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竹雅韵 从介休范氏为切入点，分析清朝时期晋商衰落的原因

“晋”是山西省的简称，我们常用“晋商”一词来形容来自山西的商人，这个群体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处于一个繁荣或正在发展的阶段，但清末民初时，晋商却陷入了衰落之中，并且从此一蹶不振，没有再创辉煌。

自此之后，晋商的光辉事迹留在了历史的长河当中，晋商的后人再也没能亲眼见到当年先人们的那些风光。还有些晋商，根本没有等到清末民初的时候，就早早地衰落了，介休范氏就是这样一个晋商家族。

这个家族的发展壮大起始于清军入关前后，在乾隆继位初期以前，介休范氏始终处于一个十分繁荣的阶段，但乾隆统治的中后期，这个家族却被统治者所抛弃，成为了一枚名副其实的“弃子”。

一、从清军入关起介休范氏就和清政府之间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要论起介休范氏的发家史，就不得不和清政府的统治联系起来，因为他们这个家族的发达，和清政府的上位离不开关系。

介休范氏发展壮大的第一步，起始于明末时期张家口的八大商人之一的范永斗，他算是范氏的先祖之一，主要在张家口附近做贸易生意，时常进出辽东。

很多历史学家都认为，范永斗和清军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在清军入关前就建立起来的，而且这还是一种非常奇怪又特殊的关系。因为自从清廷掌握了统治权后，范永斗就成为了一个“官商”，和清廷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

如果不是早有联系，清廷怎么会轻易允许范永斗打着“官商”的名义谋求财富呢？而且范永斗在经商的过程中，没少利用清廷内务府的名号做事。

在利用清廷做自己靠山的同时，范永斗也不忘带领着范氏积极地为清廷服务，希望以此来换取更多的特权，获得特权之后，利用到手的特权谋求更多的财富，再用这财富中的一部分去为清廷效力。

如此形成一个循环，可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介休范氏就是靠着这样一个循环一直维持着自己的繁荣和发展。

投桃报李的介休范氏为清廷所做的贡献是十分巨大的，尤其是在几次重要的战争中，介休范氏为清政府提供了大量的军粮和军费，这些物资给了清政府极大的后勤补充，帮助他们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清史稿》记载：“范毓奇，山西介休人，范氏故巨富，康熙中，师征准噶尔，输米馈军，率以百二十金致一石。六十年再出师，毓奇兄毓宾请以家财转饷，受运值视官运三之一。”

在康熙平定准噶尔叛乱时，范氏曾经自费出资筹备军粮，雍正再次出兵准噶尔和乾隆动用兵力时，范氏都曾经为他们转运军粮，出了不少血。

转运军粮这件事，听起来只是简单地转手一下而已，实际上操作起来却要付出大量的人力物力，正常来说，这些都是要算到军费里的。而押送粮草这种事情，向来都是军费里占比很重的一部分。

因为范氏的帮忙，清政府省下了三分之二的国家运费，这让清政府欠了范氏一个大人情。刻意逢迎讨好清政府的范氏还用自己的私产补齐了军队损失的大量粮草，为了表彰范氏，清政府甚至给了他们国家二品官员的职务。

在重农抑商的古代，这种殊荣可以说是十分罕见的，在晋商之中，更是仅此一例。这代表着商人也可以靠自己的能力站在朝堂之上，同时也是对传统科举考试制度的一次挑战。

二、利用清政府想要进口铜斤的机会成为其中最大的铜商大肆敛财

自从因为军粮和清政府搞好关系之后，范氏的发展可以说是如日中天，将他们的繁荣推上顶峰的，是采购铜斤的业务，也正是这项业务，在日后将他们彻底拖下了水。

铜斤这种东西，是制作铜钱的必需品，可以理解为一种含有杂质的铜。铜钱这种货币，对于一个国家而言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清政府能把采购铜斤的任务交给范氏这样一个皇室和政府以外的家族，足见当时清政府对范氏的看重和倚仗。

也有部分历史学家表示，这很可能是清廷还人情的一种方式。因为当时的清廷刚刚建立不久，在商业方面缺少可用的人才，利用范氏进行采购，虽说要让渡一部分利益给范氏，但一方面清廷算是还了之前范氏供给军粮的人情，另一方面还可以利用一下范氏的商业能力。

在清朝建立之初，铜斤主要产自云南，然而长期的开采和逐渐增大的铜钱发行量让铜斤逐渐变得稀缺起来，国内的产量渐渐不足以支撑清廷继续制作铜钱投入使用。

为了满足自身的需求，清廷开始将目光投向了日本。日本的城市长崎是一个当时很出名的铜产地，古代航海十分危险，而且清廷对更远的一些国家并不了解，所以日本这个距离还不算远又知根知底的邻国就成了绝佳的采购地点。

范氏最主要的交易对象，就是日本人。而赴日本采购铜斤的同时，范氏发现了一个商机：“大抵内地价一，至倭可易五；及回货，则又以一得十。故铜商之豪富，甲于南中。”

“倭”，就是指日本。从这段话中，我们不难看出，作为最大铜商的范氏在采购铜斤的同时，借助这个便利必定谋取了大量的财富。但这些财富似乎并不能让范氏得到满足，同样不能满足的，还有清政府。

范氏野心再大，不过是想多赚钱而已，而清政府方面却希望能够用最少的钱换取最多的利益。名义上范氏等家族属于“皇商”，是负责采购的人，实际上，清政府把铜斤的价格压得很低，而且还规定“如商人领银而解铜有迟延亏欠，照例追赔治罪。”

这些其实都是祸根，但彼时一心想要获得更多特权的范氏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仍旧继续为清廷卖命，并期望获得更多的特权。但真正油水大的业务并不多，能分给这些朝堂外商人们的也不多，范氏没能再得到一个如采购铜斤一般的业务。

范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家族已经陷入了危机，直到采购铜斤的业务出了问题，范氏才反应过来，然而范氏早就已经丧失了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手忙脚乱之下也没能做出什么绝地逢生的举措。

三、全国“铜荒”直接导致范氏铜业生意日渐衰落，拉垮了介休范氏

中国国内的铜斤早就已经不足以维持铜钱的继续制作发行，虽然从日本进口铜斤暂时缓解了我们的困难，但每年六七百万斤的出口量让日本方面开始“入不敷出”。

为了保证自己国内的铜源不受到太大的影响，日本开始限制铜的出口，这让范氏在内的很多铜商都陷入了无铜可购的困境。按照之前清廷的规定，如果他们拿了钱却给不出铜，不仅要赔偿，而且还会被治罪。

好在康熙仍旧念着范氏在平定准噶尔叛乱时给予自己的帮助，所以他提出了让地方政府自行筹买铜的政策，这就把范氏从即将被治罪的局面中挽救了出来，不再需要为买不到铜而付出过重的代价。

但“人情”总有用完的一天，雍正时期，不知是不是康熙曾经留下过善待范氏的遗言，总之雍正对范氏的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直没有处置过。但雍正的儿子乾隆却没能延续这种做法。

经历了几代之后，范氏的贡献早就已经被清廷和统治者渐渐遗忘，所以“人情”也就不复存在了。火上浇油的是，此时全国陷入了“铜荒”之中，范氏等铜商首当其冲成为了乾隆发泄怒火的对象。

其实乾隆也不是一开始就怒气冲天的，他给过范氏几次宽限，先是延缓了交铜的时间，后来又减少了任务量，但范氏根本就支撑不下去这个摊子，一直在贴钱做生意。

当时日本的铜价太高，清廷给的钱又太少，范氏的铜业生意从进账大头变成了亏本大头，长此以往，甚至到了要变卖家产填补亏空的地步。为了保住最后的产业，范氏也曾经上书请求乾隆，想要摘掉铜商这个身份。

让范氏头疼的是，乾隆直接拒绝了他们的请求，当初给的时候是恩典，如今不收回是圣旨，范氏根本没有自主选择的权力，只能继续贴钱给清廷购入铜。

到了后来，范氏已经开始借贷继续做这笔生意，不停地透支让范氏逐渐衰落，而且购铜的生意占据了范氏家族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往返中日之间，根本就没有再拓展另一项进账的机会。最后，范氏由于达不到任务量，被抄家抵罪了事。

就这样，曾经蒸蒸日上的范氏，兴于清廷，也败于清廷。或许有些礼物，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范氏选择拿走铜商的身份时，就已经注定了他们日后会为这个身份所累的结局。

站在清初时期范氏的角度，拿走这个位置是正确的选择，毕竟这在当时确实是一个极好的发展机会。后来范氏的衰落，也不能完全归咎于铜商身份的拖累，就好像不把所有晋商的衰落，都归罪于时代的影响一样。

四、介休范氏等晋商因国势衰落、政府腐败和自身经营不善而衰落

除了介休范氏以外，很多晋商也都陆续在清朝或清末民初时渐渐衰落，他们衰落的原因有些和介休范氏有相似之处，有些则和介休范氏不大一样。

综合来看，导致这些晋商衰落的原因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国势的衰落，或者可以理解为时局的影响；二是政府的腐败，或者说是官员的腐败问题；三是自身经营不善，这也是时局动荡时，最容易出现的一种情况。

介休范氏的衰落中，就有一部分时局的影响，若不是当时铜商开始从一个受人追捧的“皇商”身份变成了要贴补政府的存在，范氏也不至于衰落得如此直接和快速，或许还会有碰到转机的机会。

清末时，由于国势衰微，很多晋商经常遭受到外国人的打砸抢行径，再好的生意人也经不住这种程度的亏损一直持续下去，所以不少晋商都在这个时候逐渐衰落了。

在介休范氏的衰落过程中，清政府并不算特别腐败不堪的存在，不过清政府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剥削了不少范氏的利益，而且还是“明抢”。但其他晋商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清朝进入末期以后，清政府和政府内的官员都是腐败至极的存在，内务府竟然敢把一个鸡蛋的账做成几十两，不少官员更是明码标价为人办事，可见当时的贪腐之风有多么盛行。

在这样的官员手下讨生活，晋商的生存环境十分艰难，为了经商，他们不得不花费大量的钱财去打点政府内的关系。而且官员们只顾着捞钱，不理地方政务，长此以往，市场环境污糟不堪，做生意自然也就十分艰难。

再加上清末以后，有不少外国势力进入中国市场，他们在某些方面更先进，也更受民众追捧，所以包括晋商在内的中国商人们都受到了不小的打击。稍微体量小些的商人，很可能从此一蹶不振。

但在所有原因中，最重要的可能还是晋商自身经营不善。从介休范氏的例子中，不难发现，范氏就是没有预想到日后的情况，所以才有了后来因铜商身份而起的困局。

像他们这样的晋商并不少，虽然未必是完全相同的事情，但也基本都是自身选择错误的缘故。尤其是清末民初时期，处在动乱之中的商人们，一边要想着保命，一边还要操心生意，很可能就会作出错误的决定，进而导致生意失败。

从某些角度来看，晋商的衰落不只是一群商人的衰落，还是时代的一种发展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