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基伟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8月25日,中央军委发布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成立了八路军总部,下辖3个师,即:五师、一二〇师、一二九师。一二九师由原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三十一军及陕北红军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九军、第十五军骑兵团等部合编而成。我们西路军突围的指战员,除李先念支队到达新疆以外,其余大多数人都是先找到援西军而后编入一二九师。
部队变化番号,开往前线抗日,都是没二话可说的,但我们又面临到一个现实的问题:换帽子——由红军帽换成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帽。
天哪!过去国民党是我们最大的敌人,见了戴青天白日帽的我们就打。虽然我们也知道跟国民党合作是为了抗日,但感情上还是不能接受。刚开始的时候,许多战士都拒绝戴国民党的帽子,有的还用脚踩。一个命令下来,没办法,还得戴。
9月6日,一二九师在三原县城以西的石桥镇召开了奔赴抗日战场的誓师大会,近一万人在雨中伫立,由陈赓同志主持“换帽子”,帽子戴在头上,眼泪流在脸上,那一会儿功夫,部队哭成一片。
根据中央决定,八路军前方总部和3个师的大部开赴山西抗日前线。我们一二九师在刘伯承师长和张浩政委的率领下,徒步行军至山西,由侯马转乘火车到达山西平定县,在县城休整,准备挺进到晋中太行地区。此前中央在陕北洛川举行扩大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会议还决定了以下内容: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使游击战争担负配合正面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在国民党统治区放手发动抗日的群众运动,争取全国人民应有的政:治经济权利。
在平定,张浩政委找我谈话,先讲了一通抗日形势,再讲了一通发动群众的政策,然后给了我一张开给太谷县县长的介绍信,让我到太谷县去当游击教官,实际上就是去组织队伍。
从内心讲,我更愿意留在主力部队。但既然组织决定了,当然没有二话。
张浩政委还告诉我,为了迅速打开局面,建立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师部将陆续派出一批军政素质好,能独当一面的干部。我们是第一批,除我之外,还有师部民运部长赖际发以及秦武山等同志。赖际发同志先行到达榆次,在纱厂工人中做工作。张浩政委最后交代,队伍拉起来之后,如果太谷不能蹲,就把队伍拉上太行山。
我没有想到,这次同张浩政委见面,竟是最后一次。就在我奔赴太谷县不久,张浩政委就因病回了延安,一二九师政委一职由同志接任。此后,我再也没见过张浩政委。直到我担任太行军区司令员后,才得知张政委去世的消息。在当时,首长的话我全记住了,可是太行山在哪里?队伍又在哪里?全是抽象的。这样说,并非底气不足。对于发动群众,建立游击武装,我是充满信心的。回想从甘肃到山西,特别是到山西境内,当时太原、忻口一线国民党军正与日军鏖战,娘子关告急,汤恩伯的军队抵挡不住,兵败如山倒。严峻时刻,我军主力由南向北迎敌而上,在人民群众的心目中激起很大的反响,从侯马到平定,火车只要停下,学生就往车厢里扒,一看我们穿的是草鞋,就知道是老红军,就要我们讲时事,分析形势,许多人都要求参加八路军,抗日情绪十分高涨。
这时已是1937年10月中旬了。
接受任务的第二天上午,我从阳泉车站上车,下午三四点钟到了寿阳车站。
一到寿阳,情况就复杂了。一方面蒋介石的嫡系汤恩伯的部队从娘子关潮水般地往下退;另一方面,川军邓锡侯的部队一窝蜂地往上涌。车站上有军队、有伤兵、有家属,乱糟糟的。几道铁轨上,摆满了火车,目标大得很。敌机隔一会就来投一次炸弹。
针对这个情况,我当机立断,跳下火车就跑。我还没跑出车站,又有三架敌机过来扔炸弹。飞机飞得很低,眼见炸弹就像是冲着自己的脑壳扔的。后来我跳进车站附近的一个掩体里。飞机走了一批,又来一批,一共九架次,轮番轰炸,炸了我一身泥巴,但没伤着皮肉。
这次轰炸完了,再回到我原来乘坐的车上一看,连人带车都是稀烂,惨不忍赌。我的行李也被炸得无踪无影了。
我索性不坐车了。白天开动“十一号”(双腿)徒步,到天黑了,就守在路边扒火车。正太路路况不是太好,两边都是山,火车走得较慢,我扒起来得心应手。兵荒马乱的,也没人检票,扒上去一觉睡个痛快。天亮跳下车,继续步行,很快就到了太谷县。
张浩政委的介绍信写得很详细,说秦基伟是红军时代的团长,参加过多少多少次战斗,指挥战斗如何如何。太谷县的县长杜任之看了介绍信,十分重视。(后来才知道,杜任之虽然在阎锡山手下干事,但实际上是我党党员、山西牺盟会的领导人之一,跟张浩政委有单线联系。)恰好这天邓锡侯的火车到了太谷县,当晚杜县长邀请本县各界头面人物为邓接风,但邓锡侯推说他太疲劳了,不愿下车。这样,一顿丰盛的接风筵席就由我来消受了。
太谷县的县衙门是正儿八经的县衙门,我当时的印象,太谷县政府还是富丽堂皇的。长了这么大第一次参加这样花里胡哨的筵席,又是主宾,我感到有点拘谨,怕出格,怕丢红军的脸,连菜都不敢随便吃,不知道哪道菜是看的,哪道菜是吃的。绝大多数菜从前连见都没见过,当然不懂吃法了,只好看杜县长吃什么我也吃什么,他怎么吃,我也怎么吃。
此次县衙赴宴,可以说是我在交际方面受到的第一次锻炼。
我去太谷之前,太谷县已经组织了一支抗日人民武装自卫队,有二百来人,多数是本县铭贤中学的学生,还有一部分是平津流亡来的学生。自卫队住在县城的白塔寺里。杜任之把我带去介绍说:“这是老红军团长,自卫队的游击教官。”介绍完了,他领我跟另外的几个负责人见了面,然后对我说:“我事太多,也不懂行,往后,自卫队就交给你了。”
这下倒好,我不单纯是教官,还成了这支队伍的主管家。我这个大老粗,管了一帮学生娃,缺文化的,要教育一帮有文化的,下面的戏该怎么唱,我的肩上是有一定压力的。
当然,我有我的法宝。在一二九师教导团受训时,我的成绩是很好的。毛主席的游击战争十六字诀,我不仅背得滚瓜烂熟,而且能联系以往的战斗实际,讲出一些生动的战例来。我这个土生土长的教官,当然讲不出更多深奥的军事理论,但我毕竟是从战争中走过来的人,有亲身经历,有真实感受。我把理论原则与战斗故事结合起来,敌进我退是怎么退的,敌住我扰是怎么扰的,哪一次敌人拖疲了再打,打得怎么样?哪一次敌退我追,追得他如何……
这样一讲,效果出奇的好,既深刻又通俗,既形象又生动,那些学生娃坐在台下眼睛瞪得老大,听得入迷。我这个教官的形象,在他们的心目中渐渐地就有了地位。
除了上军事课,还必须在队伍中建立军事生活秩序,这支队伍刚刚从老百姓中脱胎出来,对军事生活完全陌生,站队、吃饭都是乱糟糟的,形同乌合之众。我首先从一日生活秩序人手,起床、操练、吃饭、唱歌、就寝,按照我在红军时期学的那一套,一项一项地来。
注:作者秦基伟(1914—1997),湖北省红安县人。党员。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29年8月,参加工农红军。抗日战争爆发,秦基伟受命以“游击战教官”身份只身前往山西太谷一带组织抗日武装。1937年11月,八路军一二九师独立支队组成,对外称“秦赖支队”,秦基伟任司令员,赖际发为政治委员。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游击支队司令员,晋冀豫军区参谋处长,一二九师新编第11旅副旅长,太行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兼地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太行军区司令员,晋冀鲁豫军区第9纵队司令员,第二野战军第15军军长。建国后,历任人民志愿军第十五军军长,云南军区副司令员,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兼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成都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第二政治委员、第一政治委员、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任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
本文选自《秦基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版。
作者/来源:太谷融媒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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