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品方如何为演员避税

文/马晨歌 高佳琪 编辑/江宇琦

崔永元近日的曝光，将娱乐圈明星及公司税收等问题推上了风口浪尖。是否逃税漏税，目前还有待税务机关给出论断，不过，壹娱观察（微信ID：yiyuguancha）发现，明星们的逃税避税，在好莱坞已经有将近百年的历史，而税务机关与明星逃税漏税之间持续多年的相互博弈，也值得研究。

尽管在美国有着一套繁琐且比较完整的税务征收法，足以让很多华尔街精英都因为年底报税烦而焦头烂额，但依旧有一些“精打细算”的人和公司在努力钻法律的空子，其中被誉为“娱乐产业硅谷”的好莱坞，就是美国偷税漏税避税的大户。

不过放眼整个好莱坞，虽然包括尼古拉斯•凯奇在内的诸多好莱坞大咖都曾被曝涉嫌偷税漏税，但却纷纷靠变卖财产或是补缴税收等方式涉险过关，真正因税收问题而锒铛入狱的，只有韦斯利•斯奈普斯等少数例子。这背后的门道，还得从美国税收制度建立之初说起。

《敢死队3》中的韦斯利•斯奈普斯

美国税收制度建立之初，好莱坞就开始想方设法逃税了

在美国有一句俗话，nothing is certain but death and taxes, 翻译过来就是，“唯有死亡和税收是亘古不变的”，足见税收制度在人们观念里所扮演的角色有多重要。但事实上，这项被很多人视作理所应当的个人所得税制度，真正建立起来不过百余年的历史，而早在税收制度建立初期，好莱坞的大佬们就开始为要如何逃避税收绞尽脑汁了。

美国税收体系的进步与电影行业的发展几乎如出一辙，两者皆于19世纪末期起步，而后又在20世纪中的博弈过程里互相完善，双双渐入繁荣。早在1860年南北战争期间，北方政府就因战争原因而开始征收个税，但因为行业大亨的反对，这些制度随后就被废止。直到1890年前后，许多人因为经济危机开始对社会现状心生不满，进而要求高收入人群负担更高的税率，按能力交税的“量能课税原则”因此出现。在经历了多方长年累月的博弈后，美国政府终于在1913年通过法案，确认量能收税。

20世纪30年代初期，美国进入经济大萧条时期，胡佛和罗斯福两位总统先后对税收制度进行了调整，尤其是在罗斯福的新政中，最高边际税率被提高到了79%。而与此同时，经过了多年和制度、社会观念等的抗争后，好莱坞也在美国西海岸破土而出并迅速发展，自此，好莱坞从业者们和税收制度的“斗争”也就正式拉开序幕。

为了应对政府对富人的高税收制度，好莱坞的顶级影视人们采取了诸多策略，其中最普遍的一种手段，是尽可能多地将个人花销计入自己公司的运营成本，使个人收入进入更低一档的收入水平档次，以降低对应的收入税率。

电影《窈窕淑女》的导演乔治•丘克与他的财务经理人艾莎•施罗德就深喑此法，在记账项目上做手脚的技术可谓“登峰造极”，例如他在1941年为女演员塔卢拉赫・班克黑德豪掷近千美元举办了派对，却要求财务经理人把派对费用算作必要的商业用途支出，以应对国税局的调查。为此他还宣称，从业者们在娱乐圈的应酬中能够互换信息、发展人脉、拓展各自事业，因此把酒言欢也是必不可少的商业活动。

卢拉赫・班克黑德

而大多数演员避税时的说辞和乔治•丘克则有几分相似，他们都认为置装开销属于商业支出的一部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其长期受到大众的爱戴。1934年，电影《晚宴》中的女演员玛吉・伊万斯在去纽约旅行时披了件貂皮大衣，然后把买大衣的2350美元和其他个人开销记在了商业用途款项下。

尽管税务局之后一口咬定她在貂皮大衣上避税，且这趟旅行也不能算是商务出差，但伊万斯却仍然表示，粉丝们觉得她的工作责任之一，就是身披大衣出现，跟紧时尚潮流。而直到今天，关于个人开支和商业花销的辩论也依然存在，许多电影明星仍将不菲的各式服装花费归在商业用途下以逃避高昂的税收。

电影《晚宴》

除此之外，在这一时期另外一些更简单的避税策略也在高税收时期流行开来。例如像克劳黛•考尔白等级别的演员，不出意外每部片子可以拿到15万美金的片酬，如果她们每年拍三部片子，在第三部影片中的税后片酬可能只有3万美金，在第四部第五部片子的税后收入甚至会更少，所以部分影视从业者们开始用减少工作时间与拍摄电影数量的方法让自己的收入水平直接落到低一级的档次。

虽然这种方式的传播让明星们更用心地挑选剧本，在电影拍摄前做好更多准备，但许多大牌明星也因此只在一年中接一到两部戏来维持自己低一级别的收入。以至于早在美国进入二战从而使得人力资源短缺之前，一级大片的数量就开始因为演员工作时长的缩短而大大减少了。

好莱坞的“逃税智囊团”

随着越来越多影视从业者开始试图避开更高收入下的更高税率，能帮助影视人们偷税漏税的行业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经纪人、律师、会计、经理人等等职业纷纷崛起，在避税能力上的专业程度渐渐成为了最重要的考量标准。比如有的经纪人会让演员们在其他国家工作来“合理避税”，演员们也往往把他们总收入的10%付给咨询师作服务费，有时这样也能直接让演员降入更第一档的税收区间。

有关明星依靠“智囊团”躲避制裁的案例，最经典的当属“劳顿案”。20世纪30年代中期，报纸上开始频繁登出好莱坞明星未交齐全部税款的新闻，1937年，美国财政部点名英国演员查尔斯•劳顿等七位名人用国外公司避税，劳顿也被查到在1934年有104431美元的税款未付。据当时的报道称，劳顿1934年在英国成立了一所制片公司，但实际上这是一家空壳公司，劳顿是公司唯一的股权拥有者。

希区柯克电影《凄艳断肠花》中的劳顿

劳顿与自己的空壳公司签订协议，为公司提供自己的全部服务，而公司则“出借”劳顿给各大好莱坞制片厂。在出演派拉蒙片场的一部影片中，派拉蒙每周向这所空壳公司支付了6000美元作为劳顿的片酬，而劳顿每周只从公司中得到750美金。劳顿因此顺利步入了低收入人群的行列，相匹配的税率大大降低。同时，劳顿的空壳公司还可以在平时借钱给他来购置房产和艺术品。

法庭上，劳顿的律师提出抗议，说明此举并非为了避税，而是为了应对演员们年迈之时都会面临的不公境遇，演员将在贫穷中死去，而制片人在钱堆上去世，到老不食肉糜。而面对这一职业的特殊，主流律师和法官们并未留有情面，仍决定判处其败诉。

然而劳顿不依不饶，一年后带着新的律师团队重上战场，撇开情怀不谈，律师们开始声称劳顿的英国公司就是为了拍电影成立的，制片公司租赁演员给其他制片厂并非有任何不妥。法官最终竟同意这番论证，判劳顿胜利，并赞同了公司近年来未有任何影片产出的原因是因为资本不足的观点。

接下来的几年里，劳顿的胜利在好莱坞引领起一阵创业风气，明星们纷纷模仿劳顿注册了自己的制片公司，并模仿和大公司签订的雇佣合同来签写和自己公司的合同。不过税收制度也在后来尽力填补了这项漏洞，使好莱坞不得不再次另辟蹊径。

查尔斯•劳顿主演的《控方证人》

但也并不是所有靠律师来钻漏洞的例子都能够成功的。1937年，洛杉矶律师罗杰•马尔凯蒂接下一起案件，要求支持好莱坞影视业税收制度的改革。随后，他在石油产业的相关案例中找到论证角度：1926年石油产业税改政策规定，因油井常常在早年喷涌时为公司带来巨大利益，但石油公司在一所油井里能开采的产量有限，随之慢慢干涸，油井的价值也渐渐变低，所以石油公司可以享受27.5%的减税作为资源耗尽的补偿。

马尔凯蒂认为，明星的热度是他们收入的来源，而明星热度最终会褪去的现实也可比拟于油井的枯涸，因此对好莱坞明星采用的税收制度应不同于东海岸公司高管们。因为同样是每年挣50万美金，高管们可以在接下来的20年里拿固定薪酬，而明星们只能在发展最好的几年内有这样的高收入，所以明星们并没有能力负担和高管们一样的高税率。

马尔凯蒂的官司一路打到了华盛顿，不过最终并没有得到法官们的认可。他们认为，石油公司买地、开采石油是取得固定资产的过程，而电影明星并没有将自己买来，并固定为某种资产加以开发利用。

新的“斗争”：独立电影的崛起和逃离好莱坞

在好莱坞和税收制度斗争了十多年后，二战时期，由于美国卷入世界大战，爱国主义席卷而来。在21世纪福克斯的董事长约瑟夫•申克在因避税和贿赂被查处后，众明星一致在报纸上宣布自己去年的收入和缴纳的税款，为纳税人的身份感到骄傲，他们也迅速得到民众的高声好评，许多演员因此名声大噪。

在税收制度对许多人来说依然十分陌生的30年代末、40年代初，好莱坞明星对纳税的力挺帮助普及了法律知识，为美国进入二战前的征税做了更充分的准备。在政府的鼓励下，越来越多鼓励纳税的影视作品应运而生。

唐老鸭第一次缴税

不过在这股浪潮中，制片人们并没有收获到多少利益。很多制片人马上发现税收制度中的另一漏洞，25%的资本利得税远远低于85%-95%的最高档次个税，若加以运用，他们卖出电影版权的收益，便可以看作是在买卖如股票、土地等运营资本中得利，并非公司商业活动的收入，因此可以缴纳资本利得税，而非公司或个人所得税。他们迅速开始成立小规模制片公司，并把一些短期投资伪装成长期投入，随后在6个月内解散公司，来以资本利得税的手段避税。6个月后，制片人往往作为公司股东，卖出拥有的全部股份，或直接解散公司。

于是，独立制片人这一职业也在1940年后繁荣起来。对于制片人们的这一行为，财政部也许出于战时爱国主义宣传的考虑，在二战结束前一直默许了这种商业模式，直到1946年才宣布这一行为的违法性，对战时因此获益颇丰的几大制片人提出罚款，后在1950年修正税务制度来禁止此类行为的出现。

虽然好莱坞的避税手段再次失去效力，独立电影行业却因此成长起来。顶级的好莱坞导演，演员和制片人们在个人制片公司中享受到了税率负担的减少，而制片人们也在独立电影行业中发现更多可变通之处，他们便再次号召起各路税务咨询师，探讨独立电影中的避税策略。

二战后不久的1951年，美国政府为了鼓励民众到国外做石油工人，重新调整了税收政策，规定如果每18个月里公民有17个月时间待在国外，就可以免除掉在国外劳动获益部分的个税。影视从业者们迅速发现了这个漏洞，开始在国外拍起独立电影来，《罗马假日》等欧洲取景的影片也在此时涌现。

电影《罗马假日》

最终在1953年，国会不得不重新修正了这一法案，把免个税的国外收入定为两万美金之内。可面对新法案的出台，不少影视人又改国籍为外国公民，或者“另辟蹊径”投资一些打着好莱坞的旗号但却不拍好莱坞电影的影视作品。

其中最典型的莫过1966年意大利导演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拍摄的的一部很有争议的电影《放大》。这部影片是好莱坞资助并引进的外国电影，而非纯好莱坞拍摄或者纯外国内容。这部影片有好莱坞式的创作内容，但却由意大利导演执导，同时又在英国伦敦完成拍摄。

这听起来像是一个东拼西凑而来的非美国电影，但影片的实质按理来说依旧属于好莱坞的影视作品，因为该影片是好莱坞米高梅制片厂出品的。不过在当时，好莱坞对外声称这部影片是通过一个“空壳公司”因特殊原因制作而成，并不属于美国电影协会规章制度所管辖范围，也就不用征收昂贵的税务。就这样，又有一部好莱坞电影成为了美国征税这张大网下的一只漏网之鱼。

电影《放大》

而在和税务部门斗智斗勇了数十年后，上世纪80年代，演员出身的罗纳德•里根当选了美国总统，在他任期内，修订了一系列针对好莱坞影视从业者税收的政策，降低了多项相关税率，这从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影视人，特别是演员们在税收上的压力。

但相较于海外，美国针对影视产业的各项税收仍旧处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因此好莱坞和税收部门的斗争也并未就此而画上句号，而是从80年代起，又开启了一个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