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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共乐（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主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认知是历史自信的重要基础”。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需要深入理解中华文明。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至今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要准确认识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和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就必须将中华文明放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去思考。

一

从世界历史上看，中华文明确实是唯一的从未断流的原生文明，具有强大的融合力、内化力、延续力和凝聚力。

在人类历史上，有几大原生文明，它们主要分布在大河流域。就旧大陆而言，主要有两河流域文明、尼罗河流域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和黄河-长江流域文明。此外，还有地中海东部爱琴海和巴尔干半岛的克里特·迈锡尼文明。遗憾的是，印度河流域文明、地中海东部爱琴海和巴尔干半岛克里特·迈锡尼文明都没有走出青铜时代，就消亡了。进入铁器时代以后，两河流域的文明、尼罗河流域的埃及文明也逐渐消亡了。稍后，位于南欧的次生文明如巴尔干地区希腊人的政治文明以及强盛一时的西罗马帝国政治文明发展进程也被打断。而中华文明虽然历经艰难，但还是成功地走出了青铜时代，走出了铁器时代，始终保持着向前发展的态势。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文化上兼容并包。历史表明，中华文明不但没有中断，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中华民族高度重视人在历史中的作用，高度重视历史著作的撰写与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留下了许多人类活动的真实记录，形成了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文化长城”。

历史是一个民族的记忆，是对一个民族生产、生活方式的记录。历史是现实的起点，是不可忽略的国情。但就世界文明而言，真正留下记录人类早期文明史学作品的民族并不多。两河流域与埃及的居民发明了文字，积累了丰富的文献，编撰了法典，但就是没有产生史学。古代的印度虽有灿烂的诗篇、远古的法典和宗教，但也没有形成有意识的、带有精神演化痕迹的史学。在古代，只有古希腊和中国创造了与历史有密切关系的史学。但古希腊的史学主要是当代战争史，没有产生数代史家连续依时叙事的作品。

在古代中国，史学乃国之要事。唐代史家刘知几说：“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历代史家以“良史”之责任，陆续编撰形成了诸多史学巨著，集中展现中华各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与认同。美国学者乔纳森·戴利认为：“中国人有着十分深刻的历史观，热衷于保存历史记录，在这一方面举世无双。”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也指出：“中国所能提供的古代原始资料比任何其他东方国家、也确实比大多数西方国家都要丰富……中国则是全世界最伟大的有编纂历史传统的国家之一。”连续不断的史学巨著既是中华文明灿烂成就的体现，更为中国人的精神家园输送了无穷的食粮。

中华民族创立了以“自律”为主的道德文化。它深深扎根于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心里，构成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坚实基础。历史学家汤因比说：“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以“自律”为主的道德文化建设大大地提升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这与注重“他律”文化建设而忽略“道德文化”建设的罗马形成了鲜明对比。

袁行霈先生指出，“今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就是那创造古老文明的先民之后裔，在这片土地上是同一种文明按照自身的逻辑演进、发展，并一直延续下来”。在笔者看来，在中华文明绵延发展的过程中，至少有六条文化“生命线”非常值得我们重视：一是以“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为特征的民族性格；二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三是以见义勇为、扶危济困、崇德向善、敬老爱幼等为主要内容的中华优秀传统美德；四是以人为本、以文化人、以文化天下的人文精神；五是与时俱进、崇尚科技、尊师重道的创新传承意识；六是兼收并蓄、交流互鉴、多元融通的包容开放传统。它们都是中华文明的凝合剂，构成了中华文明持续发展的旺盛文化生命力。

二

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中华民族形成了自身鲜明的民族性格。中华民族不但以吃苦耐劳、酷爱和平著称于世，而且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创造了诸多世界奇迹。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就是其中代表，是中国人民对人类文明作出的巨大贡献，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

早在公元16世纪，就有多位西方学者提到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意大利学者吉罗姆·卡当指出：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是中古后期的三大发明，“整个古代没有任何与之匹敌的东西可以展现”。法国学者路易·李·罗伊也认为，印刷术、航海用的指南针还有火炮制造是新的发明，不是对古代人文学科和技术学科的恢复与延续。法国学者博丹认为，仅印刷术的发明就能与古代人所取得的所有成就相媲美。

到了17世纪，培根更指出：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三大发明已经改变了世界范围内事物的面貌；印刷术改变的是学术，火药改变的是战争，指南针改变的是航海业。这些发明所产生的作用之大，“竟至任何帝国、任何教派、任何星辰对人类事务的力量和影响都仿佛无过于这些机械性的发现了”。虽然至16—17世纪，西方学者还不清楚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三大发明来源于中国，但从他们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很明晰地知道，几大发明对人类尤其是对西方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19世纪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社会发展的高度来论述三大发明对欧洲社会的作用。马克思认为：“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恩格斯则从另一个侧面论述印刷术的影响，“不仅改变了只有僧侣才能读书写字的状况，而且也改变了只有僧侣才能受较高级的教育的状况”。

除了上述三大发明之外，造纸术是中国的另一重大发明。科学史家钱存训教授曾评价：“古代世界的所有产品之中，论意义很少有比得上中国发明的纸张和印刷术的。两者都对世界文明的形成起过深刻的作用，对各处广大人民的精神和日常生活产生过久远的影响。”历史告诉我们，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在欧洲的传播促进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资本主义的兴起；火药则在中世纪结束时帮助动摇了欧洲封建制度；指南针使欧洲的航海者发现了美洲新大陆，从而极大地改变了欧洲人的生活；造纸术则使欧洲的思想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欧洲的封建社会随着火药、指南针、造纸和印刷术的到来而走向没落。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推动了世界历史的进步，推动了人类文明的新发展。

1840年以后，中华民族遭遇重大劫难，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为救亡图存，中国人民不断反抗，但都以失败告终。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中国共产党挽民族于危亡之险境，救民众于水火之深渊，拯文明于断裂之边崖，经过28年的奋战，建立了新中国。如今，中国人民更以昂扬的姿态奋进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康庄大道上，杂交水稻、高铁技术、载人航天事业、中西医研究与实践等巨大成就，对人类文明发展产生着重大影响。而中国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是中华文明所特有的文化特质在当代的体现与发展，有着重要的世界意义。

《光明日报》（ 2021年12月31日06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