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志明 老兵忆在藏南与印军打仗：刺刀卡在敌人肋间拔不出来

　　在藏南和印度兵打仗

　　庹文汉，生于1943年7月，河北北京中学高二参军，战时服役于藏字419部队155团1营3连。1983年转业回京。

　　程志明，生于1944年12月，北京五中高三毕业参军，战时服役于藏字419部队154团60迫击炮连。1978年转业回京。

　　李兴亚，生于1942年12月，北京三十五中高二参军，战时服役于11师警装连，后随11师转战新疆、兰州军区。1987年转业回京。

　　章其坤，生于1943年10月，北京三十七中高三毕业参军，战时服役于11师33团8连，1970年转业回京。

　　杨战勇，生于1943年2月，北京三十五中高二参军，战时服役于11师32团直属82迫击炮连。1972年转业回京。

　　霍文武，生于1942年3月，北京五中高三毕业参军，战时服役于11师32团直属82迫击炮连。1976年转业回京。

　　1962年7月10日，是河北北京中学高二学生庹文汉19周岁的生日，就在这一天，他接到了入伍录取通知书。北京同批入伍新兵共有100名，来自东城西城十几所中学，大部分是高三应届生，也有个别高二学生。他们响应西藏军区号召，准备到西南边境学习外语，参加边防斗争。

　　古稀之年，回忆起入伍时的心情，庹文汉和他的战友们用四个字概括：“一腔热血”。“我们接受的教育是‘好儿女志在四方’，尽管对西藏的情况一无所知，大家都争着去那个神秘的地方。”

　　69岁的程志明记得，那年七月正在紧张复习准备考大学，“西藏招兵通知一下来，全班90%的同学都报了名”。经过体检、政审筛选，100名品学兼优的学生应征入伍，18岁的程志明感到无上光荣。

　　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当时恰好在北京，接见了百名学生兵，鼓励大家做好吃苦的思想准备，将来大有作为。年轻的小伙子们踌躇满志，并没有想到自己将扎根边疆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更不会料到将在雪域高原参加一场真刀真枪的战斗。

　　枪还没摸 棺材已备好

　　1962年7月13日，在亲友们的欢送仪式中，列车满载学生兵离开北京，大约16日到达兰州。在兰州训练军姿军容队列，学习藏族民族政策和传统后，8月17日继续坐火车西行。到甘肃红柳园，改乘“大道奇”。刚上路的时候，同学们坐在卡车里志气昂扬，攀上唐古拉山口，情势急转，强烈的高原反应袭来，有人休克，口吐白沫。“饿了想吃，见饭就饱”。刚从北京五中毕业的霍文武，自昆仑山口至当雄，几天时间一口东西都没吃。现年70岁的他身材瘦高，老战友们笑他饿得到现在还这么瘦。

　　1962年9月4日，经过两个月辗转，学兵们终于抵达拉萨。那是下午四点左右，布达拉宫沐浴在金色的夕阳中，壮丽辉煌，看到这样的景色，旅途劳苦瞬间蒸发，“大家一起振臂高呼！从此我们将翻开自己人生新的一页！”

　　▲李兴亚展示当年我军缴获的印军军用大毛巾

　　到拉萨一个月，他们并没有像在北京招兵时说的那样学习军事外语，而是参加政治学习，进行形势教育和队列训练。边境越来越紧张，印军建立入侵据点，袭击我军哨所。10月，印军越过克节朗河，打死我军干部战士多名，群情激愤，新兵都写了请战书。百名学生兵在当时的西藏军区是稀有的高学历人才，军区领导决定让他们到实战中锻炼。

　　“在我们的意识里，我们还是学生，是去学外语的，在这场战争中我们将要扮演什么角色，并没有心理准备。”程志明说。

　　没有时间留给他们做准备。10月中旬的晚上，部队已经向前线开进了，学生兵打散分配到各个连队，一片漆黑中，匆匆登上路过拉萨西郊的运兵车。来不及告诉北京家人自己上了前线，在战场三个月更不可能写信，两军对阵，部队的行动都是严格保密的。直到登上运兵车的一刻，百名学生兵只在照相留念时端了一回枪当作道具，压根儿没学过射击。

　　部队开到麻麻转运站，眼前的景象让新兵目瞪口呆：空棺材码得像小山一样，那是为可能阵亡的将士准备的。“我头发嗡地一下就炸起来了，这些棺材有没有我的？难说啊⋯⋯”当年19岁的杨战勇忘不了那种视觉冲击。

　　克节朗地区位于中印边界东段的西端，“麦克马洪线”以北。1962年10月，克节朗河南岸是印军，北岸是我军阵地。麻麻逼近阵地，没有公路，车辆开不过去，所有炮弹靠人和骡马往山坡上运，一个来回要六小时。庹文汉说：“印军根本想不到，在没有路的情况下，我们能趟过林间泥溏把120迫击炮硬是抬上阵地。120迫击炮仅一个底座就几百斤重，一发炮弹47斤，战士的肩膀都压破了，血肉模糊，衬衫甚至长在了肉里，开刀手术才脱得下来。如果120迫击炮没抬上去，只有82迫击炮，威力就大大减弱了。”

　　在海拔4000米的地方，新兵爬坡都胸闷气短，但谁也不愿当怂包，坚持跟着老兵扛大炮上山。最让他们震撼的是支前藏民，负重能力惊人。“藏族男人上一次山，肩上背两发120炮弹，脖子上挂两发82炮弹，手上还能再提两发60炮弹；藏族女人也能一次背两袋50斤的面粉。”

　　闪击克节朗像“打兔子”

　　10月19日夜，两个120迫击炮连和两个82迫击炮连全部在山上就位，主攻步兵陆续潜下山坡，埋伏在克节朗河北岸，紧临水边。沿河遍布茂密的原始森林，古树参天，利于掩护。庹文汉被分到藏字419部队1营3连，给排长当通讯员，扛着排长的56式半自动步枪和200发子弹紧跟其后。“那么大的部队，鸦雀无声”。相隔仅十几米处就是印军第7旅大营，一举一动尽收眼底。狭窄而湍急的河水奔流不息，印军丝毫没有感受到，急风骤雨正在对岸蓄势待发。

　　▲李兴亚留存的印军弹药箱中印

　　边境自卫反击战胜利五十周年纪念勋章

　　20日早上7时30分，克节朗黎明静悄悄，印军炊事员刚刚起床生火，一张小饼子还没烙完，突然间，河北岸众炮齐发，战役打响了！20岁的霍文武作为11师32团团直82炮连新兵，负责给炮弹安装引信和药包，刚刚接受一点基本训练就参加实战，难免紧张。“部队提出的要求是9分钟超常规发射90发炮弹，必须放完，我们出了问题，装三次都发不出去，倒出来一看炮弹装反了。当时特别害怕，万一倒出来没弄好爆炸了，两个班的战友都得炸没了。后来人家传了笑话：‘82炮，瞎胡闹，打不出，往外倒’。”

　　新兵们迅速掌握要领，向印军阵地猛烈发炮。原定连续发炮40分钟，只发了20分钟就不得不停止。睡梦中的印军惊醒，从碉堡出来四散而逃，“印度兵跑得漫山遍野，有的提着裤子，有的披着衣服，也不知是哪个战士等不及了，噌地一下跳起来冲过河追击，一个起来整个大部队哗地一下全冲出去了。山上的炮兵不知道啊，炮还没停啊，不能炸到咱们自己人。当时又没有电话，信号弹在原始森林中也打不出去，赶紧派人找到空旷地，连发三颗信号弹，炮击这才停止。”

　　一说起追歼印军，老兵们兴致勃勃。当时解放军有的持56式半自动步枪，略优于印军的英式步枪，大部分解放军持53式步骑枪。在兵力、战机方面，中方都占绝对优势，士气大振。“那些印度兵只顾着跑，我们干脆看哪里有印度兵就往哪里打，就跟打兔子一样，开始还分着班啊、战斗小组啊，后来全打乱了。有的战士都打到别的连队负责的区域了，最后总结战功时得把战果给人家所在连队记回去。”

　　克节朗战役原计划打3天，毕竟对手是印军王牌师的王牌旅，有不少是二战老兵，在北非打过隆美尔。没想到一天就解决战斗，歼敌近2000人。旅长达尔维被生擒后很不服气：“胡子兵竟被娃娃兵打败了！”他还说中国军队打仗“不正规”，“在我们睡觉时就打，而且还从背后打”。他指的是解放军一个连从侧面迂回到印方后面炸碉堡。“他们那个碉堡修得也真差劲”，庹文汉说，“只正面有枪眼，背面没有，让咱们一个班就给炸掉27个碉堡。”这个班后来被授予集体一等功，并被国防部授予“阳廷安”班荣誉称号。

　　第七旅旅长达尔维准将，兵败后也跟着士兵跑到山上密林，躲了一两天，实在饿得不行，下山找吃的，撞上整整一个连的解放军，被逮个正着。庹文汉随部队在克节朗停留一夜，搜山抓捕残部，第二天下午离开时恰好遇上被俘的达尔维。“一看穿的衣服就是大官，后面跟着勤务兵，头上还替他顶着睡套。印度军队里等级制度很鲜明。”

　　克节朗战役结束后，遵照总参电示，11师32团和419部队于10月21日下午18时，分4路向邱散谋、龙布、吉米塘、水帮桥地区追击。后遵照总参指示“相机攻占达旺”。11师32团的杨战勇回忆：“突然接到命令，轻装跑步前进，除了武器弹药所有东西全扔了。没日没夜急行军几十里，追到达旺，敌人已经跑了，但仍缴获了两架苏制直升机。这时候又渴又饿的劲儿就上来了。背包早都扔了，断粮了，路边的野果、印军扔下的罐头，捡什么就吃什么吧！”

　　印军有土豆罐头、西红柿罐头等等，中方部队平常吃的是人背马驼的生熟干粮，很少见到这种高级军用食品，吃罐头闹了很多笑话。两个四川兵捡了罐头放在火上烤，想加热后再吃，烤好了拿刀一戳，巨大的空气压力使罐头爆炸飞起来，打得眼角直流血，气得他们一脚把罐头踢走。那时最想找到菠萝罐头和炼乳罐头，不过大多数铁盒扎开都是令人失望的土豆。

　　7天5夜强行军250公里跨越5座山

　　中国军队收复达旺后，中国政府建议和平谈判解决边境问题，而印度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大举增兵，沿达旺至邦迪拉仅有的一条简易公路，在西山口、德让宗和邦迪拉呈一字长蛇阵分段布防。刘伯承提出“打头、切尾、斩腰、击背、剖腹”的战术，将印军分割成数段歼灭。为阻止印军向南溃逃，插入敌后切断邦迪拉和德让宗之间的公路进行围歼是成败关键。克节朗战役11师主力没有参加，全师求战心切，经历过红军长征的师长余致泉主动请缨承担迂回任务。

　　在当地藏民的指点下，11师选择了一条由北向南直插德让宗和邦迪拉之间的小道——贝利小道。1913年，英国情报军官贝利上尉，为划定“麦克马洪线”，伪装成探险家勘察地形时发现了这条路。

　　11月10日傍晚，11师以33团为前卫出发。没有空投，没有车辆，武器物资全靠人背马驮。每个战士身上有干粮熟粮、枪、子弹、TNT炸药块、炮弹等等，人均负重60斤以上，机炮分队人均负重80斤。章其坤身上除了武器装备还有一个藏式风箱，用来生火，他咬牙告诉自己，绝不能掉队，否则影响全班做饭。

　　这是一条行军难度不亚于红军长征的崎岖路，有些地段只能单人攀着岩缝勉力通过。“马不会走山路，出发没多久，不是摔向万丈深渊，就是被炮弹压垮累死。”李兴亚所在的11师师部警装连一晚上就摔死9匹马。“损失一头牲口，炮身、炮架、炮弹都得人来背。”

　　藏民的支援令将士十分感动。李兴亚回忆道：“我们警装连押运的物资由一支一千多人的藏族支前民工队负责，多亏西藏老百姓，他们一人能背一两百斤，负担比我们重多了，自己又累又饿，也坚决不肯吃背上的粮食。”

　　“开始老百姓对我们也没信心，娃娃兵能打败印度人吗？一看我们抓了那么多俘虏，对解放军可崇拜了，说我们大老远跑到西藏不容易，总是要求把战士身上的粮给他们背，还想帮我们背枪呢。那当然不能给。”

　　▲1962 年，解放军抓获印度俘虏

　　行军至卡拉，尽管是11月，正午气温如同盛夏。“‘麦克马洪线’划得真绝，南边全是四季如春的好地方。”老兵们忿忿不平地说。出发时，白雪皑皑寒风刺骨，战士还穿着棉衣，睡觉盖皮大衣，两人头朝相反方向躺着，互相抱着脚。“还管什么臭不臭的，冻得啊！”急行军几昼夜，棉衣外面的布都刮烂了，露出棉花，上面挂满树枝树叶，“一个个都像绵羊似的。那么热的天，也不能把棉衣扔了，没别的衣服穿。裤子也早就破了，屁股都要露出来了，后来部队指示，可以穿缴获的印度兵裤子穿，或者用印度衬衫包住屁股。”

　　烈日暴晒下，嗓子渴得冒烟，偏偏整整12小时，一点水找不到。“我们在山脊上行军，听见两边山谷里水声哗哗地响，但就是够不着，还大量出汗。”终于发现树林中几个马蹄踩出的坑里面有水。“能是什么水啊，估计就是马尿，大家还互相谦让呢，最后我真的喝了几口坑里的马尿。”李兴亚说。

　　“渴，饿，困，你说哪个好受？”庹文汉问。“哪个都不好受。但是我感觉，困是最难受的。”强行军途中只能稍作休息，不可能睡完整觉。

　　“连走路都能睡着，闭着眼杵着棍子往前走。”杨战勇说，“有天早上，我一看包里两块炸药和吃饭的胶木碗都碎了，这一宿行军，迷迷糊糊摔了多少跟头，我根本就不知道。”

　　霍文武所在的82炮连，有名战友实在太困，“刚打几分钟盹，一听说出发，起来就走，把身上背的6发82炮弹忘了。走出很远才发现，立刻返回去找，过了一天才追上大部队，在敌占区这是很危险的。”

　　“当人在那种极限状态下，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不能掉队，掉队被印度兵发现就是死。根本想不到‘为了祖国’、‘为了事业’这些崇高的目标，也许别人想到了，但我没有。”回忆当时的心态，程志明坦诚地说。

　　11月16日，32团抵达德让宗南侧切断了通往邦迪拉的公路，而33团和31团2营继续前进，直逼邦迪拉，11月17日23时提前1小时到达指定位置，完成围歼印军48旅的战斗部署。至此，11师历经7天5夜，连续强行军250公里，翻越4000至5000米高山5座，跨峻岭7个，过桥19座，修桥13座，架桥1座，涉冰河1条，深入敌后180公里。

　　印方也曾担心中国军队会从这里迂回，但并没有给予重视，只派小股部队阻击，他们认为，当年贝利一行仅有三五人，已是九死一生，大队人马插翅难越，完全没想到插入贝利小道的是11师整整两个团。切断公路后，不明真相的印军甚至还在往邦迪拉空投食物，此时11师背的粮食已在迂回途中吃完，全靠印军直升机“给养”。章其坤印象最深的是蟒油罐头，热沸后浇在米饭上拌盐，虽然没有菜，在战时也是难忘的美味佳肴。

　　印军不是豆腐渣

　　11师摧营拔寨扫清障碍，庹文汉、程志明所在的419部队也踏上贝利小道，与11师、55师密切配合，围攻“西山口”，全歼印军3个旅，击毙准将旅长豪尔·辛格。西山口海拔高度为4300米，印军认为雄踞天险，可以坚守6个月。这是五个战场中最艰苦的战场，担任主攻的55师从兰州军区到达战区就投入战斗，有一名“滚雷英雄”用自己身体为战友开路。130师师长说过，印军不是豆腐渣，他们是有很强的战斗力的。

　　11师在邦迪拉战场全歼了印军第48旅。这也是没有武器优势的战场，三营营长李少白牺牲，三个步兵连连级指挥员负伤超过50%，可见战斗激烈程度。在三营的13个学生兵3人负伤。

　　11月20日中午，在进攻时，章其坤所在的11师8连紧随7连突击队，沿山梁下的骡马道前进，突然遭到印军加农炮的轰击。“我们在通过这第一道封锁线时就见到已经有十多名战士倒在地上，老班长大喊一声‘不要停！后面有卫生员！”下了小路转入原始森林向山顶前进时，又遭到印军迫击炮构成的第二道封锁线的拦截，再往上是印军居高临下的阻击：机枪连续扫射和轻机枪点射。“在丛林中前进不久，各班和战斗小组就出现了编制失散的问题，但枪声就是命令，大家就近组合各自为战努力向上冲击。在接近主峰时机炮连赶到，82炮弹猛烈地砸向敌人工事，两个连队顺势冲上主峰，基本全歼印军第一锡克轻步兵营。”

　　搜山“捡”俘虏

　　印军应敌有个特点，一受到攻击就迅速四散而逃，钻进深山密林，伺机袭扰，因此解放军一个重要任务是“搜山”。搜山时敌在暗处，我在明处，随时可能遇到意想不到的危险。一名四川学生兵“狭路相逢勇者胜”的经历，在新兵中堪称传奇。他正在密林中搜寻，突然一个印度兵从树后窜出来，两人刺刀“啪”地一下对上了。双方都瞪大眼珠盯着对方，架着刺刀转圈，谁也不敢有一丝松懈，谁也不敢先出刀。老兵们绘声绘色讲起这个同龄人的故事：“四川这小子挺有文化，可能电影小说看得多，僵持间冷不丁一声大喝，抓起帽子就往印度兵脸上摔，印度兵躲闪的刹那，四川兵一个箭步上去就把刺刀插进去了，正好插在肋骨间，怎么也拔不出来。56式步枪是宽刺刀，血槽浅，按理说扎进去以后拧一下就能拔出来。可是他是新兵第一次拼刺刀啊，害怕啊，一个劲儿地往后拽刺刀，印度兵双手握着插进身体的刺刀被拖着走，啊啊啊地叫。这四川兵大喊：‘班长班长！我刺刀拔不出来了！’班长是老兵，跑过来把刺刀一拧一拔，拿脚一踹，印度兵这才倒地死亡。就这一下拼刺刀，让四川学生兵得了二等功。”

　　“印度兵逃到山上以后，头两天还抵抗，对我们开枪；第三天就眯着了，你不发现他他不打你；等到了第四、五天，他们饿得不行，自己就会下山。”一天晚上，庹文汉和战友正在聊天，见五个印度兵过来投降。“这五个印度兵被我们追了好几天，他们一点火做饭，我们循着烟就追过去。用印度语喊了两句话让他们举着手过来，一搜身，掏出的全是从老百姓地里掰的干玉米，他们不敢点火没法吃啊，饿的不行了只好出来。”

　　在解放军的重重包围下，大批印军因为忍不住寒冷和饥饿投降，甚至有印度兵饿急了冲到解放军的炉灶下手抓米饭，有人发现中方对待俘虏不错，回山上叫战友一起下来。公路边到处是饥寒交迫的印度兵，连同他们抛弃的坦克、汽车、枪炮、各种装备，坐以待“俘”。

　　李兴亚所在的11师，在迂回敌后的道路上人困马乏，看到奄奄一息的印度兵，遵循人道主义原则又不能不“捡”。有一次李兴亚和班长一起架着一个印度俘虏赶路，“那个俘虏一米八的大个儿，腿冻伤了走不了，我个子矮，他整个身体重量全压在我身上。当时我们已经急行军几昼夜，粮食和水严重短缺，还得供给俘虏吃喝。我又困又渴又冷，自己身体已经到极限，怎么也想不通，我是来打仗的，还得背着他！我实在受不了了，跟班长说：‘班长你摔一跤转过去，我把他捅死算了！背他干什么！’班长说：‘你别有这个想法，咱们连长指导员都是国民党俘虏过来的，对俘虏待遇要求极严，谁杀俘虏拿脑袋换！’没办法还得背。”谈起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李兴亚和战友们开怀大笑。

　　战场上没时间考虑怕不怕

　　1962年11月21日，中国军队逼近传统习惯边界线。就在这时，中央宣布停火。李兴亚说：“战士都想不通啊，正在兴头上不让打了，有的战士都哭了。”

　　从12月初开始，中国军队主动后撤，直到1963年3月撤回到1959年11月的实际控制线本侧20公里内。撤退时将重伤病战俘交给印度红十字会，并将缴获的装备武器维修擦拭后归还印方。章其坤记得，离开传统习惯线的鹰巢山口那天，“排长带领全排战士向祖国的大好河山郑重地敬礼，我们向祖国的领空和领土宣誓，我们一定会重回这里，树立界碑建立永久性哨所保卫她不再受外敌的侵略！”50年后，在回忆文章中，章其坤写道：“一生的等待没有重回藏南，再战印顽，成为终身的遗憾！”

　　▲1962年11月我西藏地方边防部队遵照我国政府指示把在反击战中缴获的印度侵略军的大批武器擦拭一新，准备交还给印方

　　1963年春节前夕，11师和419部队陆续回到营地。大年夜，在珠峰脚下洁净的喇嘛庙里，刚刚走过贝利小道的章其坤和战友们躺在缴获的印制毛毯上，盖着皮大衣，感觉就像躺在席梦思、沙发床一样。

　　从1962年10月18日登上运兵车开往前线，到1963年1月24日农历春节回到营地，将近100天。“战场上100天，对于我们这100个人，是难得的锻炼。”庹文汉说：“你要问怕不怕？当时没考虑怕不怕。在战场上你越怕死，越死得快，因为你一怕动作就迟缓。下了战场才开始后怕。要是有人说：‘班长，咱把那罐头打开吧，说不定明天谁就吃不上了’。凡是说类似这种话的人，不是牺牲就是负伤。他肯定在心里把‘死’想得太多。”

　　程志明说：“对印自卫反击战中，我们吃了从前想象不到的苦，如果不去参军，就和同学们一起考大学了。现在我已经将近70岁，回头看看，当时确实后悔一阵子，但如果没去西藏，我会后悔一辈子。”程志明永远记得在贝利小道翻山越岭的感觉，“远远看着前面一个山头，以为翻过山就好了，爬一夜翻过去，又是一座山。从那以后，无论遇到什么事，我都觉得没有过不去的难关。我们这些战友常说的话是：大家都是提着脑袋过来的，还怕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