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在中国的互联网上,东部战区某旅新列装的155毫米车载加榴炮在媒体上的公开,一方面引来了对于这款先进装备的关注,另一方面也引发了关于解放军对武器装备的“旧思维”与新装备的争论与思考。
73集团军炮兵某旅车载加榴炮营,每个营下辖两个9门连
当新装备面对旧思维
本周,东部战区第73集团军炮兵旅接装PCL181型155毫米车载加榴炮的消息在互联网上不胫而走。作为2019年大阅兵首次公开亮相的新装备,PCL181型车载加榴炮未来将和更早之前已经开始批量入役的PLZ-05/05A型155毫米履带式自行火炮一起,全面彻底地取代解放军集团军级炮兵的130毫米加农炮和152毫米榴弹炮,成为集团军军属压制火炮中的身管炮兵力量。解放军集团军属炮兵也将在此轮换装之后,成为世界上同级别炮兵部队中装备最精良的作战力量。
由于技术指标高,弹种多,我军的炮兵旅用两种炮兵,完成俄罗斯人6种火炮/自行火箭炮才能完成的功能
73集团军的炮兵旅,在换装PCL181以前,其目标保障营已经列装了ASN无人机和炮兵雷达,值得一提的是,该旅“车载榴炮营”等装备等了三年
总体看来,车载加榴炮由于被称为是“卡车炮”,因此理论上可以运用民用重型卡车的技术甚至现成的产品用于其底盘的设计制造,诸如叙利亚战场出现的很多改造卡车炮使用的就是现成的重型卡车,而诸如日本、越南等一些在炮兵装备研制能力上比较有限的国家在研制卡车炮时,也都会选择直接从国外引进现成的卡车底盘作为火炮的运载平台;加上卡车炮基本不需要研制封闭式的战斗室,并在有限空间内部署各类系统,因此一般认为其研制难度要比履带式自行火炮容易得多。
叙利亚利用战前德国留下的“奔驰”卡车大修线,改造了不少MAN头卡车130炮,前段时间在土叙冲突中表现亮眼
但这种“容易”其实是建立在另一个假定情况之下的,那就是一般认为,除了公路机动能力之外,同口径的履带式自行火炮的性能是要全面优于卡车炮的。这其中既有防护能力、自动装填系统等领域的差异,也有因为火炮系统总重量的差异带来的精度区别。毕竟在火炮系统相似的情况下,卡车炮的重量可能要比自行火炮轻上十几二十吨,对相当后坐力的稳定条件先天就要差一些。
这也正是PCL-181型车载加榴炮不同寻常之处,该炮战斗全重25吨,比起PLZ-05自行加榴炮轻了至少18吨,但在研制时军方对该炮提出的精度要求并没有低于PLZ-05,这一精度上的高要求也让PCL-181的研制过程颇费了一番周折,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外贸155毫米车载加榴炮SH-1型早在2006年就完成了外贸定型,并在不久之后赢得了出口订单,自用型号的卡车炮却要耗费更多的时间完成研制定型和批量生产的准备。为了实现这一精度指标,PCL-181在炮车协同性设计上下了更多功夫,将火炮的后座设计与底盘的结构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制退器、后座机构、助锄、可调节底盘等一系列设计来优化火炮的精度特性,而不仅仅像那些普通卡车炮一样,只是一场火炮与卡车底盘的“拉郎配”而已。在其他角度上,PCL-181的设计也是相当完备,虽然只有半自动装弹机的设计令其在射速方面稍有遗憾,但配合未来解放军在外骨骼等领域的技术进步,如今还是颇为辛苦的弹药搬运工作强度也将大幅减轻。
半自动输弹机,小战士们明显很开心然而就在这皆大欢喜的接装仪式上,一张解放军战士为车载加榴炮挖助锄坑的宣传照片却引发了不小的争议。一来在照片中可以自动放下收起的助锄臂上明确标志着“臂下禁止站人”,解放军战士却正好为了挖掘助锄坑在臂下位置挥汗如雨;二来PCL-181在射击准备中原本不需要挖掘助锄坑,就能正常放下助锄并展开射击作业,紧急状态下甚至不需要放下助锄,火炮仍能够以相对略低的射击精度进行射击。在如此双重的“不必要”之下,不少人的质疑迅速越过了接装仪式上“形式主义”的需要,开始更深一步的“定体问、我陷思”,直接将这一行为上纲上线。
违规作业是逃不掉了作为在接装仪式上的动作,再考虑到接装部队此前长期使用牵引式火炮在进入阵地的过程中,在条件许可下的确需要挖掘助锄坑,并根据土质情况决定是否垫上枕木,再将助锄放下。因此这一动作无论是出于射击条令长期执行的习惯,还是出于稳定火炮射击的考虑,抑或是“为了好看”做出的一个动作,都不至于令人无法理解。而在实际的训练和演习过程中,给PCL-181挖掘助锄坑对于提升火炮精度几乎没有裨益,却要在额外浪费时间,增加火炮展开时间的同时,冒在助锄臂下违规操作的风险。
这种或因旧式装备习惯引发的使用惯性,或因形式好看不必为而为之的情况,在中外军队中都不鲜见,而在解放军中,这些行动在影响战斗力的情况下,往往尤其令人难以接受。上世纪70年代,我国研制定型了第一款自行研制的69式中型坦克,并将其投入量产装备部队,该型坦克具备红外大灯和夜视仪,拥有一定的夜战能力;同时还配备了双向稳定器,具备行进间射击的能力,但因为当时的装甲兵并没有针对新型装备的考核标准,装备了69式坦克的部队既没有使用红外夜视仪作战的考核,也没有行进间射击的考核,以至于部队装备的新装备没有展现出应有的战斗力。而工业部门在技术上“教条主义”,不考虑部队实际使用,诸如不为昼间战斗机的仪表增设荧光条,导致飞机在暗夜条件下无法安全飞行的情况,在我军早期装备研发历史上也曾偶有发生。
新装备未能带来新战法,对于人民军队来讲是老问题,有些40年前就该推行的战术战法,甚至一直拖延到了军改后
对装备,尤其是新装备的了解不够,往往也会影响武器装备的表现,22型导弹快艇在列装部队时,为了防止隐身性极好的导弹快艇在日常航行时因为无法被航行雷达探测到,为每艘导弹艇都配备了可收放的角反射器,但由于部队对于角反射器的认识程度有限,不止一次发生因为没有在演训任务中收起角反射器,导致导弹艇没有产生隐身效果,以至于没有达成预定的目标的情况;而在军改之前,解放军刚开始换装一系列新型装备的时候,不少部队出于对装备的不信任,或者单纯提高训练成绩的考虑,在训练中继续使用已经习惯的非自动操作手段,在测距过程中不使用测距仪,而直接输入已知的参数等等……类似的情况在很多时候就是缺少“现实的毒打”。毕竟对于部队而言,“一切为打赢”在和平时期就体现在演训场上的“争功夺胜”,导调组的扣分和批判,无疑是解决这类训练工作与实战差异的最快方法。
朱日和演习暴露出最大的问题,还是红蓝双方装备一样时展示出来的素质差距当然,在装备设计与使用习惯的问题上产生的各种矛盾,不仅考验工业部门设计制造水平,也是对部队适应高技术现代化装备的一种检测。在这样的争论中,单纯出于技术人员的视角觉得“这都是他们不懂技术,盲目要求所有人按照装备设计进行操作,或者单纯从使用者角度出发,觉得“不合我使用的设计都是坏设计”,对于装备的发展和战斗力的提升都是有害的。设计人员与装备使用人员在装备发展中互相适应,逐渐提升装备研制和使用水平,才是让解放军能够适应现代化高技术战争,并在信息化战争中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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