琳辉说历史 赫鲁晓夫时期的苏联，多方面的改革措施获得了历史性成就

引言

一九五三年三月六日，即斯大林逝世后的第二天，苏共中央、部长会议、最高苏维埃举行联席会议，任命马林科夫为部长会议主席；贝利亚、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为第一副主席，前三人分别兼任内务部长、外交部长、军事部长。任命伏罗希洛夫担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赫鲁晓夫上台与贝利亚事件

确定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赫鲁晓夫、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米高扬、萨布洛夫、别尔乌辛。会议还决定让赫鲁晓夫辞去莫斯科市委书记的职务，集中精力干党中央的工作。

当时各位领导人都主张加强集体领导。因此，一九五三年三月十四日召开的中央全会，马林科夫请求解除他的中央书记的职务。会议接受了他的请求，并选举赫鲁晓夫、苏斯洛夫等五人组成中央书记处。赫鲁晓夫由于身兼主席团委员，实际上成了第一书记。

这时，贝利亚正在进行“积极活动”。斯大林逝世后，贝利亚掌管了内务部；这个部在苏联有特殊地位，它拥有从逮捕、侦察、审判到判决的全权。贝利亚把内务部的几个师调到首都“维持秩序”，又在四月四日宣称“医生谋杀案”是“不真实的”，释放了有关人员，并撤换了一批内务部的领导人。

赫鲁晓夫感到贝利亚的这些举动是“阴谋夺取权力”，于是串连其他主席团委员，征得朱可夫元帅的支持，在六月二十八日逮捕了贝利亚。在七月举行的中央全会上，马林科夫代表主席团宣布贝利亚是“共产党和苏维埃人民的敌人，”交法庭审判。十二月二十四日，最高法院作出判决，确认贝利亚企图“把内务部放在党和政府之上，以便夺取权力”。法庭判处贝利亚等七人极刑，实际于二十三日已经执行。

在清除贝利亚的过程中，赫鲁晓夫对内务部实行改组，对亲贝利亚的人撤职，对一般人员调换工作或退休。然后解散内务部，成立了隶属于部长会议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简称“克格勃”）。原共青团中央书记谢列平被任命为克格勃主席。在州和区一级亦成立了“克格勃”组织，但必须向同级党委报告工作。当时克格勃的权力只限于调查和进行逮捕，审判和判决由法院进行。

这一改组得到各级领导干部的支持。一九五三年九月苏共中央全会选赫鲁晓夫为党中央第一书记。尼·谢·赫鲁晓夫（一八九四至一九七一年）出生在乌克兰库尔斯克省的一个农民家庭，一九O五年随同父亲到尤索夫卡矿区作工。一九一八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参加红军；国内战争结束后又回到矿区作基层党的工作。

一九二九年入莫斯科工业学院学习，任党支部书记。毕业后被分配到莫斯科一个区任区委书记。由于在“肃反”运动中积极、坚定，很快就成了莫斯科市委副书记、书记，一九三八年一月当上政治局候补委员。同年被调任乌克兰党中央书记，在这里他同样坚决地进行了肃反，因而一九三九年成了政治局委员。二次大战中，他一直在乌克兰战线任方面军政委，中将军衔。

乌克兰收复后，他仍担任乌克兰党的书记，领导恢复工作。一九四七年，由于“对乌克兰民族主义缺乏警惕和镇压”，其职务由卡冈诺维奇代替，但仍保留了乌克兰部长会议主席和政治局委员的职务。一九四九年调莫斯科任市委书记、中央书记，曾在党内主管农业。此时，赫鲁晓夫成了党的第一把手，被看成是农业“行家”。

国内外政策的调整

随着斯大林逝世，苏联社会中的许多问题日益尖锐地暴露出来了。一九五三年苏共中央召开七月全会，重新分析、估计了国内的经济政治形势，认为工业“落后”了，农业“被忽视”了，政治生活不正常；决定立即采取措施，调整政策，缓和矛盾，摆脱困境。赫鲁晓夫不仅支持这一决定，而且十分积极地参加各种调整活动。

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苏共宣布“加强法制”，“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据此，组织了对过去某些“案件”的复查和恢复名誉的工作。到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召开时，大约有一万二千人释，其中大部分是三十年代被捕的党团干部。同时，在报刊上开始了对“个人迷信”的谴责和批判，提倡正确处理“领袖和群众”之间的关系，提倡“活跃党的组织生活”。

在发展工业方面，一九五三年八月举行的最高苏维埃会议根据马林科夫关于加速发展消费品生产的报告，修改了工业发展计划，强调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加速发展轻工业和食品工业”，加快住宅建设。这一调整虽然在一九五五年被赫鲁晓夫批判为“背离了党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总路线”，但消费品的生产还是大大增加了，尤其在五十年代后期，消费品的供应有明显改善。

发展农业是苏联十分紧迫的问题，因为到一九五三年谷物产量仍没有超过一九一三年的水平，这是造成人民生活紧张的主要根源。一九五三年苏共中央九月全会根据“物质利益”原则拟订了发展农业的措施，以后又不断加以充实、完善。

其一，从一九五三年七月一日起，凡私人经济一律按百分之一公顷土地的固定税率征税，取消农户过去对国家积欠的农业税；私人发展畜牧业免交肉类、羊皮、牛奶等畜产品。一九五四年国家又规定免除宅旁园地向国家义务交售谷物的任务。这样，私人经济得到鼓励和发展。其二，一九五三年九月苏共中央通过提高农产品价格的决议，苏联政府随即把肉类和家禽的价格提高了百分之五十，牛奶和黄油提高了百分之二十，蔬菜提高了百分之四十，以后几年又多次提价。从一九五四年开始，苏联政府又决定对农庄实行按公顷计算义务交售畜产品和农产品的定额制，取消按产量计算义务交售额的办法。这就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第三，一九五五年三月，苏联政府宣布实行以商品产品的产量为出发点的计划制度，国家只下达各类产品的交售指标，其余完全由农庄自行安排、决定。这一改变增强了农庄的独立性和主动性，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在调整上述政策的同时，赫鲁晓夫急于解决粮食问题，又掀起了垦荒动和大种玉米的运动。一九五四年一月，赫鲁晓夫提出在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开垦生荒地的建议，苏共中央随即通过了在一九五四年开垦一千三百万公顷荒地的决议。共青团动员了三十万青年奔赴垦荒区，国家运去了五万部拖拉机、六千辆卡车。数百个居民点、临时帐篷城镇、几百个大型国营农场，出现在草原上。一九五四年开垦了一千九百万公顷荒地，恰值全国风调雨顺，这一年农业大丰收。

于是，一九五五年赫鲁晓夫又让开垦了一千四百万公顷，但由于严重干旱，新垦区的春小麦大都枯死。一九五六年雨量适中，春小麦大丰收，产量达六千三百万吨，约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二分之一。在向东方垦荒的同时，一九五四年，苏共中央根据赫鲁晓夫的倡议命令欧洲各州大种玉米。一九五五年玉米播种面积达一千八百万公顷，在宜于玉米生长的地区获得了丰收。

在对外关系方面，苏共新领导采取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政策，宣布对外开放，允许外国人到苏联旅游，与资本主义国家开展文化交流和往来。苏联党政领导人多次出国访问，改善了与印度、埃及的关系，一九五五年恢复了与南斯拉夫的国家关系。一九五四年与奥地利签订了和约，从奥地利撤回驻军。

苏共对国内外一系列的政策的调整，得到人们的广泛支持，也遭到不少人的反对。在中央主席团内人们的看法也不一致。马林科夫对垦荒政策提出疑义，莫洛托夫反对同南斯拉夫恢复外交关系。这在赫鲁晓夫看来是“前进”的巨大障碍，必须予以清除。一九五五年一月，苏共中央举行全会，赫鲁晓夫在关于发展畜产品的报告中不指名地攻击马林科夫关于加速发展消费品生产的计划背离了党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总路线，是布哈林、李可夫右倾思想的复活。

二月，马林科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申请”辞去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理由是缺乏“管理国家的经验”。会议批准了这一申请，并根据赫鲁晓夫的提议选举布尔加宁为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是赫鲁晓夫的密友，这对他控制国家政权虽很方便，但在党内还必须另作计议。苏共二十大

经过赫鲁晓夫的周密筹划，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四日至二十四日苏共召开了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一千四百名代表中有百分之三十七是在斯大林逝世后提拔起来的。赫鲁晓夫向大会作了政治报告，他回顾了一九五三年以来国内经济、政治和外交方面取得的成就，提出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六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六至一九六O年）的建议。在“理论”部分，赫鲁晓夫根据世界力量对比的根本变化，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的路线。

他认为，现代世界战争“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完全可以“和平共处”，并宣布和平共处“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国外交政策的总路线”。在和平共处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可以开展经济、文化竞赛，当人们在实践中看到社会主义“带来的好处”，“他们迟早会走上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斗争的道路。”

他认为，现在在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已经有了现实的可能”，“取得议会中的稳定的多数，并且使议会从资产阶级民主的机构变成真正代表人民意志的工具”，从而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会议认为赫鲁晓夫的这些论点“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二十大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十九大上选出的一百二十五名中央委员中只有七十九人重新当选，落选者占百分之四十一点五。赫鲁晓夫当选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二十四日，大会闭幕的当天深夜，赫鲁晓夫突然通知代表再次开会，向他们作了《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报告（即所谓《秘密报告》）。他指责斯大林违背集体领导原则，揭露斯大林破坏法制，批准大规模逮捕、镇压的“罪行”，甚至怀疑斯大林参予了“基洛夫案件”。最后，他又指责斯大林在苏德战争初期怀有“失败主义情绪”，应对苏军的失利负直接责任。赫鲁晓夫还说斯大林应对农业危机和对外政策的失误承担“罪责”，他要人们批判、肃清个人迷信在“各个领域里的流毒”。这个报告使到会代表感到“震惊和愤怒”。

二十大以后，赫鲁晓夫把他的《秘密报告》先后传达到党的积极分子、党员、工人、庄员和大中学生当中。六月三十日。苏共中央发表了《关于克服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决议》；接着，哲学、政治经济学、文学艺术、军事、历史、教育等领域，逐步开展了对“个人迷信”的批判。与此同时，又进行了大规模的平反活动。

首先为原国防部副部长屠哈切夫斯基、原政治局委员、国家计委主席沃兹涅先斯基等人恢复了名誉；后又成立了一百个特别委员会，分别在关押犯人的现场就地进行复查平反。据统计，一九五六至一九五七年间，约有上百万人被释放回家或平反昭雪。

苏共二十大及其以后对个人迷信的批判，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苏联人有的热烈拥护，有的强烈反对。帝国主义者幸灾乐祸，掀起一股反共逆流。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不知所措，纷纷“失望”退党。东欧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动荡不安，波兰发生了“波兹南事件”，匈牙利爆发了“十月事件”。

所有这一切引起苏联其他领导人对赫鲁晓夫的不满，认为“混乱”的形势是由赫鲁晓夫所采取的政策和做法造成的。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八日，苏共席团举行特别会议，会议以八比三的绝对多数主张撤销赫鲁晓夫第一书记的职务，斥责他的一系列做法是“托洛茨基主义和机会主义”。

赫鲁晓夫反对多数的意见，要求召开中央全会作最后决定。双方辩论了三天。这期间，赫鲁晓夫指示在首都的中央委员来克里姆林宫纠缠，又让朱可夫动用军事飞机把外地中央委员接到莫斯科。六月二十二日召开了中央全会。苏斯洛夫介绍了中央主席团内发生的情况；莫洛托夫等人相继发言，要求撤换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发言指责莫洛托夫等人进行非组织活动，阴谋反党夺权。

大会经过激烈辩论和斗争，于六月二十九日通过了《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谴责他们在一切重要问题上“反对中央委员会的列宁主义路线”，反对二十大所赞同的“消除个人迷信的错误和后果”的方针，他们“脱离了党和国家的生活，受旧的观点和方法的束缚，成为宗派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走上了“反对党领导的派别斗争道路。”

全会把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谢皮洛夫四人开除出中央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接着又改选了中央主席团，由十一人扩大到十五人，在这次会上支持赫鲁晓夫的原主席团候补委员勃列日涅夫、福尔采娃、朱可夫均被选为主席团委员。这次全会大大巩固了赫鲁晓夫的地位。

一九五八年二月，最高苏维埃鉴于布尔加宁参加“反党集团”，决定解除其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并由赫鲁晓夫兼任；于是，苏联的党政大权就集中在赫鲁晓夫一人之手了。

赫鲁晓夫的改革

一九五七年以后，赫鲁晓夫自恃地位巩固，大权在握，野心越来越大，行为愈来愈没节制。一九五七年底，他突然向全国宣布了一个口号：要在两三年内使畜产品的产量赶上和超过美国。一九五九年又公布了“七年计划”，号召在苏联建设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

在这个目标激励下，他垦荒、种玉米的劲头更大了。原先把垦荒作为“权宜之计”的想法，现在赫鲁晓夫早已把它丢在脑后，他不断敦促人们“开垦、开垦、再开垦”，到六十年代初，垦荒面积已达四千二百万公顷。一九五七年以后玉米在苏联普遍种植，播种面积不断扩大，一九六0年达二千八百万公顷，一九六二年又增到三千七百万公顷。为了使整个国家机器运转起来，实现“赶美超美”的目标，赫鲁晓夫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第一，早在一九五七年，赫鲁晓夫就不顾别人反对，硬要最高苏维埃通过法令，强行把四十个中央部中的二七个部撤销，把全国划分为一百零五个经济区，每区设国民经济委员会，直接管理所属企业和建设单位，享有进行经济活动和财务活动所必要的各项权利。

第二，命令农业部、大中农业机构、农业学院和实验站由城市搬到农村农业部的搬迁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完成的，它由莫斯科搬到一百公里以外的米哈伊洛斯克疗养院，办起了“样板农场”，以便通过实验和实例向农庄提出建议。后来，赫鲁晓夫又把一个模范农场的场长提升为农业部长。

取消农业机器拖拉机站

一九五八年三月，苏共中央在赫鲁晓夫催促下发出指示，要各地拖拉机站把所有机器都卖给集体农庄，而集体农庄必须在一年内把机械买过来。这样到一九五九年一月，全国八千多个拖拉机站只剩下三百四十五个；到年底仅有三十四个了。“一块土地上两个主人的现象”消灭了。与此同时，苏联政府宣布从一九五八年一月一日起取消庄员私人经济的义务交售制；从六月起取消集体农庄的义务交售制。全国一律实行收购制度，收购价格根据收成情况一年一调整。

改革教育

赫鲁晓夫把十年一贯制改为十一年制的综合技术教育，让十四、五岁的青少年掌握一门手艺，毕业后先劳动一段时间，然后再升大学。为此，学校与附近工厂、农场、农庄挂钩，请工人、农民为“工艺教员”，每周到工厂或农庄劳动一天。由于社会和学生们强烈反对，赫鲁晓夫通过法律强制推行。

改革军队建设

一九五七年苏联发射了第一枚洲际导弹和人造卫星，这使赫鲁晓夫认为核武器的出现“改变了一切”，“空军和海军已失去了它过去的意义”，国防力量不再取决于“有多少人穿军大衣”。为了同美国进行核竞赛要求集中全力发展核武器和火箭部队。为了节省开支，又大量实行裁军，一九五五年苏军有五百七十六万人，一九五八减到三百二十六万人，一九六0年又减到一百二十万人。随之，拆毁了部分坦克、军舰，解散了陆军总司令部。

上述改革的速度之快十分惊人，但其效果却极不理想。“经济区体制”不利于专业化和企业之间的协作，且助长了地方主义，因而一九六一年又成立了十七个大经济区协调各经济区的活动。但由于仍不解决问题，于是各类工业部门的委员会又在莫斯科出现。其结果是各种机构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比原来扩大了三倍。农业部搬到农村固然接近了“实践”，但不便于同全国保持联系。

“模范场长”任部长引起指挥混乱。拖拉机站被取消，使农庄无力建设其他项目，农业机械工业产品卖不出去。教育改革激起学生和家长的不满；军事部门大量裁减造成军队普遍情绪不稳。再加一九六一年以来气候条件不利，几百万公顷的新垦地被风“刮走了”，产量急剧下降；西部地区的玉米产量很低，作为青饲料成本为三叶草、牧草的二至四倍，作为粮食作物每公顷亏本二十卢布。农业问题很严重。赫鲁晓夫一面恢复配给制，一面动用黄金，向国外购买粮食和食品，这在沙皇时代和苏维埃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

凡此种种，引起各阶层人民的不满，但赫鲁晓夫却把责任推到下面各级领导身上。一九六一年他在一次全苏会议上对十五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逐个进行了批评。同时，准备对党的组织进行彻底改革。

苏共二十二大

进入六十年代，苏联全国弥漫着不满情绪。赫鲁晓夫想召开一次新的党代表大会，一面转移人民的不满，一面对党组织彻底改组为“驯服工具”。

一九六一年十月苏共召开了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赫鲁晓夫的大会，他宣布开会，致开幕词，他作第一个报告（《政治报告》），作第二个报告（《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他作总结报告，致闭幕词。他垄断了大会的一切。

大会讨论通过了《苏联共产党纲领》。根据这个新党纲，苏联将在以后十年内（即到一九七O年），在经济上（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商品的生产和服务上）赶上和超过美国；而在二十年内（即到一九八0年），苏联将“大体上”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新党纲还宣布，“由于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由于苏维埃社会的一致的加强，工人阶级的共产党已经变成苏联人民的先锋队，成了全体人民的党。”“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产生的国家，在新的阶段即现阶段上已变成全民的国家。”但是，这个纲领并没有激起与会代表及苏联人民的巨大热情。

在大会进行期间，赫鲁晓夫不顾会议日程，突然走上讲台就斯大林个人迷信问题作了措辞尖锐的发言，不仅公开批判了斯大林，而且还指责了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等人，说他们之所以反对党的路线是因为他们都参予了三十年代对广大干部的镇压活动。这之后，大会气氛急转直下，发言者纷纷揭发莫洛托夫等人的“罪行”。

大会闭幕前夕，根据几个代表团的要求通过决议，把斯大林的水晶棺从列宁陵墓中移出。这项决议于十月三十日上午通过，十月三十一日夜里就付诸实行了。

大会闭幕后全国掀起了公开批判斯大林的浪潮。大会上有关的发言稿在报刊上发表，以斯大林命名的城市、街道、广场、工厂、农庄改变了名称，伏尔加一－顿河运河上的巨大的斯大林青铜纪念碑被拉倒轧碎。学术研究、出版部门取消了“禁区”，各种有关于斯大林“暴行”的文章、著作、回忆录纷纷出版，为斯大林“辩解的人”也受到批判。与此同时，对赫鲁晓夫的颂扬日益高涨，什么“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什么“红军的缔造者” “工人的良师”、“庄员们的知心朋友”、“火箭之父”等挂冠，都加在他的头上。

尤其在一九六三年－赫鲁晓夫执政十周年的时候，报纸每天都登载他在不同场合、不同内容的照片；他的著作以多种版本出版。但是，现实生活还是有种种“麻烦”问题，赫鲁晓夫不得不手忙脚乱地采取一系列补救办法。对党的组织，根据二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开始“按一定比例”“更换”党的各级领导机构成员。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又根据生产原则把州一级的党委会分成工业委员会和农业委员会；各加盟共和国和中央也相应地建立了工业局和农业局。

在政治上，从一九六二年起，最高苏维埃通过了一系列法律，加重对强奸、贿赂、侵害民警犯罪行为的刑事责任，扩大了“死刑罪”和“特别危险罪”。的范围。在思想上，一九六三年六、七、八三个月，各级党组织先后召开意识形态会议，强调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反对个人迷信的斗争”不能反对“党的政策”，清除“坚持错误立场”的党员。对城市，除实行定量配给制外，一九六二年又决定提高肉食的零售价格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延期取消工资税。对农村，又恢复了国家制订计划的制度，限制某些人拥有宅旁园地和私养牲畜，禁止自由出售农产品。

在国家机构改革方面，赫鲁晓夫于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又提出了一个彻底改变农业管理体制的方案，该方案规定：在中央建立十二个全国委员会，分别领导畜牧业、家禽饲养、粮食生产、土壤改良等，每个委员会配备五百至六百名专业技术人员。这个方案已经发给中央和地方党组织进行讨论。这种种倒行逆施激起了人们更大的不满。

一九六四年十月，赫鲁晓夫由米高扬伴随去黑海之滨度假，而莫斯科却策划着他下台的事宜。十月初，中央委员们被召到首都，由主席团成员分别向个人或小组传达了让赫鲁晓夫下台的原因、步骤；除三人外都同意主席团的意见。十一日，主席团开会研究撤换赫鲁晓夫的问题。十三日赫鲁晓夫被召回莫斯科参加主席团会议。十四日举行中央全会，苏斯洛夫作了五小时发言，历数赫鲁晓夫的错误。

之后，会议没经讨论就通过了如下决议：“满足赫鲁晓夫同志的请求，鉴于他年事已高和健康状况恶化，解除其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中央主席团委员兼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全会选举勃列日涅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次日，最高苏维埃完成了解除赫鲁晓夫部长会议主席的法律手续，选举柯西金为部长会议主席。

结语

一九七O年苏联出版的《苏共党史》写道：“一九六四年苏共中央十月全会是党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它使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中的主观主义错误得到克服，结束了党、苏维埃和经济机构中不正确的改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