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南渡后,开国之君晋元帝并没有自己的军队,全靠琅琊王敦、王导兄弟的武装帮助其立国。
南宋有着“词中之龙”美誉的豪放派词人辛弃疾曾写过一首气势雄阔的宋词《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其中京口这个地方曾诞生过一支以北方流民为主体的劲旅——北府军。
北府军,又名北府兵,组建于东晋初年,因其所在地京口历来是征北、镇北、北中郎将府的所在地,简称北府而得名。这支带有军阀性质的军队战力彪悍、名将辈出,为支撑南渡政权、保卫晋室正朔立下汗马功劳,同时也为开启南朝二百七十多年的历史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虽说北府兵的主体是因战乱而南迁的流民,但他们本身就已经具备了十分强悍的战斗力。
公元322年,西晋被蜂涌而入的北方少数民族灭亡,大量汉人跟着晋室南迁,即所谓的“衣冠南渡”。山东一带的大族郗鉴率领族人在逃亡过程中不断招募青州、徐州一带的流民入伍,久而久之便聚合成一支颇具实力的军队,这也是北府军最初的班底。
郗鉴是高平金乡人,出自名门世家,是汉末第一大儒郑玄得意弟子郗虑的玄孙。当时的郗鉴应该不会想到,自己无意中创建的这支私人武装,最后竟能演化为左右东晋政局的重要力量。
影视剧中的郗鉴。
王敦之乱(东晋初年发生的一场动乱,爆发于晋元帝永昌元年)后,郗鉴通过大规模招募北来流民不断加强北府军的实力。这一举动促成了东晋兵制由世兵制和征兵制向募兵制转变。募兵制的入伍门槛较高,兵员质量也更为优秀。郗鉴的招募对象主要来自山东、河北、河南、两淮等逃亡而来的汉人流民。
公元339年,北府军的始创者郗鉴病逝,军权由其子郗愔接掌。但这一形势随着桓温的崛起,发生了急剧变化。曾是颍川庾氏门下将领的桓温势力逐渐壮大,与中央的矛盾也越发显现。不过桓温对北府军有所忌惮,一时半会也不敢轻举妄动。
公元369年,桓温发动第三次北伐。一方面,桓温企图再次通过北伐提高威望,为篡夺帝位积累资本;另一方面,他想借此机会彻底解决北府军的问题。在桓温的裹挟和儿子郗超的怂恿之下,郗愔让出了京口的兵权,北府军自此被分解编入桓温军中。
桓温分别于永和十年(354年)、永和十二年(356年)及太和四年(369年)对北方十六国发动北伐战役。
桓温第三次北伐对象是前燕,此次北伐声势虽然浩大,但关键时刻,前燕起用了鲜卑族名将慕容垂,并在襄邑大败晋军,桓温一败涂地,从此一蹶不振。
公元371年,桓温废海西公立简文帝。两年后,简文帝死。皇帝临崩前,桓温希望简文帝能禅位于自己,但由于太原王氏的抵制,皇位终于没有让桓温如愿以偿。孝武帝即位后,风烛残年的桓温仍没有放弃篡位的打算,他在重病中仍在时不时地暗示皇帝授他九锡。所幸,桓温在等待九锡的过程中病死。
谢安在桓温废帝的过程中几乎毫无作为,当时的谢家基本已经向桓温认了
东晋政治最大的特点莫过于门阀专政,以军权谋求门户利益,本来就是东晋门阀政治的特点之一。经历了这样一场惊心动魄的宫廷争斗后,已处于风口浪尖的陈郡谢氏感到如果不想任人宰割,就必须要掌握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想方设法扩大自己的权力。
谢玄是谢家二代中最有经国才略的,曾在桓温手下进行过具体的政务历练。
公元377年,谢安推荐侄子谢玄出任兖州刺史,重掌江北的军权。谢玄到任后,借鉴了郗鉴当年组建北府军的经验,大规模招募北方逃亡的劲勇,彭城刘牢之、东海何谦、乐安高衡、东平刘轨、西河田洛等后来名重一时的猛将,都是在这时应募入伍的。其中,刘牢之的父亲本是谢氏西府旧将,因此刘牢之深得谢氏信赖,被任命为参军,后升鹰扬将军、广陵相,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是北府兵的实际掌握者。
而“北府兵”这个称号也就此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晋人谓京口为北府。谢玄破俱难等,始兼领徐州。号北府兵者,史终言之。”《资治通鉴》)。
魏晋时期军戎服饰复原图
虽然从严格意义上讲,北府兵在历史上经历过好几个时期,但从谢氏整合开始,北府兵才正式成为一支名副其实的精锐部队。
由于得到东晋中央的大力支持,这支全新的北府兵比郗鉴时代大有改观。
《晋书·刘牢之传》中这样描述北府兵:“太元初,谢玄北镇广陵,时苻坚方盛,玄多募劲勇,牢之与东海何谦、琅琊诸葛侃、平安高衡、东平刘轨、西河田洛及晋陵孙无终等以骁勇应选。选以牢之为参军,领精锐为前锋,百战百胜,号为北府兵,敌人畏之”。
北府兵的战斗力之所以强悍,与官兵的身份有着很大关系。北府兵中的底层士兵大多是从北方逃难而来的流民,或多或少对侵占家园的北方少数民族有着仇恨心理。
两晋时军队的兵器主要有步骑五兵,即枪、刀、剑、弓矢和盾牌。其中,环首刀既适合劈砍,也可用来击刺,是一种非常适合步兵的兵器。
北府兵巅峰期的主要将领,如刘牢之、何谦、诸葛侃、高衡、刘轨、田洛、孙无终等人都是活动于江淮以南、拥有一定武装力量的流民帅。当时为了处置大批南下流民,东晋专门设置了侨州郡县,这些地方处于战场前沿,因此长官也大多以流民帅来担任。这些武装势力长期处于战争环境下,战斗经验和战斗力自然不容小觑。
两当铠顾名思义就是能保护胸和背的铠甲。
北府兵除了步骑之外,还有强大的水军。东晋南渡后,造船和使船的技术更加完善。据记载,北府兵曾建造过能容纳多达2000人的大型楼船。这种大型船只多在内河航运,体积巨大,防护能力与运输能力都很强。
凭借着种种便利条件,北府兵被再次组建起来。而就在此时,前秦与东晋的全面战争爆发了。
淝水之战前,前秦军曾一度兵临长江,紧要关头谢玄与何谦、刘牢之、田洛等人率领北府兵先后击败彭超、俱难等前秦将领,逼其只身北返。此役可以说是北府兵初露锋芒,小试牛刀,充分体现了其强悍的战斗力。
淝水之战使得北府兵声威大振,谢玄、谢安、谢石等人也凭借此战留名青史。
公元383年的淝水之战无疑是北府兵的高光时刻。
此前,前秦君主苻坚曾在肱股之臣王猛的协助下,一度统一北方。按照王猛的打算,在打下东晋之前,应该先稳定北方,解除鲜卑、西羌等部落的威胁。不过王猛早逝,急功近利的苻坚很快就将王猛的忠告抛诸脑后,坚持南下伐晋。
公元382年10月,苻坚召集群臣商讨伐晋一事,苻坚之弟苻融、石越等人认为“晋国有长江之险,朝无昏贰之衅,不宜征讨。”苻坚却不以为然,认为“以吾之众旅,投鞭于江,足断其流……彼虽有长江,岂能固乎”,这便是成语“投鞭断流”的由来。
为了此次伐晋,苻坚强征全国公私马匹,并招募全国满十五岁的男子一律从军。截止到战前,苻坚共集齐步兵六十万、骑兵二十七万,大军分四路南下。
大敌当前,东晋以谢石为征讨大都督、谢玄为前锋都督,带领8万北府兵抵御前秦南下,又任命胡彬率水军五千增援淮南军事重镇寿阳。
前秦大军很快攻陷寿阳,并截断了淮河,使得胡彬水军无法东撤。紧急关头,谢石决定在前秦大军尚未集结之前,率先对其先锋发动进攻。当年十一月,谢玄派遣北府兵前锋刘牢之带领五千人袭取洛涧,歼灭秦军一万五千,取得洛涧大捷。晋军乘胜至淝水右岸。
北府兵与前秦军隔淝水对峙,此时前秦前锋主力约二十万,数量远多于晋军,晋军如果贸然强渡淝水必然不利。谢玄心生妙计,他致信秦军主帅苻融,请秦军稍作后退,让出淝水对岸的战场,好让两军痛痛快快地打一仗。
苻坚站在寿阳城上观望,见晋军阵线严整,军容肃杀,发出了“此亦勍敌也,何谓少乎!”的感慨。
或许是轻敌,或许是另有盘算,苻坚居然真的下令大军后撤,谁知这一退,整个前秦军阵发生了混乱。当前秦军前军后移时,后军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而之前诈降于苻坚的东晋将领朱序此时趁机大呼:“秦军败矣!秦军败矣!”这几个字无异于晴空霹雳,秦军后军瞬间乱作一团。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北府兵迅速抢渡淝水,不等全军渡河就发起攻击,秦军彻底陷入崩溃。
乱军之中,苻融的战马被冲倒,自己也被赶上来的北府兵当场杀死。苻坚本人被流矢射中,数十万大军转眼间灰飞烟灭。与此同时,襄阳、彭城等方向的晋军也闻讯展开反攻,前秦军诸路皆溃,唯有郧城的慕容垂全师而返,护送苻坚回到了洛阳。
北府兵此战打出了声威,一举奠定了自己在中国历史强军队伍中的地位。
淝水之战后,谢玄命北府兵收复徐州、兖州、青州,不久,黄河以南地区尽归东晋所有。
可惜好景不长,战无不胜的北府兵很快成为门阀斗争的工具。公元385年,谢安为避宗室司马道子,出镇广陵,让出中枢朝权。两年后,司马道子剥夺了谢玄对北府兵的领导权。此后,北府兵相继为谯王司马怡、外戚王恭统领。在王恭两次起兵反晋后,刘牢之倒戈击败王恭,朝廷命刘牢之都督诸州军事,刘牢之率北府兵镇京口,成为割据一方的军阀。
之后,刘牢之率北府兵讨伐桓温之子桓玄,但却被桓玄收买之后夺去兵权,最终被迫自杀。北府兵遂为桓玄并吞。据记载,桓玄掌控北府兵后,曾大力剿杀北府兵旧将,北府兵几乎遭到灭顶之灾。
刘裕是汉高祖刘邦之弟、楚元王刘交的二十二世孙,后投身北府兵为将。
不久,原北府兵出身的下层军官刘裕起兵讨伐桓玄,并将其击败。公元420年,刘裕终结了东晋王朝,建立刘宋。尽管刘裕上台后重建北府兵,但经过桓玄一战,北府兵已元气大伤,风光不再。
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刘裕对后秦的讨伐堪称是北府兵的绝唱。当时刘裕大军想借道北魏伐(后)秦,结果双方在黄河沿岸畔城附近(今山东聊城西)发生摩擦。
公元449年,刘宋与北魏的疆域示意图。
刘裕在这场以步制骑的对峙中,先遣白直队主丁旿率七百步卒上岸,将百余辆战车沿河布设,每车上有7名战士,又竖起一根白毦。由于车阵两头抱河,队形弯成弧形,形似新月,故称为却月阵。
北魏骑兵不知晋军是何用意,暂时按兵不动。刘裕又派猛将朱超石率2000人,每车增加20人和一张大弩,车外竖起盾牌。北魏骑兵此刻方才明白过来,于是下令进攻。朱超石命令诸车先以力弱的单兵弓弩射击,北魏骑兵见晋军兵少箭弱,便放心大胆地加速进攻。当接近却月阵的北魏骑兵达三万多骑,朱超石遂令诸车用大弩发箭,魏骑纷纷中箭。但此时魏骑数量多,距离近,大弩的近距离杀伤效果已显不足。朱超石急中生智,遂命将士把手中的千余张槊截成三四尺的短槊,“以锤锤之,一槊辄洞贯三四虏,虏众不能当,一时奔溃。”
关于这段记载,一种解释大概是,这些短槊是当作大弩的箭矢发射出去的,另一种解释是:当时北魏重装骑兵防御良好,晋军士兵缺乏破甲手段,只能手握一段短槊,后面另有人用大锤锤击,向前突刺贯穿北魏骑兵的身体。
因为却月阵的正面狭窄,数万北魏骑兵当时已经是拥挤不动,所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晋军扎上去。晋军的这种战术很有效果,魏军此战死伤惨重,大将阿薄干当场被斩。魏军退回畔城,刘裕派朱超石、胡藩追击,再败北魏军一场。自此北魏不敢再袭击北府兵,刘裕得以顺利沿河西上。
蒙古大草原的游牧射猎生活锻炼了鲜卑人健壮的体魄和高超的骑射技艺。骑兵是北魏克敌制胜的重要工具。
刘裕北伐南燕、后秦,收复山东、河南、淮北和关中大片失地,极大地扩张了东晋的疆域。刘裕代晋建宋后,北府兵完成了最后的蜕变,由地方部队升级为中央军,成为皇帝直接控制的军事力量。不过,刘宋立国前后,随着刘敬宣、王镇恶、檀道济等一批北府旧将逐渐凋零,北府兵也开始走向没落,并逐渐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北府兵是我国历史上充满传奇色彩的一支武装力量,始于东晋郗鉴,终于南朝刘宋檀道济,横跨约120余年。纵观汉魏以来历史,从未有哪支部队像北府兵这样,对王朝政局影响如此之大,反过来又被政局操控着自身的命运。
北府兵在保卫东晋朝廷、挫败前秦南侵等方面居功至伟,为江南地区创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
此外,作为东晋王朝的一支精锐力量,北府兵在镇压农民起义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此过程中,一些北府兵脱颖而出,南朝宋开国君主刘裕即是其中之一。
北府兵后来参加了镇压孙恩起义,并成为主要力量。
除了军事层面外,北府兵对东晋的门阀政治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北府兵的建立与东晋荆扬之争有着密切的关联,可以视为桓、谢两大家族力量平衡的一种手段。东晋的荆扬二州都十分重要,扬州为京畿重地,乃立国根本;荆州地广兵强,是防止北方民族南下的重要屏障。
整个东晋时期,坐镇荆州的将领大都有“不臣之心”,如最早坐镇荆州的王敦就曾发动过“王敦之乱”,后来的陶侃、庾亮、庾翼等人也都试图取东晋而代之。北府兵的设立大大加强了扬州的兵力,平衡了掌控荆州的桓氏力量。对此,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认为:“谢安任桓冲于荆、江,而别使谢玄监江北军事,晋于是而有北府之兵,以重相权,以图中原,一举而两得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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