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团 西方为何此时组团"问责"中国？背后有三个原因

　　大量事实证明，腐败的产生主要与经济发展阶段有关。从历史上看，西方各国在工业化时期都出现过大规模的腐败。仅以美国为例，十九世纪下半叶经济起飞时期的美国也被称为“盗窃横行的时代”，政治体制被唯利是图的企业主和政客所把持。参选各方都需要进行贿赂、舞弊，甚至依赖街头恶棍威胁选民。政治人物胜选后，立即给予回报。甚至总统的名字也可以借给商人为公司起名，进而用作商业诈骗。

　　这种共同的历史现象并不难理解，转型期缺乏规则，工业化带来的巨大财富也给腐败创造了条件。但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腐败的成本增加，同时再加上法律的完善，腐败终于被控制到一个社会可以接受的程度——没有哪个国家可以令腐败绝迹。

　　从现实来看，许多西式民主国家也都是存在严重腐败的国家，甚至有些国家腐败程度远远超过中国。这一点可从德国透明国际每年发布的全球廉洁排名中得到验证。

　　一些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以华人为主体的国家和地区，都在经济现代化的基础之上，成为全球最廉洁的范例，比如新加坡和香港。

　　新加坡自建国以来就是人民行动党一党执政，在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也创造了华人社会的廉洁奇迹：全球排名第五，亚洲排名第一，远超英法德美日意等所谓西方发达国家。

　　目前，香港也是亚洲最廉洁的地区。比较奇特的是，在综合条件相似、具有可比性的亚洲四小龙中，没有完全实行西方民主制度的新加坡和香港，廉洁程度却远远超过移植西方民主制度的韩国和台湾。

　　这里特别要说一说台湾。在蒋经国时代，台湾是非常廉洁的。反而是民主化之后，台湾的腐败迅速恶化。从李登辉开始搞黑金，到陈水扁家族亲信塌方式腐败，马英九虽然个人很廉洁，但其亲信官员的腐败却屡屡发生。那么，何以蒋经国强人政治时期可以做到廉洁，到了民主化时代反而恶化了呢？

　　对中国而言，出现腐败，只不过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发展规律的再现。而与西方政治制度不同的情况下，则有新加坡和香港这样成功治理腐败的范例。

　　当然，这不是说中国的反腐败可以轻而易举，相反由于文化和规模的原因，中国的腐败更为复杂，治理难度更高。

　　看一下德国透明国际的排名，就会发现，在富裕国家中，国家规模越小，清廉度越高。比如排名前十五位的丹麦、芬兰、新西兰、瑞典、新加坡、瑞士、澳大利亚、挪威、加拿大、荷兰、冰岛、卢森堡、德国、香港、巴巴多斯。这些国家人口要么只有几万、几十万、几百万，过千万的只有德国和加拿大。

　　这说明了一个规律，就是规模越大，治理腐败的成本和难度越高。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超大型国家，而且还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所以中国出现大量的腐败，并不令人意外。尽管如此，需要指出的是，在人口过亿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透明国际”排名中是最廉洁的国家之一，仅次于巴西，由此也可看出中国反腐败的有效性和打击的力度。

　　文化上的原因则要归于人情社会。人情社会不仅加深了腐败的程度，而且增加了反腐败的难度，许多贪官在自述中都提到迫于人情而不得不受贿的心态。关于这一点，如果观察一下台湾这个号称唯一一个华人民主社会的地方，或许会有更清楚的认识。根据西方的理论，贿选一般都发生在贫穷国家或地区。但台湾却是一个例外：即使台湾早已是发达经济体，但贿选却仍然十分普遍和严重。这里面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人情社会这一文化因素。

　　发展阶段、超大规模以及人情社会，加大了中国的腐败程度和治理的难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最终能够有效治理腐败，确实是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

　　中国确实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国家。不仅未来中国的反腐败会挑战西方的论断，就是今天中国的反腐败，也在挑战西方的理论。西方学者一向认为，腐败会扭曲市场信号，错置资源和损害公平，必然导致经济增长的停滞。30多年来，中国虽然腐败一度很严重，但经济增长速度却一直很高。以至于美国学者魏德安写了本专著，来解读中国特殊的现象。他的结论也很有趣，中国的腐败属于发展性腐败，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腐败日益商业化，这都对经济增长产生了刺激作用。而有些国家则是掠夺性腐败，蚕食了国民经济。不过魏德安的另一个结论也很重要：由于中国政府的反腐败措施已发挥一定效力，使腐败得以控制而不至于对经济造成毁灭性的破坏。

　　那么，中共究竟凭借什么来有效地遏制腐败呢？

　　首要的自然是经济发展。中国今天人均GDP已经达到1万美元，这标志着中国跨越了中上发展水平国家的门槛。这是中国成功遏制腐败的物质基础。

　　经济发展有助于遏制腐败，我可以举一个生活中的例子，曾经有一个朋友违章停车，结果他被贴条了，按照他以前的做法就是找朋友找熟人，就把车就领出来了，罚款也不用交，这就是腐败嘛。但是后来他一想如果找关系，请客送礼花的钱都会超过罚款，那还不如就把这个钱交上了，这就是经济发展可以遏制腐败的例子，就是说它提高了腐败的成本。

　　其次，中共是一个继承中国政治优良传统的政党。中国政治传统从精神和价值上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天之生民非为君，天之生君以为民”的人民优先论和民本论。与“民本”相紧密联系的则是“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的天命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再加上民本的政治传统，所以使中共有铲除腐败的自觉和道德压力。

　　美国学者福山在其著作中对比过中国和俄罗斯政治的不同：“与中国不同的是，俄罗斯最高精英没有对国民负责的类似道德感。在中国，政治等级越高，政府质量越有改进。但在俄罗斯，它却变得越糟。当代精英愿意借用民族主义，使自己权力合法化，但到最后，好像仍在为己着想”。可谓一语道破中国政治传统的本质。

　　当然，在网络、智能手机和经济全球化时代，这种压力除了传统和道德，也和国内外可以有效监督中共息息相关。

　　再次，中共有自己独特的反腐败体制——纪委。虽然按西方的标准看，纪委的角色作用超越司法部门，但从另一个角度则是纪委加司法部门联手打击腐败。这完全取决于从什么立场来解读。当然，最根本的还是结果，只要最终中国有效地遏制腐败，这套独特的体制就会被全球所认可，并出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效果。

　　最后自然是完善法治。在2014年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上，依法治国首度成为中共全会的主题。2015年，“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成为中共的理论创新，其中有两个全面都和反腐败直接有关：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中共领导人谈到反腐败，都强调以治标赢得制度建立这一治本的时间，实现从不敢腐到不能腐的转变。

　　事实也证明了，经过十八大以来的大规模反腐败，中国的廉洁指数已经明显上升。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中国的干部队伍会越来越优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