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爱情 卢曼论爱情与婚姻（上）：如何解释诸多不幸婚姻的存在

不论是英国的感伤主义，还是声称贴近自然的18世纪的性科学，都突出了婚姻问题的重要性。经济作为生产领域和家庭生活的分化日益增长，也有助于让家庭从超出自身范围的考虑中解脱出来。早在18世纪，上流阶层家庭就已然失去了其“承载国家”的重要意义。对结婚实行控制的社会结构性理由消失了，什么又能阻挡社会从包办婚姻向爱情婚姻过渡呢？

 

必须从彼此交替强化的两方面，来更清楚地概括革新过程的特征。一方面，其他功能系统的分化而出，使得如今可以不用再把家庭联系当作政治、宗教或经济功能的支撑梁柱。诸功能系统有足够的自治性，可负责它们自己的自我再生产。所以人们能够接受，夫妻通过出生所从属的不同亲属关系，通过婚姻被偶然地联结在一起，相互关联却仅仅在于单个婚姻，而不具备任何超出于此的意义。只是在孩子身上，父母的出生家庭才象征性地融为一体，一旦孩子们结婚又会再次被化简为代表某个新结合的那种狭窄纽带。

这种结合复又远离的过程从社会系统的其他宏观功能脱钩，会造成，甚至会强迫造成一种表象，即家庭在每一世代都要重新建立。不能说在过去时代就完全没有这种表象，但是重新建立的过程如今被置于其自身之上，并且这一过程赋予婚姻在家庭系统中的意义，比起它在老欧洲家庭经济中的意义要远为重要。相应地，配偶选择的合法性依据必须是出于其自身。通过发展爱情这一交流媒介，人们所预备的——然而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正是这个结构转变。语义学已准备停当，其导向有时是婚外激情，有时是家庭生活，有时是修养，现在它就可以履行功能了。

把结婚让渡给无法以社会方式加以控制的偶然的问题，随着社会结构转变而变得越发突出，接过了交流媒介“爱情”再发展的引导权；可以充当语义学相关物使用的，目前却只有amour passion [激情型爱情]，但它虽说不排斥以新的主题丰富自身，却不能解决稳定性问题。能够做到的，只能是在挥霍无度上还要胜过它一筹，而宣布正常人的生活方式根本不受欢迎。这种过度亢奋却始终是一种特殊现象，远不能涵盖人们此后在一种新的、不再仅仅牵涉到小说的意义上称为“浪漫主义爱情”的所有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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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结束时，人们推崇爱情婚姻和婚姻爱情的合一，视之为人类天然完善的原则。这一成就最重要的额外收获之一是，现在不仅双方的婚姻动机，就连被归之于双方的婚姻动机，都相互趋近了。两性的差异减弱——不仅是指双方各自的自身动机，也是关于人们假定对方所应有的结婚理由。在浪漫主义爱情复合体之非同寻常性的庇护下，伴侣双方的预期相互适应；某个爱情事件在外人看来越是离奇古怪，越是明显偏离正常行为，当事人就越能信心十足地交互假定对方有着相同动机。差异和一致被带入一种相互提升的新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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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人们却面临一个问题：如何解释诸多不幸婚姻的存在。不能再仅仅将问题归咎于，孩子们出于财产和等级的考虑才结成婚姻。“浪漫主义爱情”因此必须接过任务，同时去解释婚姻中的幸与不幸。将结婚让渡给19世纪中得以贯彻的浪漫主义爱情，本身又必然对选择发生作用，影响到什么会被当成“浪漫的”来看待和索求。爱情成为择偶的唯一合法理由，所有那些危险的、危及实存的、考验生死的激情要素因此都必须被滤除。留下来的，是对狂热激情的制度化理解，人们假定，这是对于婚姻意愿的某种测试和某种对于幸福的承诺。家庭如今必须在每一代中重新建立。那些如今在一种较空洞意义上所称的“亲戚”，对于结婚和婚姻生活来说更多地被视为潜在干扰，无论如何算不上帮助。父母最多还有间接可能性，让孩子们接触异性变得更容易或更困难。相应地，择偶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也很大。浪漫主义爱情的语义学承担了将此不确定性转化为主观确定性的功能。它充当了对于先见之明的某种魔术性替代。它至少给出了表演形式，有了这些形式，不确定性在交互作用中就能被当成确定性来对待，就能收到为社会所承认并因此成为确定性的效果。情侣被隔离出来还满足了一项功能，即让这个转化过程无需客观化的社会控制就能展开。这里，特殊的社会结构性问题情境反过来又会作用于选择，影响到从爱情语义学的丰富库存中有哪些东西会被提出和再生产。

如果人们将这一情形纳入考虑，即一次爱情声明——如果它真要让人信服——总是会要求第二次声明，就会更清晰地阐明变化。在17世纪它是déclaration de sa naissance [出生声明]，必须明说出来或者以证据表明，情郎是某位王子或以别的方式达到了门当户对的追求者。这在19世纪被婚姻意图的声明所取代。这一附加声明不再关涉于过去，而是关涉于未来；之所以如此，乃因为家庭不再是世代永续，而必须由每一代人重新建立。

如果考虑到导向转向未来的必然性，就会清楚地看到，浪漫派虽说是爱情的宏大理论，本身还是不够的。浪漫派如痴如狂地向非同寻常物喝彩——动机无非是要让结婚摆脱社会和家庭的强制，获得自由。但它很少顾及红尘男女的爱情日常生活，这些人让自己进入婚姻，后来却发现处于咎由自取的尴尬处境。

浪漫主义爱情因此不能成为新出现问题的唯一答案。事实上，1800年之后的时代也出现了其他主题的发展，它们融爱情/性的语义学和立于非浪漫主义基础上的婚姻为一体，也就是说，将其调低到庸常性的音阶上。在塞朗古关于爱情的书中，可以找到这方面的充分证据。在接受以性为爱情的基础的同时，也认可对于此基础的超越。性就其本身而言不过是un soulagement à obetenir: rien de plus [待获取的一剂安慰：仅此而已]，但同时又是爱情本身的维持与提升条件。共生机制在符码内部的功能由此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个体在寻求幸福的表象引领下，服务于人类再生产。为此社会必须在爱情和婚姻中准备好适当形式，以便让最大限度的秩序和自由的组合得以实现。为此，在爱情和婚姻中必须达到一种最好是和平的，无论如何不能过于狂暴、激情化的氛围，而过去的amour passion [激情型爱情]如果说并未被拒绝，也被极大地相对化了；对于完全以之为基础的结婚的社会学批判，在此已有了预先提示。在用于向对方表示要求的概念中，还能找到精英化的评价标准，但已经有了这一表象：对于生活中无法实现其他什么的中流人士来说，爱情就是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