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等我说历史 楚国附庸政策的初步尝试，监管制度的实施

楚国有着八百多年的辉煌历史，从筚路蓝缕的楚之先人鬻熊、熊绎、熊渠，到开疆拓土的武王、文王、庄王，以及多难兴邦的昭王，甚至昏庸却懂得坚守的楚怀王，在楚王的带领下，楚人从区区五十里小国，最终成为雄踞南方的世界大国，楚人的开拓精神令人振奋，而楚人对泱泱大国的治理也同样令人敬佩。楚国在对外开拓疆土的过程中，对于不能迅速兼并或者其他原因暂时不宜兼并的国家，都将其纳入楚国的统治范围内，使其成为楚国的附庸，楚文化研究中并没有“附庸”的概念，其主要指国号宗室依然保留，但国家内政已经被楚国所控制的国家。

监管权国的失败

楚武王攻克权国后，任命斗缗管理权地，结果斗缗在权反叛楚国而被杀。顾颉刚先生据此认为权即为史料中有记载的楚国建立的第一个县，斗缗为权尹。但有部分学者并不认可这一观点。首先“武王克权”，“克”只是说楚军打败了权国，攻克了权国，并不能说明，权国被灭，且在斗缗反叛被杀后，权民被迁往那处，也说明权国被楚军打败，但并未灭国。史料中记载楚武王曾，这四个国家被楚武王所征服，但却并未被灭国，因而“克权”指打败权国更为恰当，将“使斗缗尹之”中的“尹”解释为县尹，则显得不是很妥当。

而作为管理、治理之意更为恰当。楚武王攻克了权国，却保存了权国，并任命斗缗来管理权国，斗缗是楚君若敖之后，春秋早期，若敖斗氏一门人才辈出，家族显赫，斗伯比、斗谷於菟都是楚王肱骨之臣，以斗缗作为权国的管理者，说明楚王对权国极为重视。权国虽然不是被楚国所灭的第一个国家，但权国所处地理位置自有其重要性。古权国，是商王武丁后裔建立的、因在古权水（今荆门竹皮河）岸边建国而得名的一个方国。古权水是汉水的一个支流，源出西蒙诸山（今荆门市城区西郊），经太子港，会曹将军港，至内方山入汉水，全程流域绝大部分都是经过荆门地域。

“至熊渠时，‘楚国的南面，直至长江，是古漳水流域，当时除了偏东的权国外，没有其他名见经传的国号’”春秋早期，漳水流域还是楚人势力的重要区域，而流域偏东的权国，不仅疆域面积大，且地理位置十分关键，时刻威胁着楚人的安全，随着楚国的逐渐强大，权国己经无力阻止楚人的入侵，但是权国建国时间长，疆域面积大，对这一地区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力，一旦采取直接灭国的办法，极有可能会引起动荡，而楚人在此之前并未有对新征服地区采取较为成熟的管理方式，因而就只能借鉴周王朝的管理方式。

周王朝在灭商后

为有效地管理商朝故地，分封武庚、管叔、蔡叔到商朝故地，监管殷商故地，史称“三监”，监管制度不仅在周代，甚至商朝时期就已经开始使用，商代不仅有方国，还设有“侯”，《周礼夏官职方氏》：“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郑玄注曰：“言侯者，候之。言侯为王斥候”。经过仔细考证，也认为在商代甲骨文中所出现的“侯”，其本意为斥候，而这种斥候是一种在边境等地负责戍守的武官，类似于替国君监管地方的监使。监管制度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十分成熟，因而楚武王在选择对权国故地的管理时，在没有更好管理模式可寻的情况下，监管制度成为最佳之选，斗缗成为权国的第一代监使。

然而斗缗担任权地管理者不久就发动了叛乱，关于斗缗的这场叛乱，仅在《左传》中寥寥数语，可说明规模并不大。在可查的文献资料中没有发现斗缗的叛乱给家族带来灾祸，而斗氏家族也没有因为斗缗的被处死而对楚王有不满的记载，与之如出一辙的是斗缗的继任者阎敖，阎敖因为临阵脱逃而被楚王处死，最终导致了阎敖全族的叛乱。而斗缗是武王重臣斗伯比的兄弟、文王重臣斗谷於菟之叔，虽在家族中地位崇高，但其因叛乱被处死后并没有引起家族大的动荡，斗谷於菟更是在楚文王时期担任令尹一职多年，可见斗缗的叛乱与家族的关联并不大。

导致斗缗叛乱的原因只有两个方面

其一是自身权力欲的膨胀。史料中有较多关于监使转变为一国诸侯的例证。随着分封制的发展，应候则由军监转变为地方诸侯，却依然保留有监使的性质。同样作为权国监使的斗缗在权国也必然享有极高的权力，其地位高于稍后的县尹，俨然如一方之主。作为权国监使，在地位巩固后，为寻求更大的权力和更高的地位而反叛楚国是极有可能的。另一方面，权国遗民也不甘心国家沦为楚国附庸，必然会想尽办法摆脱楚国的控制，而煽动权国管理者斗缗反叛楚国是必然之选，“迁权于那处”说明权国遗民很可能参与了这场叛乱，叛乱被平息后，楚王认为将权国遗民留在故地是一种隐患，因而将其迁往那处，这也与“三监”串通武庚叛周，如出一辙。

楚国在巴地的监管制度

斗缗之乱后，楚王任命阎敖管理迁到那处的权国遗民，楚王任命监使管理新征服地区的第一次尝试失败。此后以监使管理新开拓地区的管理模式极少在文献中出现。在湖南曾收集到一件虎纹铜戈，戈的形制与四川万县、郫县等地出土的戈的形制完全相同，戈上侧援上铸有“伯命曰：献与楚君监王孙袖”的铭文，从铭文看，“伯命”显然是巴人的一个首领，他将这个虎纹铜戈赠送给了楚王派到巴地管理巴地事物的王孙袖，李文明先生将此戈列为战国时期的兵器，并认为应该是楚师西进后楚人监巴的遗物。但王孙袖监管的巴地并非巴国，或者仅为巴国的一部分。

秦孝公元年为公元前361年，这一年楚国对巴国发动了一次重要的军事行动，汉中地区当时是古巴国的北疆，该地区对巴国的中心地区，即现在的川东地区的安全极其重要，黔中为巴国的南疆，楚国同时攻占了巴国的南、北两侧就将整个巴国限制在了大巴山以南、巫山以西、长江以北、蜀国以东的地域内，国境内再无险可守，成为瓮中之整。后来秦国逐渐壮大起来，对楚国的威胁越来越严重，为全力对抗秦国，楚逐渐缓和了与巴国的关系，在所占的巴黔中巴人聚居区实行以巴制巴，委派监使监管该区域；而汉中地区并无大批的巴人聚居，因而可以直接设郡县，王孙袖曾作为监使的巴地很有可能就是黔中地区。

结语：

实行监管制度管理新占领区域曾是楚国早期的地方管理方式，但斗缗之乱后监管制度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到了战国时期又被运用于管理黔中地区，其特殊性如上文所述，通过以巴人制巴，以监使监管缓和矛盾是原因之一，另外新征服的黔中远离楚国统治的核心地区，依靠楚中枢政权的直接管辖，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但距离的遥远必然削弱控制力，派监使监管该区域反而能加强控制，灵活处理地方事务。楚国的监使并不常设，除了初期的尝试失败之外，巴地设监使意义特殊，监使制度本身也存在很多的弊端，随着监使权力的扩大，很容易造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因而在楚国对新开拓地区的管理中，监使制度并不是常用的管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