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传魁 《沙家浜》里的忠义救国军到底是怎样一支部队？

网易系列军统特辑

军统在抗战中之四：军统的别动队——忠义救国军到底是怎样一支部队？

忠义救国军，对于年纪大一些的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样板戏里胡传魁的汉奸部队，而年纪小一点的人，恐怕都是一脸懵逼。其实这是军统在抗战时期组建的敌后武装，尽管这支部队由于人员成分鱼龙混杂，导致军纪口碑并不好，而且和同样活跃在敌后的新四军多有摩擦，但他们的抗日功绩还是不应该被湮灭在历史的烟尘中。

图1：军统的直属武装忠义救国军到底是怎样一支部队

从别动队肇始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开始，为了加强组织和领导广大民众参与抗战，蒋介石于9月4日电令在上海成立“苏浙行动委员会”，由戴笠、宋子文、张治中、吴铁城、俞鸿钧、杜月笙、杨虎、钱永铭、刘志陆、贝祖诒、吉章简、蔡劲军、俞作柏等人任委员，其中戴笠、杜月笙、刘志陆三人为常务委员，戴笠为书记长。

9月7日，蒋介石又限令戴笠和杜月笙“在一个月内，组建万人的别动队游击武装，配合正规军对日作战，在敌前敌后袭扰牵制日军，肃清奸谍”。戴笠本来就有心在军统序列里组建武装，杜月笙也愿意借机扩充势力，因此在投身抗战的感召下，经国民党苏浙行动委员会的大力宣传和发动，众多工人、学生、教员、失业失学青年踊跃参加。

至9月底就组成了五个支队和一个特务大队，总兵力1.1万人，总指挥是出身桂系而且和杜月笙同为青帮“悟”字辈的刘志陆，参谋长是原来87师参谋长杨振华。五个支队的支队长分别是何行健、陆京士、朱学范、张邺和陶一珊，特务大队大队长赵理君。除了在上海地区组建的这五个支队外，还在华北地区组成了别动队北方支队，正副总指挥分别是军统的干将王天木和陈恭澍担任。

以前提到这支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时，大多称其主要由上海的青红帮流氓地痞组成。具体来说，在别动队所辖的五个支队和一个特务大队中：除了第一、第二、第三支队的帮会分子较多以外，第四、第五支队以及特务大队基本上都是由军统人员以及受过军事训练的工人和学生组成，而第一支队第三大队，成员大多是张执一、余纪一等共产党人和左翼进步人士，大队长任达就是共产党员。

戴笠为了提高别动队的军事素质，想方设法从各处调来懂军事的精英人才，其中包括：600多名正规军校毕业的尉校级军官、100多名南京中央警官学校毕业生、200多名南京特务处本部的中高级干部，还从正在浦东作战的第8集团军张发奎部队抽调600名班长、副班长作为基层骨干。戴笠注意到别动队成员中有不少青年学生后，还曾先后设立了青浦技术训练班、松江特训班、佘山教导团，专门从别动队的青年学生中选拔人员进行培训。

由于淞沪会战的形势日益紧张，刚刚组建还没经过多少训练的别动队也被紧急派往火线。在沪西、南市、浦东、苏州河两岸及京沪、沪杭两条铁路沿线，维护交通，掩护主力作战与转移，同时以游击战对日军进行突袭、狙杀、侦察、破坏。随着战局的逆转，别动队在苏州河、南市、奉贤和上海县，这支连统一的军装都没有，只装备步枪手榴弹的部队甚至投入了和日军的正面作战，伤亡自然十分惨重，别动队在淞沪会战中的阵亡者超过2700人，几乎相当于别动队总人数的四分之一，受伤也有5000多人，几乎达到了别动队总人数的一半。年底，北方支队也在河北宝坻附近遭到日军合围，全军覆没。

图2：在淞沪抗战中，别动队损失惨重

11月上旬上海沦陷后，别动队第一、第二支队余部在浦东转入敌后游击战，第三支队余部撤入租界继续在军统领导下进行抗日活动，第四支队基本损失殆尽，第五支队余部则化整为零转入地下。

1937年12月，苏浙行动委员会军事组长俞作柏率别动队余部1700余人撤至安徽省祁门县历口镇。1938年1月，第一支队余部由何行健率领经奉化撤至遂安，与军统毛森在浙江江山开办的游击干部训练班在东阳合编为别动队浙东支队。随后，戴笠将安徽和浙江两地的别动队余部统一整编为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教导团，其中在安徽的部队整编为教导第1团，在浙江的部队整编为教导第2团，戴笠兼任总团长，俞作伯任副总团长，负实际指挥责任。

1938年3月，蒋介石又命令戴笠“收容整编流散浦东及沪杭沿线的国军，加强敌后游击工作”，于是戴笠在武汉成立别动队总指挥部，自任总指挥，并立即指派得力干部，深入敌后收容流落在江浙皖沪地区的国军残部，当时日军正忙于组织武汉会战，在这一地区的兵力薄弱，实际控制力并不严，因此戴笠在江浙皖沪敌后收容整训了大批在淞沪会战中溃散的正规军部队，迄4月底，别动队已经发展到五个支队、一个直属大队以及南京行动总队、上海行动总队，连同教导第1团、第2团，总兵力又恢复到一万余人。

图3：别动队总指挥部的标志

为避免与康泽所领导的别动队混淆，更为了扩大社会影响，进一步在沦陷区民众特别是农村及帮会中发展成员，戴笠接受杜月笙的建议，认为别动队本来就不是正规部队，人员构成也有相当部分的帮会人员，所以番号不必太正规，“忠义”远比“革命”、“主义”更能得到没什么文化，也缺乏国家民族意识的普通民众的理解与认同，因此经蒋介石批准，于1938年5月将别动队改称“苏浙行动委员会忠义救国军”，总指挥仍然是由戴笠兼任。不久忠义救国军总部进驻浙江孝丰，后来又移驻安徽广德县王岭。1938年9月，戴笠担心自己直接控制武装会受到蒋介石猜忌，因此主动辞去总指挥的兼职，先后由俞作柏、周伟龙及阮清源担任总指挥，但忠义救国军的实际指挥权始终都牢牢掌握在戴笠手里。

图4：忠义救国军里有不少青帮大亨杜月笙的门徒，而且部队名称中的“忠义”也是杜月笙建议的

在敌后的四方演义

当时在江浙皖沪地区，最主要的有日军、伪军、忠义救国军和新四军等四支力量，上演了一出出精彩的四方演义的活剧。

对于日军，除了少数败类卖国投敌外——1939年2月，忠义救国军第一纵队司令何行健率部投降日军，导致淞沪地区的忠义救国军分崩离析军心涣散，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因此戴笠命令军统上海站对何行健“不惜一切代价，予以扑杀，以儆效尤”，后来何行健被军统人员在上海街头击毙——忠义救国军主要还是坚持同日军展开了顽强的作战。

1938年12月由左翼作家、共产党员阿英主编的杂志曾刊登特稿：“他们无论是农工大众，知识青年，以至於土匪流氓，都集合在忠义救国，抗日复兴的大纛之下。”文章对忠义救国军11月的战果做了统计，一个月内共进行了九次战斗，如某支队从青浦某地挺进昆山京沪线一带，扫荡苏嘉路直达吴江，与日军激战十多次，毙日军百数十人，毁日军车二十辆，破坏公路及铁路二十余里，炸毁铁桥及桥梁十二座；某支队奉命将无锡石塘湾铁路一段破坏，伪汪政府政要车过时即倾覆，预伏的忠义救国军大刀队刹时从山岗后跃出，挥刀乱斩。该役杀日军八十九名，并截获军械子弹军旗刺刀，秘密文件日记照片无数。俘虏日军四名”。——由左翼作家撰写的文章应该是比较客观的描述。

图5：忠义救国军的兵员组成既有工人农民，知识青年，也有帮会分子

在无锡、常州等地的文史资料和地方志中也有不少忠义救国军对日作战的记载：

1938年3月下旬，忠义救国军淞沪特遣支队五支队王寿生、宿元博部在武进至宜兴公路上一夜之间拆毁公路桥21座，把整个武宜公路烧得如同白昼。

1938年夏，忠义救国军淞沪特遣支队在江苏常熟荡口夜袭日军营地，击毙日军30余人。同年11月中旬，淞沪特遣支队十二团王士兰部设下鸿门宴，抓获伪太仓县知事黄颂声后处决。）

1938年10月29日，忠义救国军第十支队尤国桢部袭击伪无锡县县公署特务警察大队部，击毙伪警班长陈鸿寿等3人。

1939年1月28日，忠义救国军第十支队除奸团在苏州观前街击毙汪伪无锡县公署政务警长吴正荣。1月9日，又击毙伪无锡县知事杨寿桐。

……

忠义救国军和日军作战比较著名的有：1938年秋，日军进攻金山县韩家坞，忠义救国军第九支队第四大队姚杏林部500余人与日军激战一昼夜，毙伤日军多人，迫使日军撤退。

1942年1月14日，由戴笠亲自指挥，忠义救国军苏嘉沪挺进纵队对上海展开大规模的袭扰作战，组成纵火、爆破、惊扰、袭击四个队同时行动。纵火队和惊扰队事前潜入市区，分散到市区各处纵火、引燃和燃放鞭炮，造成市内秩序大乱。爆破队则分作两组，一组炸断了京沪铁路真如和南翔之间的路轨，另一组炸毁了沪杭铁路梅家场和萃庄之间的路基。而袭击队则袭击了日军驻沪西的一个炮兵大队，打死打伤日军数十人。这次“除夕行动”震惊中外，当时著名的英文报纸称这次行动“是一次很有效的扰乱行动，显示着上海以外的广大地区都为蒋委员长的部队所控制”。随即日军调集了3个旅团的兵力在苏嘉沪地区开展持续一个多月的大规模报复性“扫荡”，忠义救国军苏嘉沪挺进纵队遭受严重损失，几乎全军覆没。

就连样板戏里就提到胡传魁早年曾经打过鬼子，被鬼子追杀时曾得到阿庆嫂的救助——可见，就是也承认忠义救国军是有过和日军作战的。

图6：很多人对忠义救国军的印象都来自样板戏

对于伪军，关系就比较复杂了，经过工作有的伪军是“黄皮白心”，也就是表面上为日军，暗地里为忠义救国军提供情报和掩护，甚至向忠义救国军提供经济上和后勤补给上的接济；还有的则是和忠义救国军建立了关系，等待有利时机反正。也因为这种敌中有我的复杂关系，一些和忠义救国军有关系的伪军在遭到新四军袭击时常常会向忠义救国军求救，于是就有了伪军和忠义救国军夹击新四军的情况。这也自然成了忠义救国军和伪军勾结的罪证。

戴笠就曾多次指示，进入沦陷区活动，必须要大力开展策反伪军工作，“部队在沦陷区活动，必须抓住一切机会利用伪军，否则部队就陷于敌伪匪(对新四军的蔑称)三面环伺之下，我们就只有挨打，但利用伪军必须保守秘密，免得敌人发觉，使他们受到影响。过去龚国梁、丁锡山的垮台(龚、丁二人因和忠义救国军合作，被日军解除了武装)就是一个教训，而且有些人还会说我们的坏话，当然对你们的部下，也要说清楚，不要什么误会……我们要控制沦陷区，如果不利用这些伪军的力量，这些力量，必然会被别人抓去。”

图7：忠义救国军始终都牢牢控制在戴笠手中

忠义救国军和伪军合作的典型例子有，1941年12月下旬，横山桥伪自卫团团长周德纯和伪清乡大队蒋鼎生二人向忠义救国军提供了常州、苏州、昆山和江阴地区的日军将采取联合行动水陆并进从四面包围夹击焦店地区的忠义救国军，忠义救国军随即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布置，粉碎了日军的围攻，还俘虏了田中新一少佐以下四十多名日军。

到了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夕，和忠义救国军有联系的伪军大大小小有97支，总兵力约70万，几乎占伪军总数的四分之三，其中很大一部分后来都被赋予先遣军的番号，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军接收沦陷区的急先锋。

与新四军则是摩擦不断，由于国民党的反共方针，忠义救国军又活动在京沪杭这个蒋介石的起家宝地，对新四军更是视若仇敌，例如新四军叶飞所部挺进苏州常熟，逼进上海市郊时，忠义救国军杨蔚部就加以阻挠，双方还发生了冲突。此后，忠义救国军在澄锡虞、浙东、太湖及天目山区一带，不断与新四军发生摩擦，破坏中共组织，捕杀中共干部，甚至向日伪告密来借刀杀人。随着抗战胜利的来临，忠义救国军与新四军的对立更加趋于白热化，简直就是势同水火。

忠义救国军和新四军摩擦的原因固然有政治上的异见，不过对于部队成分复杂的忠义救国军基层官兵来说，更多的是为了争夺地盘和人力物力的资源。事实上忠义救国军不但与新四军，就是和国军的正规部队为了争夺资源也常有摩擦，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就不止一次向蒋介石告状。

另外，忠义救国军由于兵员来源复杂，鱼龙混杂，到了敌后，环境艰苦又没有上级的管束，军纪自然难以维持，对游击区百姓的抢掠时有发生。因此在浙西天目山游击区就流传着这样的民谣：“挺伯伯，忠爷爷，二十八军小兄弟”，可见忠义救国军和苏浙皖挺进军、正规部队28军相比，是最为蛮横和军纪涣散的。

1939年11月，戴笠在浙江金华召开了忠义救国军主要干部会议，确定以浙江孝丰、长兴、安吉三角地区为主要根据地，以太湖为中心的江阴、无锡、常熟地区为前进游击区，发动民众，建立情报网络，收容溃散国军，策动伪军反正，捕杀日伪人员，并要求在不增加中央负担的情况下进行整训扩编。另外在上海成立“统一委员会”，由忠义救国军参谋长文强担任主任委员，具体负责情报搜集和策动伪军反正。

1940年3月，忠义救国军全部集中到孝丰进行整训，全军整编为四个纵队、两个行动总队、一个特务大队、一个军官训练队，总共下辖26个大队和2个直属队，总人数近3万，活跃在长江以南以京沪杭三角为重点的苏浙沪皖敌后地区，这一地区也是日军在中国战场最为核心的占领区，忠义救国军能在这一地区坚持抗战，肯定也是很不容易的。毋庸置疑，忠义救国军在这一地区的活动，不但消灭日伪军的有生力量，牵制了日军大量兵力，也振奋了沦陷区民众的抗战信心。

图8：戴笠和忠义救国军军官的合影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忠义救国军兵分四路重新进入宁沪杭地区，第一路苏嘉沪挺进纵队，以原来第三支队阮清源部及淞沪行动总队为基干，活动在太湖以东的苏州、嘉兴与上海之间的地区；第二路澄锡虞挺进纵队，以第一支队郭墨涛部为基干，活动在阳澄湖、常熟、昆山之间的地区；第三路锡武宜挺进纵队，以第二支队文德部为基干，活动在太湖西岸的宜兴、无锡、苏州、江阴之间地区；第四路京丹溧挺进纵队，以南京行动总队为基干，活动在南京、江浦、丹阳之间地区。

不过，由于日伪大力开展“清乡”活动，部分忠义救国军在严峻的斗争面前叛变投敌，再加上与新四军的磨擦中也经常处在下风，忠义救国军损失严重，综合作战能力大为削弱，不得不于1942年底退回浙江天目山游击区重新进行整训。

因此，客观而言，忠义救国军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对日作战还是比较坚决的，把他们说成是与日伪勾结的汉奸部队，显然是不符合史实的。

接受美援鸟枪换炮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在上海的英国驻华情报部门首脑门德内哥罗就是在军统和忠义救国军的救助下逃出上海来到重庆，因此他切身体会到军统游击武装的作用和价值，便提出和中国合作成立中英特种技术合作所，提供武器装备和专家帮助中国组建、训练敌后游击部队。于是，军统随即在重庆沙坪坝建起了中英特种技术合作所，尽管1942年4月这项合作就因为中英双方的意见分歧严重而结束，但是军统却因为这次合作于1942年1月成立了别动军司令部，并且将忠义救国军改称“军事委员会别动忠义救国军”，这可不仅仅是番号上的改变，而是将原来战区下属的“苏浙行动委员会忠义救国军”升格到了直接由最高统帅部下属的“军事委员会别动忠义救国军”，部队级别跃升了一个大台阶。戴笠还从汤恩伯、李仙洲等正规军部队中挑选了部分官兵，充实到忠义救国军，并将忠义救国军扩大到七个纵队，总兵力达到了约5万人。

英国人走了，美国人就来了，1942年5月，美国海军情报署梅乐斯中校来到重庆，经过和戴笠的协商，双方同意成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开展全方位的合作。其中美方对军统下属的武装部队也就是忠义救国军5万人进行全面更新装备和训练，也是合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图9：戴笠和梅乐斯

1943年10月，为了更有效地配合美方的换装和训练，提高忠义救国军的作战实力和指挥效率，戴笠将代理总指挥阮清源调去陆军大学将官班受训，另外由黄埔一期的马志超中将出任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黄埔六期的郭履洲少将任参谋长。

1943年3月，忠义救国军的第一个训练班在总指挥部所在地安徽歙县雄村成立，所以也叫雄村班或第一营地，由戴笠兼任训练班主任，美方教官有三十多人，开始分批轮训忠义救国军官兵，受训内容包括武器使用、爆破、投弹、防毒、拼刺、射击、游泳、通讯、特工、情报、化装、擒拿、搜索、筑城、测绘等科目，每期训练时间约三个月，训练结束后发给柯尔特半自动手枪、M1卡宾枪、汤姆森冲锋枪、火箭筒等美式武器。雄村班是所有中美合作训练班中时间最长的，总共轮训了九期，受训人员共计15885人。

此后，又先后开设了贵州镇远、陕西西安、绥远陕坝、广西南宁、福建华安、福建建瓯、浙江瑞安、贵州息烽、安徽临泉、浙江淳安、广东梅县等十二个训练班，总受训人员超过5万人，除了原来忠义救国军人员外，还组建了65个教导营，为军统扩建武装储备了干部人才。

通过这些训练班，梅乐斯也对忠义救国军有了较多了解，后来在其回忆录中就曾经专门辟出一章，专门介绍了忠义救国军：“除了中美合作所的通常营地和军事单位外，戴将军还悄悄的建立了一支非常特殊的游击部队，称作忠义救国军。……这支部队大半时候都在离上海并不很远之处活动。……日本人充分明白这个地区的重要，因此在珍珠港袭击前四年，便已开始在那边驻扎了大批军力，……但戴将军就在这一地区，维持着他的忠义救国军——一支为数两万余人，穿着制服，极有效力的军队。他们不但与一半以上由日本所供养维持的大批伪军，经常保持联络，而且还一贯的得到他们的协助。至1944年秋，设在距这一异常重要的地区不到一天步行路程的徽州附近的第一营地，便曾训练了约有八千忠义救国军的官兵，还设法供应了他们的枪支。忠义救国军在七年半对日本人的作战活动中，曾经牺牲了一万多人，这批训练的官兵，差不多就补充了这批损失的人数。现在，我们知道，我们对这些部队越多给以训练，越多供以枪支，他们所采取的行动便越多。在十个月中间，他们击毙了将近一万敌人，从这一点就可以证明了他们的效率。这个数字固然还不能与那些在华中受有同样训练的人所有的收获相比，但这个收获已是平均一杆枪杀死一个多敌人，而且这个工作是在中国受到敌人最充分控制的最艰苦地区进行的。”

图10：梅乐斯在戴笠陪同下视察忠义救国军

经过美式训练和装备的忠义救国军，面貌焕然一新，部队战斗力也有了显著提升，1944年起在敌后战场就更加活跃，取得的著名战绩有：

1944年1月12日，忠义救国军第五纵队袭击河南焦作煤矿，毙伤日伪军二百多人，炸毁了主要矿井，迫使焦作煤矿全面停产；

1944年1月21日，忠义救国军一部配合军统平汉路破坏队对郑州黄河大桥发动强袭，将黄河大桥炸毁多个桥孔，造成了严重破坏，日军进行了两个多月的紧急抢修，到3月25日才修复，从而迫使日军在抗战中规模最大的战役“一号作战”整整推迟了三个月；

1944年5月、12月对浙江杭州钱塘江大桥进行了两次破坏性袭击，给大桥造成了严重破坏；

1944年9月至12月，对浙赣铁路沿线进行了大规模破袭，对日军的铁轨、陆基、仓库和物资储备造成了很大破坏；

1944年11月、12月，忠义救国军的空地联络小组引导美军第14航空队轰炸日军目标，不但炸死炸伤日军近千人，还炸毁了日军在湖南宝庆的军需仓库，造成日军进攻广西的部队弹药、被服供应中断，成为日军在占领贵州独山之后被迫撤退的重要原因之一。

蒋介石的“袖珍王牌军”

　　至1944年春，忠义救国军经过整编，下辖有3个纵队、5个行动总队、若干地方支队和独立大队，总兵力3.1万余人，骨干大都是中央军校或警官学校的毕业生，基本都接受了美式训练和装备。主要活动区域在长江以南，以京沪杭三角地区为重点的苏浙沪皖后地区，主要任务是侦察监视日军动向，收集情报；相机策反汪伪军；迎接盟军在东南沿海的登陆。

到了1944年底，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美军开始考虑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因此忠义救国军开始加强备战部署，准备策应美军登陆。在浙江于潜县设立忠义救国军前进指挥所，由总指挥马志超亲自坐镇，主要负责控制京沪铁路、沪杭铁路线、杭甬路西段和浙赣铁路北段；在浙江瑞安县设立忠义救国军温台指挥部，由郭履洲负责，指挥在浙东、浦东、崇明地区的作战；在浙江分水县设立忠义救国军淞沪指挥部，由阮清源负责，指挥在淞沪附近地区的作战；在浙江桐庐县设立忠义救国军鄞杭指挥部，由鲍步超负责，负责指挥在富春江及杭州湾一带的作战；温台、淞沪、鄞杭三个指挥部由马志超统一指挥。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上述三个指挥部逐渐向北、向东推进。尽管国民党当局宣称，这是为应对日军崩溃而采取的预先措施，但毋庸置疑，其中也有防堵中共武装进入京沪杭，使国民党独占胜利果实的企图。

图11：忠义救国军部队的士兵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时，戴笠正和梅乐斯在浙江敌后视察，听到消息，立即命令忠义救国军火速进入上海近郊、浙江杭州和富阳地区，并确保京沪铁路、沪杭铁路沿线交通畅通和安全。

　　日本宣布投降后，中共中央曾准备命令新四军进军京沪杭地区，并发动上海武装起义，从日伪军手中抢先光复上海。因此，国民党当局紧急命令忠义救国军鲍步超所部火速进入杭州，阻止“其他部队”进驻杭州。而忠义救国军其他部队也在早有联系的伪军配合下，迅速光复了温州、海门和崇明，阮清源则率部迅速控制上海近郊，协同周佛海(重庆8月12日已电令任命汪伪政府二号人物周佛海为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所部伪军守备上海市区，并联络日军驻沪部队，阻止中共武装进入上海。最终正是由于忠义救国军的迅速行动，才使上海、南京、杭州等东南地区的大城市全部被国民党军接管。

　　抗战胜利后，全国和平呼声高涨，国民党高层也因为派系矛盾，以及对忠义救国军这支美式装备部队的觊觎，以陈诚为代表提出了裁撤军统所辖武装的动议，为了应对这种不利的局面，戴笠提出了“化整为零”的方案，除老弱病残复员转业外，忠义救国军的其他部队以及军委会别动军、交通巡察部队、中美合作编练的教导营以及汪伪税警总团，合并成立交通警察总局，作为铁道、公路等交通系统的警务力量，负责维护交通。

1946年3月1日，交通部交通警察总局正式成立，下辖18个交通警察总队和1个直属大队，总兵力7万余人，首任总局长吉章简、副总局长马志超、徐志道。在18个总队中，由忠义救国军和军委会别动军改编而成的有第1、2、3、4、5、6、8、10、11、12、13、14等12个总队。

交通警察部队的官兵大都接受过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训练，在抗战期间还积累了一定的实战经验，再加上令人羡慕的全副美械装备，被誉为蒋介石的“袖珍王牌军”，有着“亲信之亲信，心腹之心腹”之称。

图12：忠义救国军在抗战胜利被改编为交通警察部队，因为装备精良，有着“袖珍王牌军”之称

交通警察部队名义上隶属于国民政府行政院交通部，所需经费也是由交通部拨付，但一切内部行政、人事任免、日常军事训练、指挥作战等权力，却是由军统负责，而后勤补给则由国防部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