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威说文化 古人是如何认识历史的？程朱陆王之争与古代经典注释“黄金时代”

你觉得尧、舜、禹长什么样子呢？秦始皇、汉武帝又长什么样子呢？顺着历史的轴线来想，唐太宗、宋徽宗、明太祖朱元璋他们又长什么样子？你想一想你就知道了。在你的心里面，他们或许各有各的不同的长相，可是这些皇帝例如说他们身上穿的衣服，他们的装扮却好像没有什么差别，没有什么改变。

为什么要重新认识中国历史?

真的是这样吗？如果一直用同质性的假设去投射想象去理解中国历史，我们就看不到许多的事实，甚至我们就察觉不到很多事实的存在了。例如说一个很重要的事实，中国不是自古以来一直都有皇帝，皇帝也不是一直都一样的。我们如果一直以为中国自古就有皇帝，你就很难理解这个重要的问题——中国的皇帝制度是如何产生的？从皇帝制度如何产生的角度去看，你才能够正确地了解秦始皇为什么那么重要，以及秦汉作为历史转捩点的意义，意思是说在秦始皇之前没有皇帝。

我们先把皇帝的同质性从脑海里面赶了出去，我们才了解是在秦汉，在这个时候才建立了一个帝国。在历史上面我们所看到的，秦朝、汉朝皇帝的出现是大事件、主要的事件，秦汉之前没有皇帝，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那是什么样的状况？我们一旦去除了这种同质性的假设，我们才能够回溯到没有皇帝的那个时代，来看看在之前叫做春秋战国，他们有国君，有王、公、侯、伯，他们用什么方式来进行统治的？他们的统治方法，他们的权力的运作和到了后来秦汉时候的皇帝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再往上推，我们到了西周，西周我们看到有天子，从周武王到周幽王，这些天子跟后来的皇帝到底又有什么不一样的？在历史里面求同或者是求异，我们看到的就会非常不一样。

如果我们想象当中秦王、汉武一路下来到唐太宗、明太祖这些统治者都是皇帝，那皇帝都长同一个样子，我们就更不可能理解商朝，我们就不可能理解从史料上明确反映出来商朝的文化和它们统治的政治，我们也就无法读得懂商朝的史料。到底什么是历史。还有对很多人来说很可能混同在一起，很少认真地好好去问去想什么是历史学？历史学跟历史不是同一回事。

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学？

历史最广义的就指的是人类过去经验的总和。凡是人类过去经验发生过的一切都是历史，可是历史知识、历史学不等于历史，历史是曾经存在，而且随即消逝的东西。例如说1935年在北京有一个少年走到了当时还存在着北京城墙上，走了一圈，这是历史的一部分。可是今天我们不会知道，1935年2月13号，这个北京少年在北京城墙上面转了一圈，到底他做了什么事？因为这件事情一旦过去了，就消逝了，没有记录下来也就没有办法被还原。

我们不可能还原历史当中所有发生过的事情，所以历史学、历史知识跟广义的历史之间就必然存在着落差，甚至应该说存在着一道鸿沟。历史学不断努力，想要把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尽量保留、尽量重建，但能够保留更能够重建的，永远都只是真实历史的非常小的一小部分。因此历史学跟历史之间必然就是一种选择的关系。历史这么广、这么多、这么大，历史学却只能够从中间选取一部分，把它保留重现，再进一步把它给表达出来。所以历史学、历史知识，其实就很像地图，每一张地图都有它的比例尺，比例尺就意味着把现实缩小，在缩小的过程当中，你也就排除掉一些东西。

意大利小说家、大文学家、大历史家翁贝托·艾柯。他曾经有一篇文章就讲1:1的比例的地图，那样的一张地图，它是覆盖在整个地球表面上的一大张纸，这1:1的地图，因为它1:1，所以它就不会遗漏任何的东西。你家也一定在这上面清清楚楚，你家里面的房间、厕所，你的马桶，在这1:1的比例的地图上面，统统都显示出来。

可是这样的地图没有办法使用，也没有人要用，地图要有用，一定要缩小，要把一些东西排除在外，我们才方便使用，因为这个时候我们才可以看到一条一条清楚的街道，这里有山，这里有海，那里有河，比例尺越小，一小张就能够涵盖越大的范围。可是倒过来它能够保留的讯息也就越少。历史学也是这样。最完整的一种历史知识，我们可以想象，但是只存在于想象里。那和真实的历史是1:1的关系，那就是把过去发生的任何事情都如实，而且巨细靡遗如同时间倒流一般，全部都搬下来，让我们知道让我们看到。这种历史知识不可能是现实，它只存在于想象当中。现实的历史知识就一定要经过选择，选择众多历史讯息当中非常小的一部分，然后把它化为可以传述可以理解的史学的内容。

如果历史知识是一张地图，那很关键的我们就要问，我们要画一张什么样的地图？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比例尺，要依照什么样的原则，保留什么？又省略什么？这是在历史学历史研究里非常关键的概念跟原则。在认识这一块庞大丰富的历史地景之前，让我们先了解一下曾经存在过的地图到底是怎么画出来的？为什么会有这张地图？这张地图是谁、用什么样的方式、用什么样的原则、基于什么样的考虑、要给谁用，所以画成这个样子？

也就是这个过程是好像我们先跑到历史制作的后面去检查制作的过程，再绕出来，换到另外一个山头往下看，或许最终我们会发现，或许最终我们会发现原来的地图只花了中国历史全幅的一个角落，而且是从特别的角度看出去的一个角落，我们不应该也不能够只看这个角落，而对另外存在的庞大的区域视而不见。

关于中国古代历史的看法，有一种传统的看法。可是后来经历了一次激烈的变化，而产生了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叫做现代的看法或者是现在的观点，这两种观点变化，我在为大家对照比较之前，我们先来探索一下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怎么会从传统的看法转换成现在的观点呢。我们先来介绍这一段故事，要介绍这段故事，那就必须要回溯到差不多是16世纪的时候的中国，16世纪的时候是明朝。

认识古代历史，从程朱、陆王理学说起

16世纪，明朝中叶，那个时候在中国的文人、士人圈圈里面，最激烈最关键的有一场争辩，在历史上面我们称为理学上的“程朱”学派和“陆王”学派这两大学派的争议。理学，是宋朝以后中国文人、士人学问的核心。理学试图试图要建立一整套的系统来解释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世界，在这个世界当中人处于什么样的地位，我们要如何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人应该有什么样的行为，不应该有什么样的行为。理学的背后有非常庞大的知识的野心，它既要彻底地追究源头，又要到末端是要提供具体有用的人生行为的准则，所以这是一套庞大而且细腻的学问。

理学有两项关键的特质。

第一，我们今天在看理学的时候，你要知道，它的范畴甚至比西方的哲学更广。因为它不只是要解释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它还要明确地规范，每一个人处在这个世界上，应该要有的作为。

第二，理学是一套学问。为什么特别强调“套”？因为他有严谨的逻辑，要把这么多的内容含纳在一套可以讲清楚的道理当中，而不是把这些东西分开，片片段段地处理。

“程朱”、“陆王”就代表了理学内部源于不同推论所产生的两种很不一样的整体的态度。

“程朱”指的是北宋程颢、程颐兄弟，再加上南宋的朱熹，“陆王”指的是南宋的陆九渊，跟朱熹大致同时期，还有加上明朝的王阳明。

简单来说，“程朱”学派认为建立从宇宙到人生的整套学问，关键的程序叫做格物致知，而“陆王”学派则主张有意义的知识，它的核心的价值应该是“明心见性”，这是什么意思呢？

“程朱”学派强调一个人我们要变成合格的人，就要有一套循序渐进的程序跟功夫。你先认识万事万物的道理，从中间你认识了一个普遍的天理。接下来你认识了天理，落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划分根植的一种“性”，这是我们的人性。为什么朱熹要特别强调四书，把《大学》《中庸》凸显出来，跟《论语》《孟子》平起平坐？

那就是因为原来在《礼记》里面的这两篇讲的都是程序，强调都是按部就班，依序进展的功夫。所以对于“程朱”学派来说，人要一步一步由近而远，由内而外，透过格物致知累积学问，包括了对的学问、丰富的学问，让你更能够成长成为对的人、好的人、有用的人。这是修养功夫。可是“陆王”学派不是用这种角度来看世界来看人的，他们是依循孟子的说法，人之所以为人，最重要的就在于人有天性，这个天性包括了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是非之心、辞让之心。这四个加在一起，就叫做良知。良知是我们天生的道德性，既然天生的道德性本来就在我们的身体里，就在我们的本性里，那为什么要叫我们靠着后天去学，而且是去“格物”——去学外面的事物的道理，靠一套吸收外在知识的功夫，去培养我们的道德以及我们的行为呢？

所以对于“陆王”来说，人的教育程序，一切学问的根本都在于“致良知”，也就是找到并且发挥自己的良心，这不牵涉到外在的知识。所以陆象山说，“先立其大者”。什么叫做“大”？内心的道德本性是大，其它外在的知识相对是小，是衍生的、是附加的，这就是看待世界看待的人，两种很不一样的态度。可是他们却同属于中国近世社会里最重要的文人文化或者称之为叫士人的文化。

宋朝之后，文人兴起，士人兴起，因为重文轻武，因为重文轻武的关系，除了皇帝跟皇室之外，就数文人是人拥有最多的资源，他们更是社会的核心。科举制度长期累积的影响，又使得士人掌握了集体价值的决定权。所以这两派争议就不是一般的争议，因为牵涉到科举。科举的每一个环节，都是政治。谁来出题？出什么样的题目？谁来阅卷？用什么样的标准来阅卷来打分数？

科举决定了许多人他们的前途命运，决定了他们一家子，乃至于整个后代家族的社会阶级跟地位，“程朱"跟“陆王”斗的厉害，因为不同派别对于考题对于答案就有不一样的看法，就会选上不一样的考卷，以及选上写这些考卷不一样的人，淘汰不一样的人。如此一来，表面上看起来，这是宇宙论、人生论的信念，就跟派别的壮大消长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当时社会上拥有最庞大资源的人就被分别开来，一个是程朱派，另外一个是陆王派，两派都必须要想方设法去压倒对方。因此士人、文人相信什么？这就不是简单的个人信仰的问题。“程朱”“陆王”之争愈演愈烈，是有它难解的根本、政治跟社会的因素，不管是“程朱”说的“格物致知”，或者是“陆王”说的“明心见性”，他们的权威来源都是孔子、孟子，都是所谓的“孔孟本义”，也就是孔子、孟子他们原始的思想和教导的本意。

两派就僵持在那里，一派说格物致知是“孔孟本意”，另外一派说明心见性才是“孔孟本意”，而且彼此都指控对方违背了“孔孟本意”。因此从明朝中叶，“阳明学”做大了之后，自然就引发了一种特别的学问上的冲动——治学跟知识上的潮流，那就是要回归到原典原籍来显现，到底什么是“孔孟本意”。“孔子本意”在哪里呢？在书上，不只是《论语》《孟子》，还有孔孟继承的周朝王官学的这些经书——《诗书》《礼》《易》《春秋》。所以这个时候就开始了对于“四书五经”非常认真仔细的考究。

程朱陆王之争与古代经典注释的“黄金时代”

《论语》的字字句句当然都要弄清楚，尤其是牵涉到两派差异的文句。例如说这一句：“我欲仁，斯仁至矣。”总共就7个字，但关系到这里面到底是不是意味着人可以不用靠学问的累积，就立即到达人的境地。这是“阳明学”的重要的依据，所以有很多的讨论。

“我欲仁，斯仁至矣。”这7个字，如果不是明心见性，能够有其他的解释吗？所以如果你是“程朱”派的人，你该怎么办呢？你必定要主张“我欲仁，斯仁至矣。”不能用表面的字意来理解，因为这些字在孔子的时代有不同的背景和不同的用法。所以基于辩论的需要，进而刺激了“程朱”派士人。他们就把经书上出现过，比如说“我欲仁”这个“欲”字，在经文里面通通都汇整出来，以便建立论据说古人所说的“欲”本身就有层次，就功夫的意涵，而不是单纯想要的意思。这种态度在明朝中叶之后就开始涌动，越来越多的人回到经籍本意上，去做各式各样的研究。

此路一开，大家就发现。有待研究的题材还真多。从汉朝以降，中国的儒学传统就是建立在传注上，也就是说传统的知识学问并非以创造出新内容、新的成分为目标，在漫长的历史当中，中国知识人表达知识的方式是对于已经存在的经典进行解释和补充，汉朝的时候就定了基本的前提，所有值得说的、最美好的、最重要的东西都已经在之前黄金时代由诸圣诸贤全部都说完了。

后来的人于是就只能提醒说圣贤说了我们或许忘了，或者是说明，那是圣贤讲的太精到了，我们或许不能够完全地领略，“传注”就是解经、注经、传经，就是历来对于经书累积的丰富的说明。明朝中叶开始，我们就看到了一个知识学问逆溯的历程，很多人回头整理传注进行新的分类，也就是建立自己认为适当的系谱。到明朝灭亡之前，中国士人知识界，已经普遍接受了一条原则，你要理解经书经籍文字的本意，你要从传注一路回溯、一路重建，而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越古老的资料就越接近孔孟时代的意见，它的价值也就越高。

比如说回到刚刚的例子，要讨论“我欲仁，斯仁至矣。"的时候，你当然要看传注的内容，朱熹、孔颖达、郑玄，各有各的解释。另外，《论语》当中还记载了子张的看法。那我们接受谁的？相信谁的？在以前，这些不同时代的意见会被并列来讨论。可是现在出现了新的原则，基本上越古老的就越有权威。

子张是孔子的弟子，亲炙孔子，所以他说的话最可信。于是“去古未远”，在文章或者是口说里就经常出现时间性，慢慢就取代了论理的精妙精到，就变成了决定这里最重要的标准。这不是谁讲的特别好，而是谁讲的特别早，或者讲的越接近早先的本意。

这个变化在明朝中叶之后开始发展，可是紧接着又有了历史的巨大的转变。这个转变是什么呢？那是1644年明朝灭亡，女真人（满洲人）入关建立了清朝。从明朝到清朝，这是一个巨变。这个巨变大大改变了士人如何读书，如何做学问。可是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却也延续了我们刚刚讲到的这种知识的态度，更进一步产生了清代最重要的学问形式，那叫做“考据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