唠历史印记 顺承君意的大汉丞相，从一介平民平步青云，以曲学之道处世

引言：

公孙弘是汉武帝刘彻朝廷中一位出身平民的布衣丞相，他于前130年70岁时以贤良对策入仕，受到刘彻看重，前126年由掌治京师的左内史被升为御史大夫，两年后代替薛泽为丞相，并受封平津侯，是汉朝白衣拜相封侯的第一人。公孙弘历经大半生遭际后入朝，他决然选择了以适求存的处政方式，在卿相之位上有着与大多入仕读书人不同的风格。

前半生屡遭挫折

公孙弘与刘恒、贾谊为同代人。他年轻时在薛县为狱吏，因犯罪被免职，由于家境贫寒，只好到海边放猪谋生，四十多岁时开始学习《春秋》及各家解释。前140年时，上台之初的刘彻招贤良文学之土，公孙弘应召，但后来未被重用。

在六十余年的生涯中，公孙弘两次入仕，但却遭到了巨大的挫折，史籍中没有说明他做狱吏时因何罪而被免，也未记载出使匈奴时什么言论而使刘彻恼怒，但两次挫折无疑是对他人生的打击，尤其是在攻学《春秋》二十年后，以饱有学的博士身份出使，不能完满成事，这些结果一定促使公孙弘深刻反省自己六十年人生失败的原因。

公孙弘早先为狱，通晓文法吏事，对法家的刑名之术有些熟知，后来改学《春秋》杂说，应该对儒家的政治学说有广泛涉猎。单纯的刑名之术与儒术均不能保证个人仕途的畅顺，这促使晚年成熟的公孙弘在自我反省中去努力思考和探寻一种更为切合现实的人生之术。

因策论而受宠

前130年，刘彻下诏征召文学之士，公孙弘再次被当地推荐上去。公孙弘大概对自己已失去了信心，推辞说:“我以前曾去京师应召，因无能而被罢归，请另推别人吧!”人们坚持不愿更换，公孙弘遂去了兼掌选试博士的太常那里，太常让到场的百余儒生各自对答皇帝的治国策略。

公孙弘的成绩被判为下等，当对策呈进御前，却被刘彻拔为第一。刘彻召公孙弘入宫相见，非常满意，任他为博士和待诏备用的官员。

公孙弘这次应召已年届七十，在回答刘彻策问中关于如何能建成上古时的天下大治之世时，公孙弘提出了对深刑重罚的非议，主张君主率行正道而以信待民，可达到上下相和的境地。

公孙弘的对策以“和”为主旨，并提出了“顺之和起，逆之害生”的观点，虽未被太常之属所看重，但却深得刘彻之心。公孙弘在待诏备用期间，又向刘彻上疏谈及“政有弊端”，说周公治理天下一年见效五年成功。

刘彻看到了这份奏书，问他说:“你称赞周公之治，那你觉得你与周公谁的才能更强呢？”公孙弘回答说:“我如此浅薄，怎敢比周公之才!虽然如此，我心里还是明白治道犹可效仿。虎豹牛马等禽兽不可制服，但经过受驯而服从了教习，就可任人驾服。我听说矫正弯曲的木头不过一天，销溶金石不过一月，人的生性难道会像禽兽木石那样顽固吗?治理一年使其变化，我犹得有些迟。”

公孙弘这次是带着家乡吏民的深情厚望来京应召的，且晚年赴召已无另外的机会，大概有一种志在必得的心情。

他从对策的名次耀升中更清楚地看到了君主赏识对一个求仕之人的决定意义，因而在后来的待诏备用时主动上疏，大有求得刘彻看中而被重用的急迫心情。

他在上疏中抓住刘彻在策问中已经显露的那种急而求治的心理，将刘彻比作先圣，认为世之未治的根本在于官吏不正。这既迎合了刘彻的虚荣心，又为自己这类待诏备用之属对朝官的替换做出了铺垫，他无疑是想着自己的升迁而上疏奏事的。

当回答他与周公谁更贤能的问题时，公孙弘口头上承认自己难与周公相比，但经过一番婉转的类比，却表明自己治世成功并不需要周公那样三年五载的长久时间，由此向刘彻暗示了与口头认可有所不同的比较结论，既表现了应有的谦恭，又显示了自己的自信。

升任丞相

汉武帝并没有因为公孙弘的上疏和自比周公的大言而立即重用他，也许是十年前出使有失的印象犹存吧，但从公孙弘这次来京的对策、上疏及对刘彻的答问中已经看到他处政方式的鲜明特点和老年待君的世故圆滑。

公孙弘见多识广，似乎颇有气度，他常说君主怕的是胸怀不广，臣子怕的是不节俭。他自己就使用麻布作被子，一餐不吃两种肉菜，奉养自己的后母十分孝谨。刘彻在其自比周公时就感到他的谈话与众不同，后来又觉得他行事敦厚，并且对君忠顺，于是非常喜欢他。

刘彻的赏识使晚年公孙弘的仕途一下子步入了快速上升的通道，入京不到两年，他被任为掌治京师的左内史，五年时升任为御史大夫，前124年为丞相，一直到善终于丞相之任。

顺承君意

公孙弘这次被朝廷任用后，表现了一些极为特殊的处世方式。在日常行政中，他按朝廷的文书法令行事，事后又总会找出儒家的言论为行事作粉饰。

公孙弘早年做过狱吏，熟悉吏事，后来攻学《春秋》，涉猎儒学，他把儒学理论用之于对当朝文法吏事的说明，在从政实践中实际采用了一条以儒饰法儒法结合的处政方式。刘彻所以喜欢他，欣赏这一处事方式是其重要的原因。

公孙弘是完全根据前半生从政失败的教训去揣摩和探寻自己的处世之道，不仅得到了君主的赏识，自己如愿以偿，且对刘彻本人内法外儒施政方式的选择，对汉朝王霸相杂之道的自觉形成也都起到了启发和推动作用。

在朝廷奏事，公孙弘总是尽力照顾刘彻的尊严并且不违背刘彻的意图，为此牺牲了自己的信誉和威信也在所不惜。

议事时他总是先把问题的各个方面讲清楚，让刘彻自己去决定。他从不与刘彻当庭辩说，有不同意的事情，则与同僚汲黯请求刘彻单独会见，到场后等汲黯先把意见提出来，他在后面加以推究解释，刘彻听了常很高兴，对他的意见大多听从。

公孙弘所提的不同意见很可能有合理之处，但他并不当庭提出，就是顾忌庭辩会伤及君主的尊严；他拉上汲黯求见刘彻，想必是有意利用这位耿直的同僚，在私下召见时亦不出头，仅仅充当不同意见的解说者，既避免了与刘彻正面交锋，又为自己留下观颜察色、临机应变的机会，也为刘彻充当了走下台阶的垫阶人。对君主考虑得如此周全又言语妥帖的臣属，刘彻自然非常赏识，乐于听从。

公孙弘曾与朝中公卿约定了某项建议去见刘彻，见面后大概是刘彻坚持自己的意见吧，公孙弘最后完全背弃了与公卿们的约定，顺着刘彻的意图说话。

汲黯当场责备说:“公孙弘多诈而不老实，当初他与我们一同提出这项建议，现在却全部背弃，对人不忠。”刘彻就此相问，公孙弘表谢说:“知臣者以臣为忠，不知臣者以臣为不忠。”刘彻认为说得有道理。

在这里，刘彻与公卿间发生意见冲突，公孙弘看清了刘彻不曾相让的态度后立即表示了对君主的支持，尽管他可能认同公卿们的意见，并且先曾与公卿们有相议同谏的约定，但在关键时刻他还是放弃了正义、抛掉了诚信，因为他要首先选择对君主的忠顺。

公孙弘在这里的不诚实和对君主的表里不一被无情的同僚当场揭破，按说是他最为尴尬的时候，但他含混其意，巧言一饰，竟使刘彻更为宠幸。

节俭之风

贫寒出身的公孙弘养成了一种节俭之行，入朝后也以省减民力的心态去考虑事情。在他待诏备用期间，朝廷正征发巴、蜀之民修筑西南夷的通道，他被刘派往当地视察，回来后他坚持认为开发西南夷对朝廷没有好处，刘彻并未听取他的意见。

数年后他担任御史大夫，朝廷不仅继续开发西南夷，而且东筑沧海郡，北筑朔方郡。公孙弘多次劝谏，认为这些事情耗费国力，又毫无意义，希望停止下来。

于是刘彻让中大夫朱买臣等人发策诘难公孙弘，就设置朔方郡的有利从十个方面提出论，公孙弘一个也没答上来，于是谢过说:“我这个山东部俗之人，不知道筑朔方郡有这么大的好处，希望停止西南夷和沧海郡的建设而专营朔方。”刘彻同意了他的请求。

开发中原的周边地区，自然不乏长远的意义，但当时的人们未必有多么深远的历史眼光，加之耗费民力过大，伤及国力，要求停止这些费功而无益的活动，其建议主观上不失对国家的忠诚。

公孙弘多次坚持这一主张，应该是合于他的节俭之性、发自内心，他对该建议的正确性自信不疑。但当朱买臣等人发策诘难时，公孙弘一定是揣测到了刘彻为其幕后的主使人，他的态度遂骤然变化。

朱买臣为侍中，属中朝之人，为皇帝的亲信，其对自己的诘难反驳代表着刘彻的意志。出身贤良文学的公孙弘对十策未曾答复其一，并非他对自己原来的主张顿感错误、理屈词穷，而是不愿继续站在刘彻的对立面。

本来公孙弘知道刘彻修筑之意，但他没有料到刘彻的决心如此坚决，对自己的驳难如此之猛，他由此料到了君上对自己所提意见的怨恨之深，看清了这样的风向。他立即转而行，有保留地支持了刘彻，于是对朱买臣的诘难不仅不作反驳，而且表示了真诚而严厉的自责，与其说他在这里是折服于朱买臣的论辩十策，不如说他顺从了刘彻的心意。

结语：

公孙弘无疑是有经历、有学问的人，但他不是把自掌握的经验和学问作为追求正义或伸张自我的工具，而是作为讨好君上攫宠持位的手段，他在从政实践中不乏自己独立的判断和见识，但他曲学阿世，总是最终把君主的心意作为行为选定的向标，以自己的学问为朝廷政治和君上行为作粉饰、作论证。

公孙弘的处政方式是他以几十年的人生失败为前鉴而揣摩探寻出的人生求进之道，是一统天下中的专制体制下善于政治投机的文化人功利化的行为选择。

参考文献：

《中国通史》

《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