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崔侃谈记 梅兰芳之子梅绍武：梅家第一个大学生，兄妹之中惟一的从“文”者

梅绍武

提起梅兰芳的子女，人们最为熟悉的或许还是继承了父业的老幺梅葆玖。

但除了梅葆玖外，梅兰芳一生其实共育有九个子女，不过顺利长大成人的就只有梅葆琛、梅绍武、梅葆玥、梅葆玖四人。

而这四人中，老大梅葆琛和老二梅绍武走则了与戏曲截然不同的路。

梅葆琛是一名高级工程师，兢兢业业干实事。

梅绍武则成了我国著名的翻译家，潜心文学，笔不辍耕五十年。

说起梅绍武，他原名和家中其他几个兄弟姐妹一样，也有个“葆”字，叫梅葆珍。

因为梅兰芳头几个孩子都夭折了，而当时北京有两个长寿的老人分别叫“葆琛、葆珍”。

所以梅兰芳就给后面出生的两个孩子取了这两个名字。

不过到抗战时期，梅兰芳担心兄弟俩出入香港目标太大，会受到日本人阻拦，就将梅葆珍的名字改成了梅绍武。

梅绍武童年时期，梅兰芳演出很多，经常赶趟不方便看顾孩子，就把他和梅葆琛安顿在了上海读书。

但后来抗日战争爆发，上海时局不稳，教育状况也愈加糟糕。

梅兰芳和妻子福芝芳，担心孩子们独自在外既学不到知识又沾染上些不好的习惯，就让两个孩子离开上海，同他们一道去了香港。

梅兰芳在社会上虽是显赫有名，但许是因他自己早年就失去双亲，生活凄苦，所以对孩子们从不摆架子，很是和蔼可亲。

他不仅关心孩子们日常生活，也很重视对孩子们的教育，绝不是那种甩手掌柜式的父亲。

据后来梅葆琛的回忆，在香港时梅兰芳给兄弟俩单独弄了一个小房间。

房间里有两张床和一张两人合用的书桌，书桌上有很多考学校需要用的国语、代数、几何等课本。

梅兰芳还给他们兄弟二人安排了学习和考学计划，常常亲自检查二人的学习情况。

梅兰芳虽重视他们的学习，却从不干涉孩子对未来的选择。

当时戏剧界流行子承父业，许多名门大家都会要求家中小辈从小学习戏曲，以便孩子们长大后继承他们的衣钵。

但梅兰芳却从未有此要求，他觉得父母不能决定孩子的未来，而是应该尊重孩子的天性和爱好。

大概也正是这样的教育，才让梅绍武后来有机会拿起了“笔杆子”。

梅绍武、屠珍、梅葆玥、梅葆玖合照

在父亲认真地督促下，兄弟俩仅在家复习了一个多月就考上岭南中学。

由于学校离家远，兄弟俩打这时候便开始寄宿生活，每两个星期才回一次家。

每次回家，梅兰芳都会询问二人在校的学习情况，知道一切正常才会带他们出去玩。

除了课业学习，梅兰芳还注重孩子的德育与体育，在家中请了先生教孩子游泳，自己则通过日常小事来正确引导孩子，助其成人。

曾经有一段时间，梅绍武也学外面一些人，爱往头上抹油，然后弄个中分，显示洋气。

梅兰芳见到他那一头油光锃亮的模样，就很是不满。

但他却没有立马批评孩子，激起他的逆反心，而是耐心地教导，告诉他何为真正的美丑。

有这样的家教，梅绍武的品性自然也差不到哪里去。

香港沦陷后，梅绍武没法继续在岭南中学上学，就几经周转去了贵阳郊区的清华中学。

清华中学当时条件虽然艰苦可师资力量却是与著名的南开中学不相上下。

在这里，梅绍武有幸遇到了唐宝鑫、索天章、李宗瀛等博闻多识的英语老师。

他们灵活的教学方法，严谨的治学态度不仅让梅绍武见识到世界文学的广博与精彩，而且还为他打下了一个坚实的英语基础。

良好的教育把梅绍武培养成了一个热血青年。

从清华中学毕业后，他怀着一腔科学救国之志，努力考上了杭州之江大学机械工程系，成为了梅家第一个大学生。

梅兰芳为此高兴不已，还特意挤出时间和妻子一道送他入学。

梅绍武

上大学后，梅绍武虽然选择攻读了理科院校但他对文学的热爱却丝毫不减。

而且在机械工程系学习一年后，梅绍武发现自己的数学跟不上，学得很吃力，这样就算以后毕业，怕也是难有什么建树。

左右一思量，他就决定退学重考，于次年顺利考上燕京大学的西语系。

在燕京大学上学期间，梅绍武主攻英语，又同时选修了法语和德语。

后来为拓宽思维和兴趣使然，又修了天文学家戴文赛教授的《微积分》及休斯教授的英国古典文学著作《英国史》。

这些课程的学习都为他日后的翻译工作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除了文学，梅绍武还时不时摆弄些西洋乐器。

大学期间跟着小提琴家马思聪学了点技艺后，自此更是对小提琴爱不释手，甚至后来还为此挨了顿批。

这事说来也有些好笑，当时梅绍武快要毕业，赶上党中央号召高校毕业生赴广西加入“土改”队伍，以便青年学子深入农村，了解农村，锻炼自我。

既然是要去农村搞建设，自然是怎么轻便怎么来，但梅绍武却执意带着他的小提琴一起去了广西，多少有些格格不入，就被组织当成典型给批评了一顿。

不过他是个自主意识强又心思单纯的人，虽被批评，却不介怀此事，反而后续任务都完成得很好，甚至在“土改”过程中还荣立了三等功。

事情听着英勇，但见证者都知其凶险。

那时梅绍武正巧撞见自己驻扎的村里有人贩子抢了两个孩子，他健步如飞立马就追了上去。

这一追就是一天一夜，等村里人反应过来接应他时，孩子已经被他救出了。

俗话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一个人青年时期已如此优秀，成人后多半只会是“更上一层”。

1951年，梅绍武从燕京大学毕业后先在天津公安局当了一年便衣警察。

但他觉得自己性格不合适，视力也不太行，就在父亲的朋友夏衍的帮助下调到了文化部，到了国立北京图书馆工作，一呆就是近三十年。

那里对于爱看书的梅绍武来说是一片文学的汪洋，是凡世间的桃源，在那里连时间都偷跑得快了些。

他自己在评价北图时曾直言：“一进入那座具有民族风格的北图宏伟大楼，它就给人一种远离外界喧嚣的宁静感觉”。

在北京图书馆工作的三十年，梅绍武既在工作也在学习，受益颇多。

右一梅绍武

在外文翻译上，有副馆长、苏俄文学翻译家张铁弦的相助；

在国际书刊交换与外文书籍选购工作中，有张申府、顾子风的指导……。

除此之外，梅绍武还常与来北图查资料的学者们交流切磋。

这么一伙子良师益友在身边，梅绍武的学识与翻译能力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1956年，对梅绍武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

这一年，他和恋人屠珍结婚了，有了一个新家，而他的第一部译著《一个匈牙利富豪》也出版问世了。

拿到第一笔稿费后，梅绍武感念父亲对他事业的支持以及师友们对他工作的帮助，还特意请大家伙儿在北京前门的恩成居饭馆吃了顿饭，以示谢意。

“成家立业”两件牵绊人生的事，梅绍武不到三十就都完成了，但他也并没有因此松懈。

梅绍武字迹

1959年，因为翻译工作做得优秀，梅绍武被评为了我国首批先进工作者之一。

巧的是梅兰芳这年也荣获此称号。父子俩一起到人民大会堂受奖的事情还成了一时美谈。

后来，领导见梅绍武醉心学问就将他调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搞研究。

社科院人才亦是济济。在那里，梅绍武白天上班，晚上译稿。

他和傅惟慈、董乐山二人合作，仅用了三个月就将一本四十万字，晦涩难懂的《马克思和世界文学》翻译了出来。

除了对一些学术著作的翻译外，梅绍武私下还会翻译推荐一些外国文学作品，比如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的《萨勒姆的女巫》。

现在我们提起阿瑟·米勒的名字，或许还不算陌生，但在当年国内却鲜少有人知道这样一位美国剧作大师。

梅绍武翻译的作品

梅绍武可以说是国内最早研究阿瑟·米勒的学者，他的经典作品《推销员之死》也是由英若诚、梅绍武和陈良廷共同翻译完成。

梅绍武翻译能力强，既能把握原作的精神主旨又能使文章保持意趣，名气大了之后就有很多外文出版社来找他译书。

但他个人却很有原则，翻译什么样的作品，怎么译，他心里都有一杆秤。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上海译文出版社找到梅绍武，想让他帮忙翻译一些美国的文学书籍出版。

梅绍武平时博览外文书刊，没多思量就向出版社推荐了“小说之王”纳博科夫的作品。

出版社觉得他的推荐很好，当即采纳。但在后续的商议过程中，双方却有了分歧。

出版社想让梅绍武翻译纳博科夫的《洛丽塔》一书，梅绍武拒绝了。

左一梅绍武

他认为《洛丽塔》讲的是一个中年男子和一个未成年少女的畸恋的故事。

虽是在讽刺美国社会，却也表现出了男主的恋童倾向，不太符合中国的道德要求，他个人也不太喜欢。

于是选择翻译了纳博科夫的另一本作品《普宁》。

结束《普宁》的翻译工作后，梅绍武在和一位美国作家的闲谈中又得知纳博科夫最好的作品还当数《微暗的火》。

这话激起了梅绍武的好奇心，让他忍不住读了读这本书。

初读便发现，这本书确实是难得的佳作，但生僻的古典字多，翻译难度不小。

而他手头的工作又繁杂，再接手翻译这么难的一本书难免让他犹豫纠结。

可几番纠结后，梅绍武还是觉得好作品应该被广泛传播，那么作为译者他也理应迎难而上。

于是，他配着一本《韦伯斯特国际大词典》，前后花了一年的时间，才终于将书译完。

译完之后梅绍武还颇有心得，觉得纳博科夫的这本书文笔晦涩，果真如西方一位评论家所言：

“头一遍让你云里雾里，第二遍理出些头绪，第三遍才能茅塞顿开，发现其中阳光灿烂无比。”

尽管难，却也让他体味足了翻译的乐趣。

除了正统的文学作品，梅绍武还时不时翻译一些流行小说。

翻译家任溶溶在编辑一本外国故事选集时，想找人翻译一些国外的侦探小说和鬼故事。

起初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人，因为大多数翻译家认为这类作品不入流，没有什么翻译价值。

可梅绍武却很高兴就答应了。他觉得彼时中学生可阅读的东西太少了，翻译一点侦探小说给他们看也很不错。

而且通过这些小说，阅读者其实也能了解一部分国外的社会现状。

就这样，梅绍武揽下了这个活儿，时常用“红红”、“美美”类似的化名去翻译一些通俗小说给《啄木鸟》和《外国故事》投稿。

后来甚至还专门译了一本《福尔摩斯精选》，不仅文笔很好而且逻辑严谨，同行对此都赞不绝口。

作为译者，既有能力翻译晦涩难懂的经典，也不排斥翻译通俗大众的读物，做到真正的雅俗共赏，想必是极为难得的，但梅绍武身上恰恰有这种“难得”。

也正是这种难得的视野与胸襟，才能让他在晚年搁置了自己热爱的西方文学，选择为艺术而著书。

作为梅家惟一的从“文”者，梅绍武虽并未继承父亲衣钵，却也较外人更为了解梅派艺术。

而彼时梅兰芳大师已故去，梅派艺术正需要有人记录传承。

于是，夏衍先生便鼓励梅绍武撰写一些有关父亲梅兰芳的文章以作纪念。

可随着写作工作的深入推进，梅绍武逐渐觉察到了中国京剧艺术的魅力，也更为理解和支持父亲的梅派艺术。

他开始思考古典戏曲的价值所在，开始回望梅兰芳的艺术人生，开始惦记着梅派艺术的传承问题。

出于这些想法，梅绍武在生命最后几年转而研究起了梅兰芳的艺术领域。

由于身份的便利，梅绍武对于梅兰芳及其艺术的研究尤为透彻。

他收集了大量梅兰芳在海外活动时的史料，又翻译整理了这些史料将其编纂成文。

这些文章不仅展现出了梅兰芳早年外交活动的历程，更是以学者的角度提出了许多可供探讨的问题，十分具有研究价值。

比如《和瑞典王储五十年前的一次会见》、《忆父亲和泰戈尔的友谊》、《梅兰芳和萧伯纳》、《梅兰芳和爱森斯坦》等。

而他的心血力作《我的父亲梅兰芳》一书，更是全方位多角度地剖析了梅兰芳的艺术人生，既拓宽了大众对梅兰芳艺术的认识，又有助于梅兰芳艺术走向世界。

通过几年的累积，梅绍武撰写了约百万字研究梅兰芳的文章。

编著这些文章、著作的过程其实也是梅绍武重新认识父亲的过程。

从生活中的慈父到社会中的大师，梅绍武认识到了梅兰芳的伟大之处。

他想要外国人也能肯定、赞扬以梅兰芳为代表的中国京剧，便毅然走出国门。

先后去了美国、日本的各个高校举办梅兰芳艺术讲座，切实地同外国人宣传普及京剧文化知识，为梅派艺术的传播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有这样一个身出名门却光而不耀，一只孤笔就能勤勤恳恳五十载的孩子，想必梅兰芳先生九泉之下也会因此万分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