呆呆文史 宋代商业经济的发展使人们思想改变，在实践中完善并推动直诉制度

宋代在经过了唐朝的发展，五代十国的动乱，在物质发展上达到繁荣时期。虽然封建经济关系仍然是主导地位，但是，不能否认资本主义因素的商品经济已经萌芽。有的研究者甚至写到宋朝经济，处于一个商业革命时期，是市场结构与城市化的中世纪革命。

社会关系的变革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城镇数量大幅度增加，出现大量的经济中心城市，形成商业大都市，传统的政治性城市逐渐转变为经济性城市，城市功能性的变化，导致地域和时间限制变缩小，社会各阶层竞相经营商业。

宋代处于发展较好的农业经济基础之上，已经衍生出城市，海外贸易等多种现代化元素，雇佣劳动、集资合伙等都悄然萌芽，已然处于近代社会的前一阶段。宋代经济最令人关注的点，是商品经济在封建经济的，羽翼下快速地发芽结果。

宋代一系列经济上面的巨大改变，促使百姓的思想和价值观产生改变，不再是抑商重农的思想，也不再是注重忠义淡泊钱财的封建思想，对于财富的追逐，逐渐在宋代形成健讼的风气，对直诉制度的完善有推动作用。

宋王朝初期为适应土地制度的发展，实行不控制土地的合并的政策，允许不同人和土地之间的自由流转，土地私有制趋势增强和深化，随之带来的是剥削方式也发生变化，租佃关系也逐渐成为主要的剥削方式。

在租佃制下，地主招募客户耕种田地，客户贩卖劳动力，只要按时按量缴纳必须的地租，便不再有其他人身或者其他方面的控制。地主也不必为客户其他的安全负责。这种制度，使得人身依附关系减弱，客户几乎获得了完全的人身自由。这就为百姓直诉提供了，充足的时间和政治上的自由。

土地买卖频繁，百姓对农业的依附性也逐渐减弱，安土重迁的思想也随着，商业交流的不稳定性而有所改变。社会成员私有观念的变化，促使民众维护自己土地时的意识增加，当自己的权利遇到不法迫害时，敢于拿起法律的武器，为自己的合法权益作斗争。

土地自古以来就是百姓生存的基础，土地相关政策的变化，对百姓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人身更加自由，经济基础也更加稳固，对直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提供了物质和经济基础。

经历了五代十国的战争带来的痛苦，宋初在加强中央集权体制的建设中，不遗余力；颁布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措施，收归地方各项权力集中统归中央。宋初的这一基本的政策方针，影响了整个宋代的法制建设，而这种防微杜渐的祖宗之法，在日后的发展中弊端尽显。

为了彻底削夺地方权力收归中央，加强皇权，采取相互制衡，相互监督的管理模式。实行兵将分离，军队调遣原则。宋代的官僚机构空前庞大臃肿，军队人员也陡增，但是军事人员的素质却较低下。

这种行政官吏模式，造成官吏之间相互推脱，不负责任的现象。官员贪赃犯罪、在司法审判中不依法审判、扰乱经济秩序、侵夺百姓财产等行为屡禁不止。

直诉制度的设置，在一定程度上对地方的官吏的司法，作为有监察作用。对于百姓来说，因为蒙受了重大冤屈，才会提起直诉。冤案是并未得到公平公正的审理，人治的环境下，冤案的发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司法官吏。

无论是收受贿赂、趋炎权贵、私报恩怨，还是过失而造成审判结果的错误，都会造成原价错案的发生。而直诉制度的设立，就有利于监察官员，是常规官员监察体制之外的监察途径。

王元吉案就能直接反映出，直诉案件的审查对地方司法的影响。开封府左军巡司官收取财物，对王元吉刑讯逼供，王元吉被迫认罪，造成冤案。此案一直未得到公正的处理，直到王元吉妻子击登闻鼓鸣冤，才得到解决。

虽然宋代对司法管理监督处罚方式也是多种多样，包括刑事处罚、行政处罚。责任制度的设立对司法官吏虽然有震慑作用，约束官员的行为，减少错案的发生。

但是当冤案发生后，司法官吏的徇私枉法的行为，很难被皇帝知晓，而通过击登闻鼓，使冤案上达到皇帝，使地方官吏的舞弊行为暴露在皇帝面前，继而受到惩处。

每个时代的法制建设都离不开法律传统。法律传统是法制建设的根基，根基已定，大方向就不会偏离。一个朝代的法制的建设，离不开民族性和时代性，当然也离不开法律传统。

在传统司法行为中，也有一套公平公正的体系。当纠纷出现时，法官会凭借自己对公平的理解来审结案件，也许关于公平的伦理概念并没有相关的训练，但是在每个时代，都有对正义的看法，并且为大多数人所认同的观点。

在传统司法中，将杀人者绳之以法、将盗窃者给予法律的制裁，这些案件中都体现了一种公平的意蕴。民众将公平寄托在理想中的清廉正直的官员身上，渴望他们可以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于是产生了许多身后百姓爱戴的司法官吏，如宋代的包拯；直诉制度的设立就是对这种理念的具体体现。

直诉制度早在西周时期就有其雏形，并且一直不断完善发展，可见此制度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直诉制度是在传统司法行为多次的实践中产生，被历史的长河推着前进。

经过法律传统文化的不断调整，根据各个朝代不同的时代特征，有着不同的制度规定，但是不管如何，直诉制度都包含有古代传统文化，并且将文化中的精神和理念融入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