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汇讲历史 “天人感应”影响下，明代帝王对灾异是怎样应对的

对明代灾害史的研究一直以来是史学界的一个重要研究话题。近年来，随着学界对明朝灾荒研究的不断深入，关于明朝的备荒仓储、水利建设、蠲免、赈济、养恤等传统救灾领域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有力地促进了明朝灾害史研究的发展。与此同时，学界也有将灾异与明朝政治联系起来进行考察研究的成果。肖平《试论灾异与万历政局》一文将万历时期的张居正改革、矿监税使、争国本、朝臣攻讦等政治事件与自然灾异联系起来，以此探究灾异对万历朝政局所起的作用。

文献记述

徐芳芳《明朝官方禳灾研究》一文本质上也是关于明代政治思想层面的，作者认为，面对灾荒，统治者都会进行祈祷以求消弭灾害，禳灾作为一种修省的举措在明朝贯穿始终，它对明朝的政治和社会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周致元《明世宗朝的弥灾修省活动》一文是从宗教学的角度对明世宗的修省消灾活动进行考察的。鞠明库《试论灾害在明代政治中的角色与作用》一文认为灾害能影响明代的国家政治，主要体现在：灾害是约束皇权的凭依；灾害成为皇帝修省罪己和官员指陈时弊的契机等。

鞠明库《自然灾害与明代政局演进》一文从“灾异天谴说”出发，认为皇帝和官员都把灾异作为一种政治手段，在成化朝西厂的废立问题、嘉靖年间的内阁之争以及万历时期张居正主政和矿监税使等政治活动中，灾异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余焜《敬天恤民：明成化弘治时期修省弭灾探研》一文认为，成化和弘治时期社会安定，皇帝和官员进行的因灾修省推动了明代社会的发展，并对明代政治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全面改革，力图重振国力

综上可见，目前学界对明代灾异与政治的研究，或是对整个明朝进行的宏观研究，或是对万历朝等某个具体历史时期的研究。笔者认为，嘉靖时期是明朝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转折时期，这一时期上接明英宗正统以来政治日趋腐败和黑暗的局面，下启隆庆和万历初期社会大改革的重要阶段，正好处于明朝中期社会改革发展的重要拐点，可以说，明朝前期百余年的政治积弊到了嘉靖朝积重难返，正因如此，后来的高拱、张居正等人遂进行全面改革，力图重振国力。

与此同时，嘉靖时期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思想文化日趋自由，这些新的气象也对明代后期的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这一时期，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异屡屡引起嘉靖君臣的重视，他们借助灾异在大礼仪、宦官整顿等政治活动中，采取一些政治手段以推动嘉靖政局的平稳发展。因此，笔者认为，对嘉靖时期灾异与政局关系实有深入探讨的必要。

“天人感应”影响下明代帝王对灾异的应对

灾异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自然现象，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中国古代，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科学技术也很不发达，人们往往把灾异的发生看作是上天对人间的警示，如果吏治清明，社会稳定，百姓安居乐业，就会天降祥瑞，而一旦政治腐败，社会动荡，上苍就会以灾异的形式向人间发出震慑，久而久之，在古人的心中，“天人感应”的思想逐渐成熟。这种思想早在我国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到西汉时期，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将这种思想更加理论化，“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

凡灾异之本，皆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始萌芽，而天出灾异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在董仲舒看来，灾异是上天对人间君王的失政所发出的警告，君主受命于天，君权神授的思想深深植根于历代君王的头脑中，因此，面对上天的警示，历代君王自然不敢怠慢。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影响十分深远，明代统治者也深受这种思想的影响，一旦出现灾异，就会借此进行修省和祭告上天，以消弭灾变。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就利用“天人感应”思想来认识灾异，对灾异始终抱着谨慎和敬畏的态度。

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要求各级官员“遇灾异具实奏闻”，在以后的岁月里，他更是强调敬畏灾异的重要性。洪武二年(1369)，明太祖再次要求官员“灾异即奏，无论大小”。洪武四年(1371)九月，朱元璋在和中书省的官员交谈中，从“天人感应”的思想出发，明确指出灾异是“上天垂象”，一旦听到灾异就会心生恐惧，如果官员们不及时奏报灾异，他会感到失去敬天之机，他说:“朕心遇灾异，或匿而不举，或举不以实，使朕失致谨天戒之意”。朱元璋每次面对灾异的发生，都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并作出具体的政治行为以应天意。

洪武三年(1370)十二月，由于连月以来，“日中屡有黑子”，朱元璋认为这是天变所致，要求官员向自己提出施政的得失。洪武七年(1374)十一月，出现星变，朱元璋借此要求六部官员中消极履行公务的人员要“宜速改之，以求自安”。洪武十年(1377)十月，宫中发生火灾，朱元璋认为“上帝好生，故垂象以警人，使省不觉之过，不改故为之愆”。与此同时，朱元璋还将遇灾祭告和修省作为一项制度，要求后世子孙遵循不移。据《大明会典》记载：“凡各处地震、山川异常，礼部案候年终，类奏通行，在京大小衙门及南京礼部并各被灾地方一体修省，或有异常灾变不在类奏之例者，即行具题，一应祭告、宽恤、修省事宜，照灾轻重施行”。

朱棣和朱元璋，对灾异十分重视

明成祖朱棣和其父朱元璋一样，对灾异的发生也十分重视，丝毫不敢马虎。永乐元年(1403)十一月，北京、山西、宁夏等地地震，朱棣对侍臣说：“天变垂戒，朕用惕然”。永乐二年(1404)十一月，京师地震，朱棣认为是自己的统治出现失误，他在给官员的敕谕中依据“天人感应”的观点，希望自己和官员都能利用天降灾异的机会反省自己的施政行为，他说：“隆古圣王之世，山川鬼神莫不宁，皆由君德失修于上，臣职失修于下，感应之机，故灾异叠见。

今地震京师，固由朕之不德，然卿等亦宜戒谨修职，以共回天意，凡军民有不便之事，当速改之”。相反，朱元璋和朱棣对臣下进献祥瑞则表现出慎重的态度。洪武二年(1369)四月，淮安等地的官员们向皇上进献瑞麦，以示对明太祖的庆贺，而朱元璋却认为“国家之瑞不以物为瑞也”。朱元璋还列举历史上尧舜时期没有祥瑞而国家太平的事例以及汉武帝相信祥瑞致使“国内空虚，民力困竭，后虽追悔已无及矣”的例子，祥瑞固然好，但在朱元璋看来，它没有灾异重要，为此，朱元璋在洪武四年(1371)命令“天下勿奏祥瑞”，并在洪武二十六年(1393)著为令。

朱棣对待祥瑞与朱元璋一样，永乐六年(1408)正月，当有人进献桧花作为祥瑞，朱棣却说“最近苏松诸郡水潦为灾，有司往往蔽不以闻，昨有奏柏花为瑞者，已责其欺罔，今又言桧花，小人之务謏也”，最后，朱棣送了他们一个“恶”字，认为他们居官期间只知进献祥瑞以得宠信，却不知时刻保持对灾异的警惧。其后的明朝皇帝也受“天人感应”思想的深刻影响，把修省和改正自己的政治行为作为应对和消弭灾异的首要任务。

正统八年(1443)五月，由于奉天殿遭遇雷击而发生火灾，明英宗在诏书中说：“今年五月二十四日，雷震奉天殿，上天垂戒，朕甚惧焉，省躬思过，勉图自新”。天顺七年(1463)二月，明英宗说“空中有声，此必上天谴告”，内阁辅臣李贤认为只要皇帝能够虔诚反省自己的行为就可以让灾异消失。就连明代最为懒惰怠政的明神宗从小也受乃父乃祖“天人感应”思想的影响，自幼形成灾异天谴的认识。

面对灾异，敬畏态度

万历元年(1573)十二月，京师发生地震，礼部官员希望神宗能借此灾变来“益修圣政，缉学问于无间，谨嗜好于未明，节明爱人，亲贤纳谏，则灾变可弥，治化维新”，年幼的小皇帝愉快地接受了这一建议。万历三年(1575)四月，发生日食，神宗在牙牌上亲自书写十二件事情来警示自己，包括“谨天戒，任贤能，亲贤臣，远佞幸，明赏罚，谨出入，慎起居，节饮食，收放心，存敬畏，纳忠言，节财用”，万历中后期，即便神宗怠于政务，但面对灾异降临，仍然报着敬畏的态度，万历二十七年(1599)四月，由于京师连月发生旱灾，神宗“祭告南郊、北郊、社稷、山、川、风、云、雷、雨”，并要求王公大臣们也要行祭大礼。

最后

万历三十七年(1609)七月，刑科给事中杜士全说最近“灾报四至，如天鸣地震，山东之风旱，茂西之星变，无非至苦极冤，感伤和气所致”，神宗表示自我修省，可见这种修省弥灾的观念在神宗头脑中根深蒂固。总而言之，明代的统治者们都把“天人感应”的思想作为应对灾异的工具和手段，通过自我反省，并进而改正自己的政治行为来消解灾变，人为地把灾异与时政结合起来，牵强附会，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本来是单纯自然现象的灾异也成为了政治的附属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