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人对游牧文化的理解是十分肤浅的。他们认为,牧民如果再文明点儿、再进步点儿,盖上了定居的房子,那不就不用来回搬迁了吗?
这实际上是一种本末倒置。400mm降水线以北草原植被的生长环境非常脆弱。这种情况下只有轮牧、只有游牧才能保持人与自然之间和谐。
当时有一群富翁去种树阿拉善种树。有些树种其实就是抽水机,会把地下水抽走。和本地的胡杨还不是一回事。慈善、好心需要以尊重科学为前提。
市面上有许多对于草原和畜牧业的无知言论。比如前些年在一个广告牌上就写着:过度放牧、导致沙尘。
自然放养的畜牧业,百亩应该是20~25头只羊的承载量。草原人口呢也都是一种适度规模。清朝末期与民国时期大量移民,对土地的自然产能造成了极大压力。
清朝初期是禁止内地人民出关,康熙时每年发放“春去秋回”的草原“工作签证”。乾隆时期开始了借地养民。而到了清朝晚期,对外赔款导致财政几近枯竭,政策就从借地养民,变成了移民实边。两者的区别是,前者说明地还是归旗所有,而后者,则是国家有权对边境地区的土地政策进行调整。到了民国时期,更是变本加厉,用政府奖励、报销交通费、奖励农具的方式鼓励农民前往草原、开垦草原。民国政府分割内蒙古,很多草原都被分割到了察哈尔、热河、绥远的省的区划中。新中国成立了之后,内蒙古自治区逐渐恢复了漠南内札萨克的行政区域。在“三不两利”的政策下,牧业生产逐步恢复。否定国民党反动派的大汉沙文主义民族政策、恢复草原的畜牧业生产能力,是我党赢得内蒙古广大群众,特别是蒙古族群众人心的重要原因。多少牧民青年踊跃报名参加骑兵师,挥刀砍向国民党反动派的头颅,那是需要动力的。因为共产党承诺要让牧民过上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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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古时候陕北属于草原地貌,原住民从事着畜牧业生产。而山西的大部分地区都是森林。在西周时期,森林覆盖率达到85%,而民国时期降低到5%左右。
黄河的泛滥,和中上游的这种生态变化是非常有关系。以唐朝为界进行前后的数据对比发现,由于农业生产以及金属冶炼需求,黄河中上游的植被被破坏,黄河的堵塞、泛滥逐渐加剧。倒是有一度黄河返青,这或许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畜牧业的恢复有一定的关系。史书对赫连勃勃的统万城描述,可是和今天的陕北完全两样。
自然经济条件下,400mm降水线以北的地方并不适合农业,而当时的汉武帝不信这个邪,后来的人也是搞一些开垦草原的军屯、民屯。均已失败告终。当然不仅是游牧政权不答应,老天爷也不答应是最为关键的。
咱们这些年,也闹出一些不科学的荒唐事儿。比如说,将草原和畜群截然分开,草也长不好,牛羊也没吃的。为什么?牛羊、草原以及微生物三者本来是一个具有伴生关系的小生态圈,一个有机的生态链。比如,只有上面的茅尖被啃食,草才会越长越茂盛,畜群的来回走动以及遗留粪便,会带动植物的授粉以及微生物参与到生态链中。这些年的实践证明,截然将草畜分开,草不是长得更好了,而是出现了一定的退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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