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成立,一直是凝聚了许多人努力与血汗的,而这其中有一份,是属于中央特科所有成员。

中央特科,是我党在20至30年代,建立的一个以收集情报为主的特别行动机关,其直接领导人是周恩来。

而中央特科在当时的任务,其实十分重要。

它不仅要从事地下工作,对敌人进行情报收集,而且还要对我党的领导人物进行秘密保护,以防止中共高层人物被敌人暗杀。

而且特科还有一个特别的使命就是——惩奸。

即采用暗杀的方式,把背叛我党并且危及到了我党的叛徒统统清理干净。

据记载,中共特科存在的时间只有8年,从1927年至1935年。

但其中却涌现了大批的“无名之辈”,他们将青春年华,将理想信仰通通埋藏于地下,随着大地的血脉,悄悄涌动……

而姚子健便是其中特殊的一位。

(1)阳光灿烂的日子

1915年,姚子健出生于江苏宜兴,家里开了一家茶馆。

虽然时局混乱,军阀横生,但是姚子健的家里,还算有些积蓄,在父母的支持下,姚子健小时候有机会得以上学,而且还是一所不错的高等小学。

1929年,小学毕业后, 14岁的姚子健孤身一人来到上海求学,或许在那个年代,姚子健的父母认为,14岁的孩子就应该独立起来了。

姚子健最后选择了,位于上海江湾的国立劳动大学中学。

最直接的原因就是,那个学校不收学费、也不要学生的饭钱,而且还额外地每年给每位学生,发一套衣服。

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上海的这所国立劳动大学,不仅是国民政府在上海创办的第一所国立性质的大学,而且学校还特别地把工读主义当作核心理念,也就是说,他们为那些家境一般的学生做了充分的考虑。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

事情蔓延到上海,产生了极大的震动,姚子健和众多学生走上街头,向政府请愿。

但当时南京国民政府里,教育系统派系斗争不断,恰逢学生运动的影响,1932年,国立劳动大学被国民政府下令解散。

姚子健虽然愤怒于政府的做法,但却无能为力,于是他干脆回到宜兴,在镇上的一所小学,做起了老师。

但此时姚子健才17岁,心里其实还是想要求学上进的。

1933年初,姚子健偶然通过报纸,知道中央陆地测量学校正在招生,而且所有的用度开支,不需要学生花一分钱。

姚子健心想,现在已经是动乱的年代,只靠单纯的书本知识,很难立足,何不直接学习一门自己能安身立命的本事?在这个动荡的时局里,也算有个凭靠。

就这样,1933年他考进了中央陆地测量学校,并且学习了制图班里的印刷专业。

就在姚子健专心学习学校里的知识时,好友舒曰信,给他带来了一个消息——他加入共产党了。

姚子健有些惊讶,因为他早就听说过共产党的名头,也知道这是一个真正为劳苦大众着想的党派,他想加入,但是一直苦于找不到介绍人。

当得知自己的好友,已经加入了共产党的时候,于是他连忙请求好友引荐自己加入。

1934年4月,姚子健在舒曰信的引荐下,见到了当地的中共党员,并且在他们的介绍下,成功地加入了共产党。

后来姚子健回忆自己的入党仪式时,感叹不已,当时因为是敌占区,所以入党仪式一切从简。

他面对墙上的党旗,念了入党誓词:“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永不叛党。”

在众人的掌声中,姚子健顺利地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

成功入党的姚子健十分兴奋,因为他这也算彻底有了依靠,在乱世中也有了方向。

而很快姚子健就收到了党的第一个指令。

不久,姚子健完成了印刷班的学业,并在党的指示下,他到了南京国民党中央陆地测量总局制图科工作。

姚子健并不知道,自己在这里工作意味着什么。

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我党着手成立中央特科,由周总理直接指挥,而顾顺章担任特科负责人。

这个组织由中央保卫部和情报机构合体演变而成,特科一成立,便给予了敌人狠狠的还击。

但组织建立没多久,就遭到了顾顺章的叛变。

1931年,姚子健还在国立劳动大学的时候,中央特科上海的情报系统在顾顺章的告发下,遭到毁灭性打击。

党组织立即派遣当时的党员潘汉年,接手了上海方面的工作。

而潘汉年是我党极为优秀的情报工作人员,他在面对我党特科遭受的困境时,并没有慌张,他先是尽力把叛徒造成的影响全部消除,之后又赶紧建立起内线关系,恢复我党的情报工作。

而建立起内线关系,最靠谱的就是把自己值得信任的同志,打入敌人内部,获取情报。

但当时情况危急,并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培养特科特工,所以潘汉年在党组织同意后,决定将情报工作和统一战线结合起来——即在敌人内部策反特工。

而刚刚加入党的姚子健无疑是最好的人选之一,因为他被学校分配到了敌人重要部门,而且他是自愿追随党组织的,所以党性有一定的保证。

就这样,在姚子健不知情的情况下,党组织把他列为中央特科的一员,负责敌人情报的收集。

……

(2)默默燃烧的岁月

当时姚子健负责的是描绘印刷地图底板。而在当时他也算一个小官了,每月能拿28块大洋。

工作了一段时间后,熟悉了测量总局环境的姚子健,以眼疾为借口,提出要调到制图科第五组。

因为他没有忘记组织给他的任务——利用工作便利,为我党取得重要情报。

而只有到了第五组,他才能接触到绝密级别的军用地图,而这无疑是对我党极为重要的。

当然只接触到地图并没有用,姚子健必须要把取用地图的人,来自哪个部队,以及所在部队的番号等重要信息全部默默记下。

而且他必须把这些地图信息,定期递送到相应的人手上。

根据姚子健的工作作息时间,党组织就约定和他每周天交接情报。

每每这个时候,姚子健就带着地图乘火车去上海,把自己得到的情报,夹放在行李箱的最里层,上面再放衣服和书以作伪装,当然一身国民党军装是必不可少的。

姚子健抵达上海后,先向接头人汇报国民党这周调用地图的情况,然后把早就准备好的复制地图偷偷交接。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与姚子健交接的正是,好友舒曰信,与他的妻子沈伊娜。

完成任务后,姚子健便乘当晚的火车返回南京,而下周一的时候又照常上班。

对于当时的姚子健来说,他觉得自己做的,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情,但是,但是对于我党来说,却是至关重要的。

我军曾经盛传的一句话就是,找到一张敌人的地图,比缴获10挺机枪还重要。

一张详细的军事地图,完全就是“上帝视角”般的存在。

当把这些地图和取走地图的部队等信息,通过地下隐秘渠道,送到党组织手中的时候,只要经过简单的分析,就能知道敌人的意图。

比如国民党某部队,取走了某地的地图,那么就表示,他们很有可能在该地区最近有军事行动。

而如果没有地图,或者是拿到了不准确的地图,那么对于敌情的估计,就会出现很多盲区,而在这些盲区中,稍有差错,往往付出的就是战士们活生生的性命。

所以姚子健的贡献,是巨大的,也是不可估计的。

而姚子健能够安全地做了这么久,自然也和他的机智有很大的联系。

虽然每次送情报,他都是以周末去旅游为借口,但是时间久了,难免就会引起有心人的注意。

于是姚子健,不得不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堕落混日子的小职员。

他经常出入咖啡馆等比较奢靡,花费高的场所,还经常请同事们一起,与他们打成一片,完全一副活在当下的个性。

为了洗掉自己的嫌疑,他也经常与国民党政府内部官员来往,营造“腐败”现象,而且他还在工作时间打牌闲聊,迟到早退,还经常媚上欺下,给人完全一种典型的浪荡子形象。

长久以往,姚子健每周往返南京与上海的时候,大家也并没有觉得奇怪,因为当时的上海是无数人渴望去的地方,而以姚子健平时的作风,每周去上海一次,并不是什么稀奇事。

就这样,姚子健安然无事,把情报工作进行了下去。

……

1937年,七七事变突然爆发,我党中心转移至抗日救亡活动中。

而姚子健也按照党组织的命令,从陆地测量总局退出,转移到了武昌。

在武昌,姚子健做的仍然是收集情报的工作,而他的上级也从之前的好友换成了,一位叫“熊先生”的先生。

根据当时党组织的规定,隐蔽战线工作者,必须要有纪律观念,要时刻铭记单线联系,除了必要的交流,其余的接触一律禁止。

所以,两人除了交换情报,也就基本上没有怎么交流过。

1938年初,抗日局势逐渐恶化,中华大地陷入危亡之时。

一直做情报工作的姚子健,突然萌发上到前线,保家卫国的想法,于是他在一次交接情报的过程中,向熊先生提及了这件事。

熊先生听完之后,并没有什么表示,只是点了点头。

本来姚子健也只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但没想到党组织,真的慎重地考虑了他的意见。

1938年4月,熊先生通知姚子健,他的申请通过了,党组织决定派他前往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

而组织考虑的就是,先去香港安顿下来,再让姚子健去到延安,学习相应的知识,然后应他的要求,再把他送到根据地抗击日寇。

激动的姚子健到达了香港,没多久,他就遇见了一个“熟人”。

而这个人正是,当时中共香港情报站的负责人潘汉年。

之所以熟人是打引号,是因为潘汉年知道姚子健的身份,但是姚子健并不知道他和潘汉年的缘分。

因为当时所有的特科人员都是单线联系,而且都有自己固定的上级,所以姚子健并不知道,是潘汉年当年选中了他,让他成为特科红色特工,进入敌人内部,获取情报。

他只当潘汉年,是一位地位比较高的老党员。

潘汉年知道了姚子健的需求之后,在他在香港的时候,给姚子健写了两张推荐纸条,内容是:

“姚子健有抗日热情,已经为党工作多年——‘小开’。”

小开是潘汉年的代号,延安的党组织是知道的。

而不知缘由的姚子健,自然很是感谢潘汉年的,因为一位老党员的推荐,对自己能实现愿望还是有作用的。

就这样,姚子健结束了自己四年的地下生涯,来到了延安,并把这两张纸条上交给了中央组织部的领导。

而党组织看后,分别把它们分别递送到,中央组织部和延安抗大的负责人手中。

后来,姚子健顺利地进入了抗日军政大学和中央组织部的培训班,系统地学习了相应的知识,而后1939年10月,姚子健被派往鲁苏豫皖边区,开始了自己保家卫国的征程……

(3)永不消逝的老兵

直到所有的战争结束,姚子健也一直以为自己,就是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而并不知道自己是在为中央特科工作。

如果后来不是遇见了,当年的沈伊娜的妹妹沈安娜,恐怕姚子健永远也不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对于沈安娜,可能很多人不是很了解,但是要说起她的事迹,你就会对她肃然起敬了。

当年的沈安娜,被称为是打入敌人心脏的“红色玫瑰”。

沈安娜是“九一八”事变后,觉醒的革命斗志。而对于沈安娜来说,她无疑是属于有特殊本领的人。

在中文速记学校的时候,她就以每分钟记录200个字且字迹清晰的记录,震惊了全校。

而在当时的年代,速记员无疑是政府机关领导们的宠儿。

1935年1月,沈安娜在中央特科的安排下,隐秘地进入了国民党浙江省政府秘书处,开始了她收集敌人情报的革命生涯。

而天赋异禀的沈安娜,凭着一手漂亮的字和高效的记录速度,得到了敌人的信任,而她也借这份“信任”,为党组织拿到了许多价值很大的情报。

后来抗日战争爆发后,沈安娜进入到了国民党的中央党部。

这里无疑是敌人的情报中枢,但这里也无疑是虎穴,只要稍有差错,后果无法想象。

但坚韧的沈安娜临危不惧,与敌人斗智斗勇,再度发挥了她巨大的作用。

后来逐渐获得敌人认可的沈安娜,十分受到器重,她不仅多次参加了高层会议,担任速记工作,并且还接触到李宗仁、蒋介石等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组织的安排下,沈安娜又开始搜集国民党反共文件,为我解放军开展解放战争,打下了坚实的情报基础。

有一次,蒋介石召开最高军事会议,会上确定的军事部署和兵力分布,被在场的沈安娜详细而又准确地记录下来了,并且又以极为迅速的速度,传递到了党中央的手上。

而这些情报,在当时也被视作为最高级别的战略情报,沈安娜也受到了周总理的高度嘉奖。

后来,沈安娜由于长期开展红色情报工作,为我党,为新中国做出了十分巨大的贡献。因此1949年,沈安娜获得了中央集体通令嘉奖,并且于1989年,获得了国家安全部,为红色无名英雄颁发的荣誉奖章及荣誉证书。

……

2001年,作为我党早年的优秀红色特工,沈安娜受到邀请,给众人讲述,她当年在敌人内部的隐蔽斗争史,

而有一次,他讲到了自己的二姐沈伊娜,和自己的姐夫舒曰信,他们当年的特科岁月。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当时姚子健的儿子姚一群,刚好也在台下坐着,他听到了沈伊娜和舒曰信的名字,有些意外,因为自己的父亲曾经亲口讲过与他们的渊源。

难道父亲也是特科人员?否则他怎么会和沈伊娜夫妇有联系呢?

姚一群想到这,不敢耽误,连忙回到家向父亲询问。

已经86岁的姚子健身体依然很健朗,口齿也依然很清楚,听到儿子讲了来龙去脉后,姚子健惊讶不已,舒曰信是他青年时候的好友,自己入党还是他帮忙引荐的。

而沈伊娜是后面,他在国民党测量总局送情报的时候才认识的,当时沈伊娜的身份是舒曰信的妻子,他还调侃过好友,说他实在是配不上这么好的姑娘。

后来他被调去了其他地方,就和她们失去了联系,不过没想到60多年过去了,自己还能听到他们的消息。

姚子健当即让儿子带自己去找沈安娜,他要问问后来舒曰信去了哪里,姚一群当即和父亲,来到了沈安娜的家里。

两位年迈的老人相见之后,沈安娜听说姚子健和自己的姐夫是好友,她连忙问到姚子健的革命工作经历。

听完之后,沈安娜对姚子健说道:

“老哥哥,你情报工作这段经历,是属于中央特科的哩,是国家的大功臣,要赶紧向国家报告哩!”

姚子健有些恍惚地看着她:“我是...大...大功臣哩!”

姚一群看见父亲这样的状态,微微叹了口气,父亲虽然身体健康,可这记忆也始终逃不了年龄这道枷锁。

姚一群对父亲过去的那段历史,了解得并不是很详细,只是隐隐约约地听到,父亲说过自己是干地下工作的,但具体干了什么,父亲只能说出几个关键经历,如果再问的话,他就好多事都记不清了。

姚一群并不像沈安娜那样,经历过那个年代,他对那个年代的地下工作者,也不够熟悉。

所以他不能凭借父亲的几个经历,就能够把父亲的故事连起来。

……

之后,沈安娜马上向国家部委报告了姚子健的情况,而不久,姚子健才知道,自己原来是真正的特科红色特工。

从1934年入党,到现在的2001年,姚子健经历了67年的风雨,才知晓了自己真正的身份,想来,也是让人感叹不已啊!

后来2017年,中央特科成立90周年纪念会里,主办方特地把这位现在唯一在世的特科红色特工,请了过来,并出席了大会。

时光再次悄然飞转。

2017年7月30日,是一个大日子,因为那天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阅兵仪式。

而姚子健作为特殊嘉宾,观看了此次阅兵典礼。

看着解放军们整齐的步伐,看着天上地下,飞驰而过的飞机武器,姚子健老迈的身躯,似乎也挺直了一些。

脸上布满皱纹的老人,似乎在缅怀着什么,可能是他那段阳光灿烂的日子,也可能是战争年代的激荡岁月……

姚子健老人在后来的采访中,用沙哑而激动的声音感慨道:

“我们不是为了当英雄……就是为了一个信仰,为了一个信念……”

2018年1月,103岁的姚子健老人走完了他辉煌灿烂的一生。

这位见证过革命、抗日、解放、一直到新中国成立的老人,陪伴着党走过了一个世纪,也度过了一个世纪的风雨。

作为中央特科最后一位战士,姚子健的离去,标志着那个时代的落幕,也标志着那段岁月的结束。

但老兵,永不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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