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说起“唐代”,您可能会想到任侠浪漫的李白,大漠孤烟直的边塞风情,或者“故人具鸡粟,邀我至田家”的田园之乐?又或者是盘桓不去、缠绵悱恻的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呢?
唐朝总是令人充满遐想。所以从今天这篇文章,我想将三件故宫的大唐国宝,放进您的多宝格中,让您的多宝格里充满金碧辉煌的大唐气象。
一、凝结时光的宫乐图
第一件大唐国宝,便是十足“中国红”的《唐人宫乐图》。
这幅作品长约七十公分,宽约五十公分,是一件精工描绘唐代后宫嫔妃的设色绢本。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曾经说到“设色”,在中国画的系统中,依据色彩有无,分为丹青彩绘和水墨晕染两个系统,如果画中施加了植物或矿物颜料,便称为“设色”,与设色相对的,就是水墨。
中国绘画以浓淡山水为主流,所以很多人即使想到颜色,也会是白描墨色、烟云似地敷上淡彩,如隋代画家展子虔的《游春图》,一汪春水,碧绿盈盈。
然而,同样是设色,请大家别忘了,中国绘画也似“西子”式的“淡妆浓抹总相宜”而闻名,有淡妆也有浓彩。尤其是我们富有四方的天朝上国、大唐盛世,同样的设色,也是大红大金冶艳妩媚。《唐人宫乐图》就是这样一幅红艳得非常精神的绢本画。
大家可以在节目文稿页看到这幅图:从它的构图上看,好像有一个镜头架在屋梁上,从高处广角拍摄了一整个房间的动态。画面的正中央,是一张巨大的矮桌,这是因为唐朝人的起居坐卧仍配合地板高度,家具的高度还没有提升。
后宫嫔妃十人围坐在方桌四周,方桌上有一只巨大的茶碗,很是吸引眼球,除了中央四个持筚篥、琵琶、古筝与笙的仕女之外,其余诸人有的捧着茶盏,有的拿着茶杓,都是一派悠闲地品着茶。
另外,旁边还有两名侍女站立着,其中一人轻敲牙板,打着节拍,所有人的动作都是进行式,全是动态,仿佛在乐声中进行着,只是极悠闲、极缓慢,缓慢到与桌上的器物,桌下的小狗,一同在时光中停滞了。
他们不是在历史中渐渐淡去,而是将大唐最炽热的颜色与光影留下来了。
二、三易其名
这幅未能留下画家姓名的绢本,原来的签题是“元人宫乐图”。原图上本来没有印玺,现存的十二方印,全部都是清宫中的收藏章,包括我们非常熟悉的“乾隆御览之宝”、“乾隆鉴赏”、“石渠宝笈”、“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嘉庆御览之宝”、“宣统御览之宝”等等。
台北故宫博物院根据清代绘制的珍宝名录《石渠宝笈续编》,将《唐人宫乐图》的年代判定为元朝,所以1965年初版的《故宫书画录》,便援引了清代原签题,将这幅图称为是“元人画”,九年后改为“五代”。
而1989年时,台北故宫书画处刘芳如处长又从画中人物脸型、妆发、服饰、乐器等判定为晚唐,到此为止,这幅图可谓是三改其名,终于定下了“唐人宫乐图”这个名字。
之所以能将成画年份一再往前推敲,实在是与这幅画的精准与精细有关。它像是把镜头焦聚,靠近又靠近,叫你不得不承认:这,这不是唐朝当代,不可能画出来啊。
为什么我们能如此笃定呢?请您来和我一起细看这幅图。
首先,看画中仕女们的“衣”和“妆”。她们“袒胸露乳、高腰长裙、披帛”,这与唐代张萱的名画《捣练图》《虢国夫人春游图》是如出一辙的大唐风尚,甚至,《宫乐图》恐怕还要更胜一筹。
画家将十二位仕女直接置于镜头前,由于是近景,所有的锦缎、细纱、布料,乃至透纱与褶皱都清晰无比,您甚至可以感觉到衣裳的垂坠感。十位嫔妃围绕桌旁,有的斜倚,有的倾身,画家画出了柔软贴合身体的衣服,间接显出丰满盈润的体态,亲爱的朋友,看着她们,您真的会联想到“侍儿扶起娇无力”的大唐美人。
三、服饰中的大唐风尚
现在,让我们再来细看这些仕女的面容。
那是唐代人特殊的化妆手法,名叫“三白法”:她们喜欢在额头、鼻梁与下巴,涂上浓重的白粉,以造成强烈的立体感;眼部上方与两颊,则敷以淡淡的朱砂色。《宫乐图》中有四位,沿着眉毛和眼睛的边际,还刻意留出了一道明显的白色地带,更凸显出这种反差的效果。
这还不算,再加上仕女们双唇上的鲜红的朱砂,这样极其强烈的妆容,即使对今天的我们来说,勇于尝试、敢于尝试的,恐怕还是少数。
大家可能会觉得,这样的妆容未免太夸张了,然而,若您将场景放回灯光隐隐绰绰,或是只依靠月光照明的古代,想象一下那个环境,您就会明白,唯有这样的妆容,五官才够立体,才能被看见啊,而至今仍保留在日本传统歌舞伎、艺伎脸庞上的,就是大唐遗风。
画中六位仕女的眉心上方,描画或黏贴了金色的花钿,边缘更衬以淡青色晕染,妆容瞬间华丽起来。这金色贴花,又更呼应了乌黑云鬓上的繁复发饰。
画中人物的发式,有的是发髻梳向一侧的“坠马髻”,有的把发髻向两边梳开,在耳朵旁束成球形的“垂髻”,有的则头戴“花冠”,大唐手工艺技术非凡,在当时已经能将金线延打成细线,再进行编织,这些华丽饰品层层叠叠于头顶,就像诗里说的:“小山重叠金明灭”。
我们再来看服装。由于大唐兼容并蓄、多民族融合且民风开放,因此,人们的上衣开领比起历朝历代都较低,女性身着抹胸,酥胸微露,宫廷之中用色更为华丽,我们今天说的撞色、对比色,其实也是大唐本色。
您看这幅《宫乐图》,嫔妃们身穿低领上衣、宽袖,高腰长裙、系绳带,肩臂上则垂着薄纱罗制成的“披帛”,这几件衣装,讲究可不少。沈从文先生著名的论中国服饰的相关论著中,就有《谈锦》一文。
他说锦的花纹受古代竹篾编织物的影响,以矩形纹样居多,然而,唐代装饰艺术高度发展,出现了以宝相、牡丹、地黄、交枝小簇花为主的植物纹样,并且和鸳鸯、鸾凤,和其他鸟鹊含绶穿花等图案交枝处理。
我们在故宫院的藏《唐人宫乐图》里看到了米白、艳红,或石绿衣料表面,装缀有黄、白、绿、红等不同颜色的团花、缠枝纹,或几何纹样,甚至还有以泥金钩绘出的样式,满演都是华丽的风采。凡此种种,无一不符合唐代女性的装束。
四、宫廷生活写真
看过了人物,我们再来看画中的器物。
如果将画家的眼睛比作镜头,那么焦距对准这只庞大的、可容十位嫔妃团团围坐的大桌,即使像背景的一部分,也仍是不可忽视的。
您可以清楚看见画家一丝不苟、工笔细画了桌面绷着的竹席纹样,经纬粗细交织出菱格纹,这和明代强调花梨、紫檀等天生木头纹路的风格极其不同,草席、竹纹编织的古意,一览无遗,这显然又是一种大唐风华啊。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的唐史专家黄正建先生有一篇论文,名字非常有趣,叫作“试论唐代前期皇帝消费的某些侧面”,他以唐代《通典》记载的贡品详录为根据,推断出宫廷的生活需求。
您知道,唐代各地进贡入宫廷的水果是什么呢?竟是枣、梨和柑,也就是橘子一类呢,您猜对了么?《通典》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体例完备的政书,记录了历朝历代的典章制度的变迁,其中又以“食货”为重。
“食”是粮食的食,意思是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是货币的货,是指布帛可衣、金刀龟贝,这两者加起来,就是民生之本,所以衣食住行,无一不包。
从《通典》中,我们可以看到,在铺设家具类的贡品中,十分显著的是“席”的种类和数量最多,总共有七种,分别是葵草席、龙须席、藨心席、水葱席、凤翎席、莞席和苏薰席,这些席不仅铺在床上,也用来绷在几榻之上。
根据这一纪录,黄正建先生推断:大唐前期的帝王大多怕热,否则怎么会消费这么多席类产品呢。而我们今天看着《唐人宫乐图》,会发现不只帝王怕热,丰满雍容的后宫美人也很需要啊。
综合我们的所见,那绷着竹席的大桌、腰子状的月牙几子、饮酒用的羽觞,还有琵琶横持,并以手持拨子的方式来弹奏等等,都与晚唐的时尚不谋而和。
虽然清代《石渠宝笈续编》将此图成作年代判定为元朝,台北故宫博物院却将此画三度易名,改定成“唐人宫乐图”, 亲爱的朋友,您现在知道原因了吧?
这幅画以它自身的工笔细节,一再证明了自己的出身,“有图有真相”地给我们重现了大唐风华。
西方学者中,研究中国绘画的高居翰曾经举唐代的《捣练图》为例,说:“画家把宫廷妇女的起居生活加以理想化,使它引出一种素静的气氛。这种在动与静之间,平衡体与不平衡体之间相互作用着的优美关系,是光依靠挥扫线条使画面生动化的南北朝画家所无法企及的。唐代画家像唐代雕刻家一样,专心致力于体积和动态的表现。此外他们又喜欢处理把一小群人物安置在画面空间中的特殊构图。”
亲爱的朋友,《大唐宫乐图》不也正是如此,十位丽人围坐,再加上立于左侧的两位身着中性女官服饰的侍女,各有各的姿态,形成了一种鲜活的动感,而由十二人所构成的这一幅画,却能全体辐射出后宫独有的氛围,一切都慢去,一切都被笼入暗影中,就像白居易《常恨歌》中写的,“蓬莱宫中日月长”。
五、结语
看到这里,您是不是和我一样,感激起一千多年前画下这幅绢画的画家呢?
不知道他为何画下这个时光中暂停的画面,是像《韩熙载夜宴图》一样,因为李后主不好意思前往大臣韩熙载家参加party,又无比好奇,心痒难耐,只好命令画家前去,把夜宴的场景画下来?又或是因为当时流行的“宫体诗”,连带宫乐题材也被画了下来?至于宫体诗,我们可以之后再来说说。
不论原因是什么,这幅画带给我们的,远远超过艺术本身,服饰研究者可以看到织物发展史,家具研究者可以考据中国家具的形制,看到室内布置。而我看到颜色,看到妆容,看到微弱的光影之下的美人心情。亲爱的朋友,您看到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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