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12年，上海就依据当时北洋政府颁布的《律师暂行章程》成立了律师公会，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律师同业组织。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5年，上海市律师协会筹备会及法律顾问处开始筹建，次年6家法律顾问处正式对外办公。可惜不久后，律师制度就受到了严重摧残，中断了20多年，直至1979年才恢复重建。
今年是律师制度恢复重建40周年，《法制日报》记者对话上海老、中、青三代律师，回顾上海律师筚路蓝缕、传承发展的精彩故事，记录新时代上海律师勇立潮头、开拓创新的崭新篇章。
传 承
1978年的冬天，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呼声传遍中国大地，被砸烂的公检法司诸机关亟待重建，恢复沉寂20多年的律师制度也被提上日程。1979年4月，上海市委组织部批复同意恢复建立上海市律师协会。
“反右”运动的阴霾尚未散去，律师制度已经中断20多年，重建后的法律人才本就奇缺，又有多少人愿意重新“归队”？
但李国机、倪彬彬、宋文绩等十几位老律师还是回来了，一起回来的还有傅玄杰。
这批人中，只有傅玄杰没有当过律师。
“我们经过了10年动乱，必须要重建法制！”时任上海市律师协会负责人的韩学章律师拿着傅玄杰的档案找到他时，坚定的语气唤醒了他内心深处的记忆。
那是1947年的上海，反饥饿、反内战的呼声振聋发聩，5月20日，京沪等地学生同时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史称“五二〇”运动。
还在读高中的傅玄杰也参与其中。当时，上海的不少游行学生被国民党反动政府关押在曹家花园，众人前去声援时被阻在门外，一个女子赶来，高喊“我是律师，请让我进去”，最终将部分学生保释出来。这个人便是史良，爱国“七君子”之一，新中国首任司法部部长。
这一幕让年轻的傅玄杰热血沸腾，想成为像史良一样匡扶正义的律师的念头，从此在他的心中生根发芽。如今已至鲐背之年的傅玄杰，向《法制日报》记者讲述此事时，依然难掩激动。
他就读史良母校，投身中国法治建设，这个银行家的儿子默默立下志愿。“史良是上海法政学院首届学生，我是最后一届。新中国成立后，这所学校就被并入华东政法学院。”傅玄杰说。
然而，未及毕业，他又参军入伍，奔赴抗美援朝前线，在军事法庭一干就是10年。待到复员还乡时，律师制度已然不复存在。
彼时，上海滩上刚刚重建的律师队伍继而零落。1953年从华东政法学院毕业的倪彬彬，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律师，并曾受司法部指派，担任日本战犯特务头子富永顺太郎的辩护人。在风华正茂之际，这位女律师却因“反右”运动受尽磨难，每天拖着病体清扫街道。
“恢复重建的第一批律师基本是1957年‘反右’从公检法司下来的人，多数已年过半百，历经磨难，仍怀着满腔热忱，传承上海律师匡扶正义、建立法治的使命担当。”同样毕业于华东政法学院，后被召回政法队伍的吴伯庆如是说。
吴伯庆清楚地记得，1982年5月8日到第一法律顾问处报到时，不满四十岁的他，在当时都算是“年轻人”。
一年后，复旦大学法律系恢复招生后培养的第一批法律人才毕业。二十出头的朱洪超成为少数选择律师职业的学生，在第一法律顾问处，他师从倪彬彬，老一辈律师的严谨作风和高要求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律师不仅要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还要协助司法机关正确适用法律。从某种意义上说，律师办好一个案件，往往影响人们对我国法律的看法和态度。”倪彬彬的这段话一直刻在朱洪超心中。
发展
进入80年代，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上海律师业如雨后春笋般，每年都有新变化。身为第一法律顾问处主任的傅玄杰敏锐地察觉到，随着经济政策的不断放开，将来，经济领域必定是律师大展身手的天地。
早在1982年，傅玄杰就拍板决定，在第一法律顾问处设立经济法律事务部，办公室设在上海滩最繁华的南京路永安公司楼上，为企业办理经济诉讼和非诉讼业务，这在全国尚属首例。
“起初经济组加上我，只有3名律师，没有人愿意来。没过两年，这项业务大受欢迎，南京路上各大公司都成了我们的客户，创收也大幅提升，大家挤破脑袋都想进来。”傅玄杰不疾不徐的讲述中，带着些许得意。
资料显示，80年代的上海，财政收入占全国六分之一，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八分之一，出口总值占全国四分之一，在各省市中均列首位，被称为中国计划经济的堡垒。到了80年代后期，中国出现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双轨制，两者不断博弈着，引发许多奇特现象，这在上海表现得尤为明显。
“改革是主旋律，经济体制、科技体制统统要改革，面对陡然变化的市场环境，一些先行先试的举动，便在当时引发争议。”时任第一法律顾问处副主任的吴伯庆也是经济组的一员，他回忆道。
当时出现一批“星期六工程师”，国企的工程师利用业余时间到私企服务，其中有一位北航毕业的工程师，将一项电视机生产技术介绍给另一个厂，收取了一定费用，就以受贿罪为名被提起公诉，经过吴伯庆的辩护，这种行为应被视为技术中介，合理合法，最终免于定罪量刑。
对内加速改革，对外扩大开放，浦东的开发开放让涉外法律服务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需求。1985年，刚从华政民商法毕业的黄绮，被分配到上海外贸学院法学院当老师，除了日常教学外，外贸学院凭借其专业优势下设律师事务所，法学院老师兼职办理诸多涉外商品贸易纠纷。
“律师不只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更是改革开放的参与者、推动者、贡献者。”黄绮说。
与此同时，上海律师体制改革全面铺开：
1984年，全市法律顾问处改称律师事务所；1988年，上海部分律师事务所开始由国办所向合作制转制试点；同年，国内首家以个人名字命名的律师事务所“李国机律师事务所”成立；1994年，上海段和段律师事务所在美国西雅图开设分所，打破中国律师在国际失声的尴尬局面；1996年，律师法颁布，第一次从法律上确定了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的组织形式；2000年底，国资所完成脱钩改制，全部改制为合作或合伙制律师事务所；随着2008年修订后的律师法颁布实施，上海所有律师事务所全部改制为合伙制律师事务所或个人律师事务所……
律师命运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休戚相关。回首这段波澜壮阔的岁月，首位以专职律师身份担任上海律协会长的朱洪超饱含深情：“从法律顾问处到律师事务所，从国家法律工作者到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定位在变，身份在变，始终不变的是党对律师队伍的坚强领导，是上海律师推进国家法治建设、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初心使命。”
未来
不久前，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圆满闭幕。它不仅向世界展示了目前中国的经济市场和法治环境，也为上海乃至中国的律师提供了大量涉外法律服务的机会。
10多年前，朱小苏还在上海外国语大学法学院读书，一门国际贸易法让他对中国律师走出去产生了浓厚兴趣，而教授此课的正是黄绮。彼时，她已经成为一名专职律师，仍在高校兼职授课。
“近年来，中国加入WTO，更多外资‘走进来’，更多中国企业‘走出去’，对外贸易中的法律服务，已经从商品贸易纠纷解决升级到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建立，亟须大量高端涉外法律人才投身律师队伍，参与贸易规则制定，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发展利益。”老师的话燃起了朱小苏成为一名优秀涉外律师的信念。
如今，朱小苏如愿成为一名律师，并入选司法部“全国千名涉外律师人才名单”，他主攻的破产和文化娱乐领域，面临越来越多的涉外业务，诸如跨国企业破产的司法协调、国内外文娱作品引进输出过程中的知识产权纠纷等。
“以前我们是跟着客户屁股后面做业务，现在变成陪伴他们一起去开拓，以后还要引导、鼓励他们做更多的尝试。”朱小苏说。
在传统刑事领域不断进取的年轻律师王思维，同样看重国际化视野。
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如何面对刑事调查；境外或跨境企业在中国犯罪，如何解决境外资产的查封冻结等问题；在海外追赃、追逃、涉嫌犯罪人员劝返等过程中，律师能否作为中立的第三方参与工作，又能发挥什么特定的作用……全球化背景下，刑事律师应该如何顺势而为，是王思维近期在思考的问题。
“尽管这些问题在当前实践中很少遇到，甚至不会遇到，但国际化本身就是上海律师的鲜明特征，律师和律所必须具备国际视野，能与国际同行平等交流合作，才能在日后的业务中具备话语权、发挥影响力。”王思维说。
以专业立身，执业道路才会越走越宽，这是王思维身为上海律师最大的感触。为不断完善专业知识框架，紧跟法律前沿问题，目前，他还在华东政法大学攻读刑法学博士学位，并成为该专业首位从律师队伍中招录的全日制博士。
“用专业拥抱公益”是上海律师另一张名片。在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信访矛盾化解、多元化纠纷解决、群体性和突发事件评估与处理、立法协商、依法行政、参政议政、法治宣传等诸多方面，都出现了上海律师的身影。
40年，于历史长河不过浪花一朵，却足以让婴儿成长为壮年。40年来，具有百年底蕴的海派律师，始终演绎务实创新、开放包容的行业典范，将上海城市精神自然融入到职业中，也将律师的声音融入到时代前进的巨响里。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新时代、新征程，上海律师迎风扬帆再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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