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上海滩有一个很著名的人物:杜月笙。他14岁时到上海的一家水果店做学徒,凭借着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成为了上海青帮的头号人物。在当时的上海,杜月笙的势力范围极大,就连日本人进驻上海时,也不得不对他忌惮三分。
按理说,背靠这样一个势力庞大的父亲,杜月笙的子女在上海完全可以为所欲为,然而他的儿子杜维屏却没能享受到这样的“福利”,还差点儿丧了命。这一切的源头,要追溯到解放战争的战场上。
杜月笙不只是个青帮人员,他背后还有复杂的商业网,杜维屏也身处在这个商业网之中。而杜维屏被蒋经国逮捕的原因,就出在这个商业网上,至于蒋经国突然对杜家产业动手的原因,还是出在解放战争的战场上。
军事支出过高导致国民政府入不敷出财政几近崩溃
抗日战争胜利初期,国民党的政府因为具有合法性,又兵力充足,所以接手了大部分的日军占领地区。日军大多对日本天皇突然宣布无条件投降感到惊讶,在此之前,很少有日军对撤退做出过准备,所以日军占领地区的各种物资储备十分充足。
不只是物资,日军还有很多没来得及运走的黄金和白银留在了占领地区,这些东西,自然是谁接手占领地区就归谁所有。国民党凭借兵力上和合法性的优势接手了大部分地区后,在各方面都得到了充分的补给。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政府的黄金储量高达600万两,外汇储备高达9亿美元,除此之外,他们还接收了约10亿美元的日伪遗留资产。这些都是共产党方面不敢想象的财富。
当时国民政府的流通货币是法币(有法定货币之意),解放战争爆发前,因为通货膨胀,法币的价值一再贬值。虽然抗日战争胜利带来的巨额收益暂时缓解了通货膨胀率的增长,但这并非长久之计。
为了进一步抑制通货膨胀,宋子文下令中央银行出售库存黄金,回笼法币。然而政策刚刚实行生效,初见成果的时候,解放战争爆发了,宋子文提出的政策也因为战争破产了。
蒋介石为了彻底消灭中国共产党,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到解放战争中,这直接导致国民政府的军事支出飞速上涨,政府赤字一直居高不下。一些投机的商人从中看到了商机,暗箱操作谋取暴利,在多方面的共同作用下,国民党统治地区的通货膨胀情况极其可怕。
1945年9月至1946年2月,短短半年左右的时间里,上海的物价上涨了5倍,之后一年内,更是直接涨了30倍。
国民党应对通货膨胀的方法,不是设法调节现状,而是没完没了地发行法币。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前,全国法币发行量总额不过才14亿元。到了1948年8月,法币的发行额竟然达到了663.6万亿元,比之前增长了47万倍。
因为通货膨胀的速度太快,民众根本不敢把法币放在手里,一拿到法币就尽快将它换成实物。在通货膨胀后期的上海,早上能买一头猪的钱,晚上就只能买个猪蹄了。
为了避免自己手里的法币贬值,民众的一张100块的法币一天之内被交易数十次,这种快速交易更加快了通货膨胀的速度,形成恶性循环。通货膨胀后期,一包米在1948年6月售价法币六百七十万元,8月份就涨到了六千三百万元。
到了1948年8月21日,上海的物价涨幅达到492.7万倍,法币彻底崩溃。
蒋介石为维持前线的军事行动推行“金圆券改革”
经历过这段朝不保夕的日子后,国民政府的政府公信力急剧下降,蒋介石必须尽快采取措施稳住民心,否则国民政府已经无力继续维持在目前统治地区的统治地位。
在这样的背景下,蒋介石提出了“金圆券改革”的政策。他推出了一种新的货币:金圆券,民众可以凭借法币兑换金圆券,兑换的比率是300万:1。也就是说,300万的法币,可以兑换1个金圆券。
清楚了解国民政府已经失信于民的蒋介石决定采取强制手段推行金圆券,他通过国民政府下令:“禁止私人持有黄金、白银、外汇。凡私人持有者,限于9月30日前收兑成金圆券,违者没收。全国各物品及劳务价格应照1948年8月19日以前水平冻结。”
所有人都以为,蒋介石推行“金圆券改革”是为了挽救物价不再继续飞速上涨,但事实上,蒋介石的目的并非如此。
当时解放战争的局面已经初现端倪,即便有美国的资助,蒋介石前方的军队也依然开始吃紧。特别是此时的美国发现蒋介石战胜的希望似乎不大,也开始慢慢减少了对蒋的资助,蒋介石急需资金供给前线。
金圆券的想法刚提出来时,所有人都对此提出了反对,然而蒋介石却一意孤行。并不是他对经济一窍不通,而是蒋介石已经对挽救经济不抱任何希望了,他推出金圆券,只是为了收集最后一波资金而已。
用金圆券换取民众手中的外汇和金银,再把这笔钱送往前线,给前线最后补充一次供给。这才是蒋介石的最终目的,彼时国民党在前线战场上的情况不妙,如果再没有军饷发放,很可能会引起兵乱。
为了稳定军心,蒋介石选择破釜沉舟,用这种“哄骗”的方法获取资金,这种法子或许有些普通民众会相信,但是官僚和资本家们是不会相信的。
稍有些经济常识的资本家们,都能意识到,金圆券肯定是不值钱的,真金白银和外汇才是真正保值的。他们当然不愿意拿手里值钱的东西去换蒋介石颇有些“空头支票”意味的金圆券。
金圆券的推行受到抵制后,蒋介石派蒋经国前往上海推行经济改革,希望自己的长子能够帮助他达到筹集军饷的目的。和蒋介石不一样的是,蒋经国心里始终有些像个“读书人”,他是真的有几分“胸怀天下”的抱负的。
蒋经国离开前,蒋介石并没有和他讲明自己的真实意图,一腔热血的蒋经国到了上海后迅速开始了“打大老虎”的行动,将上海的各大资本家得罪了遍。
蒋经国在上海“打大老虎”时逮捕了杜月笙的儿子
作为上海青帮的领头人物,杜月笙的大本营自然也在上海,蒋经国的到来让杜月笙有些紧张。此前,杜月笙曾经资助过蒋介石,而且还在四一二政变中大肆屠杀共产党员,为蒋介石的上位付出颇多。
本来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应该不错,杜月笙又是个极擅与人交际的人,面对蒋介石这个国民党最高领导人,他肯定更会极力和蒋介石搞好关系。可是蒋介石对杜月笙这种“江湖人士”,始终不能完全信任,认为他们过于意气用事,难堪大用。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杜月笙自认在抗日战争中贡献颇多,认为蒋介石起码会给自己留一个上海市副市长的位置坐,没想到蒋介石连招呼都没打一声,直接任命了他人为上海市的市长和副市长。
经此一事,杜月笙有些拿不准蒋介石对自己的态度,到了1946年,蒋介石为了体现自己治下政府和美国一样“民主”,提出“民选上海市参议会议员”。杜月笙信以为真,积极参选并高票当选。
结果就在得知选票结果的前几天,杜月笙得知蒋介石心中早有属意的人选,还传来一个口信:“议长一席,希望由潘公展担任”。识趣的杜月笙刚刚当选就当众宣读了辞呈。
这两件事后,杜月笙明白了蒋介石对自己有些“过河拆桥”的意思,但只要上海青帮还在,蒋介石就不会拿自己怎么样,所以杜月笙和蒋介石之间一直维持着一个大体上互不干涉的状态。
可看到蒋经国到来后,杜月笙心里有些打鼓。他也知道蒋经国此行是为了推行金圆券,不过杜月笙不清楚,他是不是冲着自己来的。毕竟杜月笙名下资产众多,手里肯定也留有不少金银和外汇,他担心蒋经国会在这件事上做文章。
蒋经国刚到上海时,杜月笙曾经试探着请蒋经国吃饭,一心只想“为民除害”的蒋经国断然拒绝了邀请,这对杜月笙而言并不是什么好兆头。
担心归担心,作为上海青帮的领头人物,杜月笙也不至于就此收手,他只是嘱咐手下的人稍微收敛些,认为自己只要明面上给蒋经国一些面子,再利用上海青帮的势力施压,这件事应该不难混过去。
让杜月笙没想到的是,蒋经国颇有些“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势,上来就以投机倒把的罪名逮捕了杜月笙的总管万墨林。当时,在杜月笙的授意下,担任米业工会理事长的万墨林在上海哄抬米价,扰乱市场,自然引起了蒋经国的注意。
经过杜月笙等人的周旋,万墨林很快被放了出来,可还没等杜月笙缓过气来,蒋经国就又抓了他的人。这一次,不是杜月笙的手下,而是杜月笙的亲生儿子——杜维屏。
杜月笙得知此事十分生气,将孔家的问题暴露出来
得知此事的杜月笙十分生气,大呼:“蒋介石你把我当夜壶!”怎么说自己都曾经帮助过蒋介石,又是上海的“地头蛇”,他给了蒋经国面子让手下的人收敛,蒋经国怎么能这么不近人情呢?
其实蒋经国不止对杜月笙下了手,他对整个上海的资本家都下了手,有些极力抗拒不配合的资本家,更是被直接击毙,连喊冤的机会都没有。
在这样的高压之下,上海的收获极大:共收兑黄金114万两、美钞3452万元、港币1100万元、白银96万两,占到全国总兑换额的64%。这样耀眼的成绩让蒋经国很骄傲,但让上海的资本家们很不满。
杜维屏被抓后,杜月笙虽然生气,却并不急着去找蒋经国理论,而是等到一次会议上,直接点明了“扬子公司”的问题更大。扬子公司,是孔令侃的公司,而孔令侃,是孔祥熙的儿子。
孔祥熙的夫人宋霭龄,是蒋经国继母宋美龄的亲姐姐,也就是说,孔令侃是蒋经国没有血缘关系的表兄弟。二人之间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鉴于蒋家和宋家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蒋经国和孔令侃之间的关系要比纯粹的血缘关系复杂得多。
得知扬子公司有问题后,“大义灭亲”的蒋经国当即下令抓捕了孔令侃,这举动传到宋美龄耳朵里后,惹来了宋美龄的严重不满。因为自己一直没能生育,宋美龄对姐姐宋霭龄的几个子女都颇为上心,她当然不能允许蒋经国就这么处置了孔令侃。
没几天,宋美龄就亲自到蒋经国面前说情,但蒋经国软硬不吃,气得宋美龄直接给在前线督战的蒋介石打了电话。接到电话的蒋介石也没想到自己的儿子敢闹这么大的动静,赶紧从前线飞到上海,臭骂了蒋经国一顿。
就这样,孔令侃只交了一笔钱出来,就恢复了自由。对于他这样的人家而言,钱是最不重要的,更何况这笔钱对他而言并不多。孔令侃都放了,再揪着杜维屏不放就说不过去了。没多久,杜月笙交了一笔保释金,杜维屏也一样被放了出来。
这两个人的离开意味着蒋经国在上海的经济改革彻底失败,蒋经国只能辞去自己的职务,默默地离开上海。
也正是因为这件事,解放战争结束后,杜月笙拒绝了蒋介石的邀请,没有和他一起前往台湾。中共方面也曾极力争取过让杜月笙留在上海,但杜月笙深知自己犯下的错。最后,杜月笙选择前往香港,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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