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付说历史 范仲淹确实是圣人，但吕夷简未必就那么坏

吕夷简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评价非常两极化，同时期的欧阳修“二十年间坏了天下”，这评价极其负面；宋仁宗赵祯“安得忧国忘身如夷简者”，这评价又好到极点。

后世也形象多变，南宋时宋理宗把吕夷简列入了“昭勋阁二十四功臣”，但是南宋朱熹却对吕夷简评价很低：“方寸隐微，虽未可测，然其补过之功，使天下实被其赐，则有不可得而掩者”。反正操弄权术是没跑的。

吕夷简肯定不是十足十的好人。

刘太后当政时期，他肯定有逢迎讨好的一面。在那个千夫诺诺的时期，太后要身穿皇帝衮服祭祀太庙，吕夷简没有规劝；太后长期不归政给皇帝，吕夷简也没多说什么。

这些事就不免让人有看法：你是宰相啊，你得说话啊，你得主持正义啊。

范仲淹就跟他完全不同。小范那时候就敢因为仁宗要率百官向太后祝寿、混淆了家礼和国礼而提出反对：“天子有事亲之道，无为臣之礼，有南面之位，无北面之仪。若奉亲于内，以行家人礼可也。今顾与百官同列，亏君体，损主威，不可为后世法”。中国古代讲究礼法、道统，士大夫所谓“卫道士”就是要以捍卫这些纲常伦理为己任。

小范说得对，说得好，严于律己，也严以待人。你吕夷简也必须如此：

“小臣昧死力言，大臣未能力救。苟诚为今日之事，未量后代之患，岂小臣狂言，大臣之未思也？”宰相是群臣之首，我是卫道士，那你吕夷简就是卫道士的头儿，一言不发是怎么回事？

对于太后主政时的这些事，当事人赵祯举手了：我最有发言权。

当年朕听郭皇后一言，也觉得吕夷简乃逢迎小人，遂谪贬其知澶州。但是数月后御史刘涣上疏言事，提及当年他“谓天子年加长，上书请还政。后震怒，将黥隶白州，吕夷简力谏得免”。没有吕夷简保护，刘涣早就客死异乡了。

朕问吕夷简当年往事，吕夷简回答：“涣由疏外故敢言，大臣或及此，则太后必疑风旨自陛下，使子母不相安矣。” 刘涣作为外臣议论这些事，刘太后必然会以为是朕的主意，母子相疑，当时当地能是好事吗？

此外，从安葬朕之生母宸妃，到力谏荆王之子出宫来看，吕夷简小事不冒头，但是大事确实也不糊涂。

至于吕夷简的权谋之术，确实也是厉害。

北宋善待大臣，有问题了顶多就是发得远远的，所以北宋的大臣们都有过被贬到外地的经历。你范仲淹有过三起三落，吕夷简也有啊。

但是像吕夷简那样，贬出去没多久，短则数月，长则两年就能回到朝廷、执掌中枢的，也是鲜见。

在吕夷简的上位史中，曾经的首辅大臣李迪、丁谓、王曾一个个倒台。后世就称吕夷简城府深沉。朝堂内外流传着这些故事：

首先是李迪，此人操守很好，但是能力欠缺，朝堂议事难免风头被抢。李迪气不过，就告发吕夷简私下结交荆王，帮荆王门生谋官职。这私下结交王侯的罪名可是大罪。李迪是首相，吕夷简是副相，公文上吕先签、李后签。李迪说是吕夷简拿着来找李迪签名的，自己顶多算顺水推舟，有个失察的领导责任。

啧啧，这套路，千百年还是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

面对责难，吕夷简不紧不慢地说：文件签名不假，但是宰相李迪先签在前，自己后面几天补签的。因为自己公文签署的那天，自己请假在家，请假条还是仁宗批的。“夷简请辨，诏讯之，乃迪在中书所行事，夷简以斋祠不预。”

这剧情反转得精彩至极，北宋版杜拉拉升职记啊。

然后是王曾。王曾算是吕夷简的前辈，王曾被贬，吕夷简才有机会入相。现在吕夷简为首相，需要个副相。于是宋仁宗又想到了王曾。吕夷简听到风声后，主动到宋仁宗跟前说，推荐王曾复出，并且推荐王曾为首相，自己为副。

这一波好感拉的。宋仁宗当然没那么过分，还是吕为首，王为副。

但是，该来的冲突还是不可避免。在共事没多久后，王曾也许是受不了吕夷简的强势，也许是得到了什么秘辛材料，也像李迪一样告发吕夷简收钱办事，帮开封府尹王博文升官。

吕夷简坦然接受调查。后面的故事就不是反转了，而是离奇了。

向王曾告发吕夷简的是吕的同族子侄吕昌龄，因为家务事对吕夷简心生怨恨，一直在找吕夷简的错处。经多方打听，看到有个叫王博文的人往来相府密切，又听说吕夷简收了开封府尹的钱办事，所以才向王曾告发。

结果，当找开封府尹王博文来对质时，吕昌龄却说不认识眼前的王博文，而是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名字细想起来也不是王博文，而是王博古……

就这样，谦虚礼让的吕夷简受委屈了，恩将仇报的王曾太坏了……

这些故事太具有传奇性了，而且每次的剧本都是别人告发、吕夷简接招、然后反转。

不免让人怀疑，是不是最初这个剧本就是吕夷简本人写好的……

反正，“屈伸舒卷，动有操术，这事肯定是做实了”。

吕夷简：我也没说我自己省油啊。

你们啊就是naive，刘太后你们知道伐，那么强势我也是谈笑风生得飞起。

我任宰执21年，其实也就直接做了三件微小的工作：

安抚太后，护持君上，确保内外皆安。

八条规劝，协理朝政，辅佐君上顺利亲政。

居中调度，任用贤能，一致对外抗击西夏。

哦，庆历二年契丹南下，气势汹汹地吓唬我们的场面也是很大的嘛。

那年，辽趁北宋与西夏战事正酣，想从中讹诈渔利，屯兵边境，作势南侵。消息传来，这回连群情汹汹的表演都跳过了，直接群臣束手……北宋朝廷从不缺软骨病投降派，有人就直接提出：跑吧~

这时候还是吕夷简老成谋国：此时跑路，状如资敌。

夷简谓：“契丹畏壮侮怯，遽城洛阳，亡以示威，景德之役，非乘舆济河，则契丹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将亲征以伐其谋。”

大敌当前，怎能示弱？应该摆开车马炮，做决一死战的架势。

于是，修大名府，定为陪都“北京”（不是现在的北京，现在的北京还叫幽州，被石敬瑭卖了，那时还在契丹铁蹄下。）

公允地说，吕夷简此举不亚于前朝的寇准、后世的李纲。

Anyway，与范仲淹一样，吕夷简也是三起三落，三度执掌中枢，前后时间跨度长达二十多年，抑制太后，掌控台谏、统领二府，帮助宋仁宗平顺地度过了执政过渡期。

“自上初立，太后临朝十馀年，内外无间，天下晏然，夷简之功为多。”

对此感念最深的，自然是宋仁宗本人了。

在吕夷简病重期间，宋仁宗甚至听了民间偏方，做了一件特别直男、特别感人的事：“古谓髭可疗疾，今翦以赐卿。”

《孝经》里写“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割胡子，那是很严重的事，有的朝代还是一种刑罚『髡刑』。据说当年曹操跟部下约法三章，不能够践踏老百姓的禾苗，结果自己的马践踏了，只好割下自己的胡须代表把自己的头给割掉。

所以啊，宋仁宗赵祯还真的是一个小可爱，他割掉了自己的胡须给吕夷简当药引，虽然思路恶趣味得很清奇，但是感情还真的是挺真挚的。

对比一下，同样是主少国疑之时的宰辅大臣，诸葛亮死后刘后主就取消了丞相的职位，并且对民间祭祀诸葛亮也多不以为然；张居正死后更是被万历夺谥抄家。

吕夷简，谥“文靖”，配享仁宗庙。

愍民惠礼曰文，宽乐令终曰靖。

2.范仲淹：身历中书，知事之难

得知吕夷简死讯，范仲淹自述“得公遗书，适在边土，就哭不逮，追想无穷，心存目断，千里悲风”。

范仲淹作为一代名相，铮铮铁骨，不至于娇柔造作，一定是真情实感流露。

为什么那么悲痛？我觉得范仲淹不一定是完全为了悲痛的意见，有一点物伤其类的感觉在其中。

物伤其类？范仲淹和吕夷简不是曾经的敌人吗，能是一类吗？

此时的小范，已是遍历风雨、曾经沧海、渡劫之后了。

2.1.庆历风雨

庆历新政，呼啦啦隆重开场，凄惶惶狼狈谢幕。前后也就一年有余、两年不到，真正实际推行实际上就八个月。

从希望之巅，到绝望之谷，范仲淹应该体会到了为政者之难。

冗员、冗兵、冗费，北宋强干弱枝的思路一以贯之。当皇帝的没有安全感，就只能一味榨取地方的能量，加强中央力量，在核心圈周围层层叠叠、叠床架屋。

不过四世，宋廷已不堪重负。

非改不可了。

庆历三年，西夏终于求和了，宋仁宗趁此机会把心心念念的贤人们从前线召回。于是，范仲淹、富弼、韩琦执政，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台谏，群贤毕至。

“君子党”终于聚齐了，那就干点大事吧。

是年九月，宋仁宗开天章阁，赐范仲淹、富弼笔札，责令条奏政事。这就是命题作文啊，写不出来不准出去。

这都是老知识分子，写字就没带怕的。

《答手诏条陈十事疏》：

“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推恩信、重命令”一共十条。

虽然写得仓促，但是文章还是皇皇大言，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道理、好奏对。

-明黜陟、抑侥幸就是要选好人当官，要有明确的考核制度，要限制没有实际贡献的恩荫。

-精贡举、择长官就是要改革科举制度，重策论、轻诗赋，选好地方官吏。

-均公田就是要以公田养廉。

-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就是富民强兵的策略，要改宋朝的募兵制为南北朝的府兵制。

-推恩信、重命令就是强调执行力了。

既要……又要……还要，有点儿内味儿了。

谁都知道这样写不是很好，但是真落笔起来，文豪也破不了这个窠臼。

关键看执行，魔鬼在细节。

拿明黜陟来说，范仲淹推出了一个『磨勘保任法』，本身是加强考核、民主评议的意思，实际结果是从朝官到员外郎、郎中、少卿监必须有清望官五人以上保任方能升迁，因而助长了请托之风。不仅没达到效果，反而加深了君王对群臣结党的忧虑。

还有择官长，都听过“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的故事吧，说的是范仲淹对着官员名册一顿划拉，把觉得不称职不合格的官吏全部拿下。是不是有点阎王爷点生死簿的感觉？富弼在旁边打趣说：“范六丈公则是一笔，焉知一家哭。”范仲淹不为所动，回答了这条金句。

话说的是没错，但是下笔的依据是什么呢？一个人就定谳，是不是武断，是不是人治？是不是一支笔、一言堂？

为了择官长，范仲淹选了一批人充当『转运使』，因为干部力量准备不足，结果一地鸡毛，轻则眼高手低，重则结党营私，行为不检，物议沸腾。

仓促开局，仓促收场，庆历新政徒留下一个样板，让后世评说。

这世间，从来是办坏事容易，办好事难；办砸事容易，办成事难；说个事容易，办个事难。

后来的改革者王安石就曾经批评现在的改革者范仲淹，“好广名誉，结游士，以为党助，甚坏风俗”，不知道听到这个评价后范仲淹有没有想起当年吕夷简的批评：“迂阔、务名”。

事非经过不知难。

2.君子的软肋：清白与清高

新政的失败，骄傲的范仲淹还能支撑一下。毕竟，像他这样的君子，事业失败打不垮他，敌人烽火打不死他，最后打垮他的，只有“清白”二字。

“庆历三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阳楼记》开篇的这句话提到的滕子京就是最终使得范仲淹黯然离开朝堂的关键人物。

滕子京是贪污犯！

范仲淹为贪污犯辩护！

原来，这就涉及到北宋一项极具争议的制度：公使钱。

庆历二年，滕子京任甘肃泾州知州。此时，北宋与西夏战争遭遇三连败：三川口之败、好水川之败、定川寨之败，元昊从定川寨突袭泾原路，葛怀敏冒进贪功，兵败定州，范仲淹率援遇雨，无法赶到。泾州与定州距离很近，形势危险，生死攸关。

当此千钧一发之际，滕子京临危不乱，组织守城，坚守待援，直至胜利。

事后，朝堂复盘，本是要论功行赏的事，偏有御史发出疑问：

-兵力不足，滕子京哪来的人组织守城？

-广收遗民，编列军户。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重赏？钱从哪来的？

-……

-账本呢？

-……

于是，御史梁坚弹劾：“宗谅前在泾州费公钱十六万贯”。

滕子京就是滕宗谅，与范仲淹同年进士，到西北抗敌也是范仲淹的推荐，泾州这一出围点打援又是他俩的合作。所以，范仲淹势必要为好友加战友辩护。

公使钱这种东西就是地方政府备用金的概念，宋太祖定的规矩：“安边御众，须是得人。若分边寄者，能禀朕意，则必优恤其家属，厚其爵禄，多与公钱及属州课利，使之固圉，特免税算，听其召募骁勇，以为爪牙。茍财用丰盈，必能集事。”可以说很有灵活性了，还可以拿公家的钱去做生意，赚了钱还本付息就好，真的是个市场经济立国的朝代啊！

而且宋代还有明确规定“刺史以上所赐公使钱得私入”，用不完的公使钱就归刺史以上官员所有了，那何来“贪污”一说呢？

关键就在于“16万贯”，这数字有点惊人。既然是备用金，那本身就不会多，一般也就几百上千贯。那这16万贯都包括哪些，有没有不该挪用的挪用了，不该花的花了？

查账！

账被烧了。

faint，你滕子京和范仲淹还真是好基友，他烧信，你烧账。

原来，滕子京觉得此刻被弹劾，是冲着庆历新政去的，搞他是冲着范仲淹去的。我一把火烧了，老子不开口，神仙难下手，哼！

愚蠢假仗义！

“此地无银三百两”，账本被毁，有理难辨，在劫难逃。幸亏朝中有范仲淹、欧阳修等极力为其辩白，滕子京论功行赏升职加薪是无望了，只能远远地去主政一方，于是有了“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以及“重修岳阳楼”，有了天下闻名的《岳阳楼记》。

但是，作为生前已被国人视为圣人的范仲淹，同党贪墨的阴影，在范仲淹心里心里始终难以挥去

也许，面对朝堂内外雪片般飞来的吐槽，范仲淹应该可以彻底体会吕老夫子当年执政的困难了，耳边可能会回响起那句话：“夫执政者，恩欲归己，怨使谁归？”

当年《百官图》风波时，范仲淹曾找到副相王曾请其与其一道向吕夷简发起攻击。王曾虽然对吕夷简早有不满，其后也曾独自告发老吕，但是这次是拒绝的，并留下了这句至理名言：

你范仲淹认为吕夷简用人不当就攻击他。作为手握国家权柄的人，如果想让天下的恩惠皆归于己，那么污名怨恨谁来扛？

“不要人夸颜色好，要留清气满乾坤。”

据苏辙《龙川别志》记载，庆历新政失败后，范仲淹自参知政事降为河东陕西宣抚使，途径郑州专程拜见在此颐养的吕夷简，“文正身历中书，知事之难，惟有过悔之语，于是许公欣然，相与语终日。”

半生争斗，半生相和，知事之难，终于释于“欣然”。

世间人物众多，初时我们总爱非黑即白地去定义他们，要么忠要么奸，如果不是善群便是歹人。

脸谱化、标签化，这样符合直觉，却是思想上的一种偷懒。

但，缤纷的世界不是只有两种颜色，人也是这样。

所谓的长大，就是放下刻板印象，试着去理解那么多的不一样。

不是站在对立面的，就一定是坏人。

就像范仲淹确实是圣人，但吕夷简未必就那么坏。

耿介与圆融，都是国之栋梁。有时要有所担当，就得放下身段，甚至不排斥机巧与手段。要承受美誉，也就要担得起蜚短流长。

不是每个人都能始终从容，也不可能事事上站在上风，无论是道理上的，还是道德上的。

希望读完这篇，你再遇到人遇到事可以多一份试着去理解的主动，

纵然有时一些事让你不开心，

也试着去理解背后的道理。

就像苏东坡那般的旷达，“吾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

能够和解，就会不较劲地过好这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