熏墨侃史 杨时认为君主要时刻规范自己的行为，要遵从民意为百姓的利益着想

在中国封建社会当中，君主处在权利的塔尖，其一言一行都会对社会产生重要影响。在杨时看来，如果不对君主的思想意识和社会行为进行控制，那么他所滋生的破坏性因素，不仅会加重老百姓的负担，而且也会给整个社会带来深重的灾难。

为了赢得民心，维持社会的稳定，杨时认为君主不仅要有心系天下之”，而且还要不断地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在中国古代的政治生活中，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群体，其向背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兴衰和生死存亡。因此，从维护社会稳定的角度着手，杨时认为君主必须具备以民为本，心系天下的政治觉悟。

为了说明人民对国家政治的重要影响，杨时对君主的起源做了理性的解释。他说：元后即君主，天地是万物的父母，而人又是万物当中有灵气的一个群体。为了让人这个群体得到延续和发展，上天为人类选拔了有智慧的人作为人民的父母。

他不仅承担着教化百姓，启迪民智的责任，而且还必须让人民拥有一定的生活资料，使他们能够维持基本的生存。这样，君主就不是阶级矛盾激化的产物，而是上天为了维护人民的利益所设置的。

战国时期，孟子在君民关系上提出了民贵君轻的思想，认为得民心者得天下，民心的向背关系到社稷的安危。杨时继承了儒家的民本思想，认为：民是国家的根基，只有根基稳固了，国家才会安宁。因此，赢得民心获得百姓的支持与拥护，是维护国家政权长治久安的关键。

如何获得老百姓的支持呢？杨时认为君主必须具有爱民如子，若保赤子的仁心，这是赢得民心的必要条件。所谓仁心，是指君主对待老百姓的态度。首先君主应该尊重民意，民意就是天意，遵从民意也就是顺从天意。君主绝对不可一意孤行而忽视民意的重要性，否则就会众叛亲离成为独夫。

人君应当乐民之乐，忧民之忧。君主如果坚持以民为本的原则，来治理国家和制定国策，老百姓就会产生顺向心理，从内心自觉地遵守社会规范，接受社会规范的约束，这有利于社会控制。

相反，国君如果违背民意，残害百姓，实行暴政，老百姓就会产生一种逆向心理，这种逆向的心理，会使老百姓从内心深处抵触国家的统治，从而不愿接受国家各项社会制度的约束，这对社会控制极为不利。

要想真正做到乐民之乐忧民之忧，得到老百姓的拥护，君主必须以天下为心，有心系天下的情怀。杨时认为古代贤明的君主，之所以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就在于他们以天下为心，时时刻刻为百姓着想。

古之圣人以天下为心，其于居食之际，非徒若是而已。食而饱，必思天下之有未饱者。居而安，必思天下之有未安者。

当禹之时，蒸民未粒，故菲饮食，虽欲求饱，有未睱也；民未得平土而居，故卑宫室，过门不入，虽欲求安，有不可得也，圣人以天下为心者盖如此，后为之天下者，可不监之哉？以天下为心，就是要求君主一心想着百姓，关心他们的疾苦，为他们谋福祉。

相反，君主若为了满足一己之私欲，而置人民的疾苦于不顾，这样就会失去民心，不利于社会控制。作为民之父母，君主对待百姓就要像对待赤子一样去保护他们。

由于君主和普通的老百姓，所秉承的气质有清浊缓急之分，君主秉承气之清轻者，而普通百姓秉承气之重浊者。这种先天性的差异，不是使君主有了一种优越感，相反使他们肩负起了一种责任，这个责任就是启迪民智，以赤子之爱去保护他们。

杨时认为君主必须要有心系天下之心，从表面上看，是为了维护民众的利益。但从本质上而言，以民为本是统治阶级为了使民众心安理得地，接受国家的控制而实施的一种政治手段。它不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提出的，而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提出的。

杨时向宋哲宗详细地阐述了，道德修养的重要性。他认为治国平天下必须建立在诚意的基础之上，诚意既是治国的根本，也是国君必备的政治品格。作为君主，必须把诚意作为首要之事，不断地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这样才有可能使国家政治清明、社会安定。否则，可能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

他认为君主的诚与不诚，会产生吉和凶两种不同的结果。因此，要想避免社会的混乱，国君必须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达到诚的境界。国君如何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达到诚的境界呢？杨时认为必须坚持忠信的道德原则。

如果国君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能坚守忠信的道德原则，那么很容易实现天下大治。对于国君而言，绝对不可忽略忠信，因为它是君主提升自身道德修养，达到诚的重要途径，更是治国平天下的基石。

杨时认为意诚的表现就是不逆诈，不依不信，而常先觉，使自己内心的想法真实无妄地表现出来。对于国君来说，诚的表现除了使自己的想法，真实无妄地表现出来之外，也不能过分地掩饰自己的错误，要勇于正视自己的过错，并及时加以改正。

杨时认为这是任何一个明君圣主，都必须具备的道德品质，历史上的舜和唐太宗就是这方面的代表。舜之所以能够建立帝业，就是因为他能够虚心接受大臣的指正，敢于面对自己的错误，从而勇于改进。而后世之君为了凸显自己的权威，往往缺少这方面的勇气。

后世之君好为人师，而不愿意接受大臣们的指正，从而导致贤臣离自己越来越远，阿谀奉承的小人则乘机而入，这对国家的统治极为不利，国君应该引以为鉴。国君勇于改正错误，这只是一种积极的主观努力。从另一方面来说，国君主观意义上对自己所犯错误的掩饰，并不能遮蔽国君的过错所产生的客观效应。

因此，从主客观两方面来说，国君都不应该试图去掩饰自己的错误。自从秦朝建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之后，国家的权力集中于中央，而中央的权力在很大的程度上，则掌握在君主的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