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最名贵的东西莫过于自己的生命。逝世是许多人不肯触碰的论题,但生老病死却又是每个人一生必经的阶段。一个人在自己的哭声中开端了生命的旅程,最终又在亲人的哭声中结束一切。生命不仅如白驹过隙,转眼而逝,并且沧桑崎岖,多有变数。但无论世事怎么变幻,人生还是要自己把握。面临生与死的检测,怎么选择是每个人有必要面临的问题。
范仲淹说过: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中华民族五千年积淀下的传统文化,无一不在讴歌壮烈的死,轻视苟且的生。非其义,正人不轻其生;得其所,正人不爱其死。这是在咱们脑海中根深蒂固的思维。
屈原是这个信条的第一个实践者。他是位很有抱负的政治家,关于国家、社会、人生,都有美好的抱负,并且为了实现“美政”,屈原一直在“上下而求索”。但屈原也并不是单纯的抱负主义者,他深知“路漫漫其修远兮”。他的仕途也是几经波折,但最终一次的流放使屈原倍受打击。在屈原多年流亡的生计中,楚国的形势愈益危急。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攻破楚都郢。便是在这样一个布景下,屈原写下了绝笔篇——《渔父》。《渔父》实际上表现的是屈原心里的对立,以及在对立面前自己最终的选择。渔父或有或无,两人的辩论标明的是各自的主张,它采用了灵敏生动的方法,集中地表现了这样一种对立的状态。通篇没有结论。屈原没有压服渔父,渔父也没有压服屈原,最终渔父自己扬长而去。而屈原,他也用自己的行动作结——自沉于汨罗江。韩愈从前说过:曲生何乐,直死何悲?屈原为此作了最好的诠释。
一百多年后的司马迁也同样面临着生与死的选择。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以无比激愤的心情,向朋友、也是向世人诉说了自己因李陵之祸所受的奇耻大辱,倾吐了心里郁积已久的苦楚与愤激,这是一封书信,信中除了答复任安无法“推贤进士”外,还含蓄表述了他受刑后“隐忍苟活”的一片苦衷。为了完结《史记》的著作,司马迁所忍耐的耻辱和耻笑,绝十分人所能想象。但他有一条十分坚定的信仰,死要死得有价值,要“重于泰山”,所以,不完结《史记》的写作,绝不能容易去死,即使一时被人误解也在所不惜。便是这样的信仰支撑他在“肠一日而九回”的苦楚挣扎中顽强地选择了活着。他忍辱负重,坚忍不拔,总算实现了他的夙愿,完结了他的鸿篇巨制。
两个人都是英豪,所处时期、态度、布景不同,最重要的是寻求的抱负不同。屈原“美政”抱负幻灭了,可司马迁的抱负还在,为了抱负,英豪们可以无畏地死,也可耻辱地活着。美国诗人惠特曼有一句道理诗:“生便是耕耘,死便是收获。”“曲生”虽不尽如人意,可是为了抱负,为寻求;“直死”只求无愧于心,是为信仰、为原则。不管选择了“曲生”还是“直死”,都要明白生命是人一生中最名贵的东西,认真履行是权力也是责任。别旷费生命,也别践踏了别人以及你自己生命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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