。在义乌的非洲人成分相对单一，以商人为主。”

不过，苏拉也有压力，他说：“我来中国这些年，房租和吃用的东西都在涨价。刚来时每月1200元人民币就可聘请一个员工，现在最少3500元起步。”眼下，他正在为中国厂家到塞内加尔开设工厂牵线搭桥，“一方面，中国公司可以受益于非洲更便宜的人力资源，另一方面非洲也能从中国的技术中获益”。苏拉的计划，反映出更多非洲人正思考着如何把自己的创业和更大的梦想与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