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史漫谈 严嵩的经历说明了啥？跟上级搞好关系没问题，用来做坏事就不对了

不管我们承不承认，古往今来的职场中一直存在着这么一个规则：一个“打工者”想要有所作为，个人能力固然重要，但上级的信任与支持才更关键。既然这个现实是我们无法改变的，因此，刻意与自己的上级搞好关系，从来都不是什么丢脸的事。

而在古代政坛，这一规则就更加明显了。只有在那些大争大乱之世，统治者才会不拘一格用人才，甚至能容忍对方的粗放态度；而一旦歌舞升平、没有大的危机时，帝王们无一例外地首先信任那些“尊重自己”的臣子。同样的，高级官员也会按照这一标准要求下属。其实这一现象的背后逻辑关系很简单：下级对自己顺从、尊敬，说明对方需要自己，这样的人才容易掌控，才能成为“亲信”。

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古代那些有权势的大臣，基本上都跟自己的上司（即帝王）关系极佳。有区别的地方在于，有的人利用帝王对自己的信任为非作歹、瞒上欺下，为了实现一己之私恶事做尽、祸国殃民，这种人就叫奸臣；另一种人，则选择用帝王赋予的权力解决现实问题，为君分忧、替民解难，这种人就叫做忠臣。

而严嵩，就属于典型的第一类。

前半生的严嵩，像一名典型的封建官场文人。

严嵩是江西袁州府人，25岁时考中进士，被选为庶吉士，授予编修（负责文献修撰工作）。后来，他因一场重病不得不回乡休养。

他这次回家一待就是十年，然而就是这十年间，让他得以专心研修学问，史称他“好为诗古文辞，颇著清誉”，文学才能颇为耀眼。

后来复官的严嵩，并未受到当朝执政者的重用。很久之后，才被授予侍讲一职，大概是讨论文史、整理经籍之类的文职工作。后来又先后担任南京翰林院事、国子祭酒。

也许是不甘这么不咸不淡地在官场浑浑噩噩下去，已经人到中年的严嵩，很快找到了飞黄腾达的“捷径”。

当时在位的嘉靖皇帝，沉迷道教，朝中事务皆交由朝臣处理，当时最受宠的正是严嵩的同乡——礼部尚书夏言，于是严嵩便拼命抱这条大腿，以求这位贵人能够帮助自己实现职场的跨越。

在这位老乡的关照下，严嵩得到了在嘉靖身前博表现的机会。公元1528年，他以礼部右侍郎的身份奉命祭告显陵，由于场面话讲的特别漂亮，被龙颜大悦的皇帝升为吏部左侍郎、进南京礼部尚书。

后来当夏言正式进入内阁后，严嵩得以执掌礼部事务。公元1538年，嘉靖皇帝试图将亲生父亲“称宗入太庙”时，一众大臣包括严嵩都对这种不符合封建礼仪的行为加以阻止；但当看到嘉靖发怒后，严嵩立即推翻了自己的所有主张，“尽改前说，条画礼仪甚备”，不惜得罪众多同僚以投皇帝所好。

从此，严嵩在溜须拍马的路上一发而不可收拾。不久后，他发挥自己的文学才能，写出了《庆云赋》、《大礼告成颂》来称赞嘉靖，收到的回报也极为丰厚：“寻加太子太保，从幸承天，赏赐与辅臣埒”，跟内阁重臣们享受同等赏赐。

尝到甜头的严嵩，不顾自己年过花甲的身份，此后越发的趁热打铁，以求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对于贵人夏言，他长期毕恭毕敬，让对方完全把自己当成了老实忠厚的自己人；对待嘉靖皇帝，他更是感恩戴德，忠心耿耿地为其效犬马之劳。

这样的努力让严嵩收获满满，嘉靖将他视为身边不可缺少的心腹、亲信，不断地大加封赏、加官进爵。

不过在背后，严嵩却是另一番模样。一方面，他恃宠而骄，肆意收受贿赂、拉拢党羽；另一方面，他费尽心思中伤、排挤自己的恩人夏言。

公元1542年，性格耿直豪爽的夏言被革职，严嵩加少保、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进入内阁，嘉靖皇帝甚至还把票拟（可以理解为替皇帝草拟对大臣奏章的批复）重任交给了他。这时的严嵩可谓如鱼得水，渐渐掌握了朝挺大权，由此越发的为非作歹。

但嘉靖毕竟是个聪明人，他也逐渐察觉出严嵩的日益骄横。于是在3年后，他又召回了夏言，以制衡严嵩一党。

已经看清严嵩为人的夏言复位后，一方面对其处处小心防范，另一方面以雷厉风行的手段，把严嵩的党羽一网打尽，一度让那些正直的士大夫大呼痛快。

此时的严嵩处于失意时期，鸡贼的他并不轻举妄动，几乎是夹起尾巴做人。当他的儿子严世蕃因过于骄横被夏言盯上后，他甚至拉下脸面，在夏言身前长跪不起、痛哭流涕，终于逃过了一劫。

不过夏言的心慈手软为自己带来了惨痛代价。公元1548年，严嵩利用夏言支持曾铣收复河套一事，向嘉靖大加诽谤，声称曾铣掩败不奏、克扣军饷，并且贿赂夏言、意求加官进爵。

本就对收复河套心存疑虑、警惕夏言“独断专权”的嘉靖勃然大怒。当年3月，曾铣被杀、妻子流放，夏言也被免官下狱。而严嵩则一心斩草除根，他利用传言，使嘉靖以为夏言心怀怨恨、毁谤自己，同年10月将其当街斩首。

接下来，夏言在位时提拔的朝臣要么被贬、要么被罚，严嵩重新出任内阁首辅、再度操纵朝廷大权。

重新得势的严嵩越发肆无忌惮，他连同自己的儿子严世蕃“一意媚上，窃权罔利”，不惜一切代价地排除异己、谋取私利。对于同僚，则采取“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态度，所有得罪、弹劾过严氏父子的大臣都被无情地打压、清除。

但严嵩心知，自己的所有权柄和荣华都来自嘉靖；对于这位“恩公”，他数十年如一日地奉承、蒙蔽。不过一个人坏事做多了，总会有穿帮的时候。由于跟大将军仇鸾矛盾激化，对方上奏密疏揭发严氏父子的罪行，引起了嘉靖的警惕，并逐渐对严嵩冷淡下去。

在察觉到自己逐渐失宠时，严嵩曾回家后与儿子相对而泣。不过，很快又让他抓到了翻身的机会。当时，执掌锦衣卫的陆炳与仇鸾争宠，严嵩本着“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原则，果断与陆炳结盟。

后来，当仇鸾病死后，陆炳捏造他“通虏纳贿”，最终将其定罪谋反、施以剖棺戮尸的惩罚。

既然仇鸾是“坏人”，那他的政敌严嵩自然得以翻身，从此再度得到嘉靖的重用。

不过，此时已年逾80的严嵩，再也没有当初一手遮天的权势。一方面，嘉靖对他继续宠信，甚至在其80岁生日时为他“撤小殿材为营室，植花木其中，朝夕赐御膳、法酒”；但在另一方面，却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对他一味听信，甚至还刻意进行打压。

然而，这时的严嵩久经宦海，可谓已修炼成精，他对嘉靖的好恶、喜怒掌控的分毫不差，总能投其所好，由此让自己逢凶化吉、地位稳如泰山；同时，一些官员趋炎附势的官员也越发巴结严嵩，进一步助长了他的嚣张气焰，越发肆无忌惮地以权谋私、紊乱朝纲，也为其最终的耻辱下场埋下了引子。

在这个时候，当初被严嵩猜忌、打压的徐阶，也“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他不仅与严嵩虚与委蛇、隐忍妥协，同时还投嘉靖皇帝所好、争取到了来自最高统治者的支持和信任。

就这样，严嵩渐渐失去了嘉靖的宠信，终于彻底的大势已去。公元1562年，御史邹应龙弹劾严氏父子的不法行为；嘉靖随即下令逮捕严世蕃、流放戍边，勒令严嵩退休。后来，严世蕃被当街诛杀；严嵩则被没收家产、削官还乡，最终在贫病交加中死去。

严嵩的一生，几乎是一些封建时代奸臣的缩影：以诵读圣人之道入仕，早年虽满腹才华，但却仕途不畅；为了攫取权位、博取荣华富贵，后来不惜抛弃曾经的节操、信仰，以溜须拍马、阴谋诡计节节高升，凭借帝王的信赖，以权谋私、唯利是图，既祸国殃民，最终也让自己身败名裂。

相比较之下，徐阶虽然也同样以奉承帝王成功改变了命运，但他获取权力后的所作所为，却与严嵩截然相反。这样的“权臣”，在封建时代实属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