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流传久矣,大家在津津乐道的同时,也不免产生这样的疑问,花木兰当时作战的敌人是谁?整个《木兰诗》的时代背景到底如何?一切线索,都随着字里行间、两个特殊名词的并称,而缓缓浮出水面。

01天子与可汗

“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不知道当时的你在读到这两句诗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哪里有些不太对劲?

没错,这便是诗句中对于统治者的奇怪称呼,不仅称其为“可汗”,还同时叫他“天子”。众所周知,可汗作为一国之主的长号,最早始于公元402年,柔然首领社仑自称丘豆伐可汗。

自此,柔然的最高统治者便称为可汗,相当于匈奴的单于。当然,这不是说,花木兰替父从军效忠的便是柔然,而恰恰相反,应该是柔然之前的老宗主国——北魏政权。

因为,在北魏拓跋氏入主中原之后,一方面北方民众还是习惯将他们的统治者按照中亚传统称之为“可汗”,另一方面又用典型中原文化传统中的“天子”来称呼他。这两种称呼一直并存,直到北魏迁都洛阳之后,才正式完成了身份上的转换。

“天子”与“可汗”两个名称并用、互换的例子,其实一直能延续到了隋唐时代。毕竟,隋唐的统治家族是北魏家族政治和血统上的继承人,而唐太宗李世民,在击败了突厥之后,便自动拥有了“天可汗”的称呼,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所以,学者们能将《木兰辞》的时代定位于北魏与柔然的交锋时期,显然“天子”与“可汗”两个词提供了重要锚点。而诗中描述的军事事件,很可能正是北魏早期太武帝(拓跋焘)亲率六军大举北伐柔然的一系列战斗。

“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诗句中的十年和十二年并非是这场长期拉锯战的准确时间,但也暗示了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北魏赢了并不容易。

实际上,从太武帝执政之后,便采取了“以攻为守”的军事策略,从始光元年(424年)至太平真君十年(449),太武帝拓跋焘先后8次亲率大军深入漠北,讨伐柔然。前前后后二十五年的征伐,终于在最后一次取得重大突破:

“尽收其人户畜产百余万、柔然可汗吐贺真遂单弱,远窜,边疆息警矣、蠕蠕(即柔然)亦怖威北窜,不敢复南“

不得不说,北魏政权在初期的身份其实还挺“尴尬”的,在于南朝对峙的过程中,很自然地会被看作是虎视眈眈、觊觎中原的“索虏”;但是在与北方柔然的对抗过程中,又被自动视为保卫中原的代表。

可以说北魏承担着一个双重角色:自身夹在游牧与农耕文明之间,在南、北对峙之间,一直在寻求自身的准确定位,而“天子”与“可汗”这两个称呼的并存,或许正是这种复杂关系的一个侧面。

02东北嘎仙洞

1980年,在中国东北大兴安岭北段东侧,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一个石洞,现在被称为“嘎仙洞”,其中刻在一块花岗岩上的文字,也再次让我们看到了与《魏书》中记载稍有差异的北魏拓跋氏的起源。

魏书中记载,公元443年,一个来自乌落侯的骑兵使团请求北魏皇帝拓跋焘的接见,他们告诉北魏皇帝,说他们发现了一个疑为鲜卑祖陵的山洞,当地居民经常在其中祭拜,这个来自远方的、与自身祖宗相关的消息,让拓跋焘欣喜不已。

当即便排出了一支由李敞带领的使团,由他们去验证消息的真实性,并且顺带替北魏皇帝完成对于鲜卑皇室祖先的祭拜。我们从祭文中,看到了北魏天子的谦卑与恭敬,同时也从内心深处、以身为鲜卑族血统而自豪。

比如,他在祝文里,基本上没有用“皇帝”或者“帝”这类中原统治者的尊号来称呼自己,此外,还将皇室的父系称之为“可寒”,皇室的母系并称为“可敦”,实际上,通过这种做法,拓跋焘从称谓上将自己展示为拥有无上荣光的草原统治阶层的继承者。尽管,这个帝国早已深入中原地区,并且统治多年。

既以“天子”的身份来统治中国北方地区,又以“可汗”的草原传统进行活动,可能这便是北魏拓跋氏为自己构建的“双面形象”,如此,才能在游牧与农耕文明中形成和一种微妙的平衡。《木兰辞》中的反映的两词并称,便是由北魏拓跋氏所建立的一种新的帝国统治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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