汗青论史唐代将士的伤亡在经济上冲击到了家庭，直接影响了士兵家庭的收入

将士伤亡包括伤患与亡故，一般而言，如果发生在将士身上的伤患可以医治，不影响个人之健康、身体之机能，则不会对家庭构成太大的影响。而一些诸如伤残、亡故等的发生，则势必要影响到将士家庭，给家庭以经济上的冲击。这也是政府等在处理此类伤亡时，要考虑将士家属，予其抚恤、优待的原因之一。

将士包括将帅与士兵，与普通士兵相比，将帅数量较少，家庭经济更加优渥，抵抗经济冲击的能力也更强，论伤亡，主要是士兵的伤残、亡故。伤亡在经济上冲击到家庭，在唐代前期主要表现为影响家庭生产，唐代中后期则体现为影响家庭的直接经济收入。

唐代前期实行以均田制为基础的府兵制，唐代府兵成分，包括地主和农民，最初地主分子尚多，后来更多的出于贫下户的农民，就是地主分子充当府兵最盛时期，由于地主在人口总数中所占比例少，府兵的基本成分仍然是农民，这是无可置疑的。府兵以农民为主，表明其家庭的主要经济活动为农业生产。

唐代前期，除了府兵，还有募兵等。募兵在唐初就已出现，唐太宗、唐高宗、武则天等时期，都有募兵参与军事活动的身影。募兵或者说兵募，在募兵制实行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甚至是一些军事活动的主要力量。

兵募由各级地方政权负责，在所管理的户籍丁壮内差点，而不能在社会上广为招募游散人口，故其成员结构当亦以国家控制下的、中等自耕农为主。兵募家庭所主要从事的也是农业生产。农业生产的一大特点便是需要有劳动力的参与，军人作为家庭的主要劳动力之一，无疑在农业生产中有着一定作用。

来源于农民家庭的士兵，在从军后对家庭的耕作造成了影响，也正因此，才需要州县协助耕种。仅仅从军就会为家庭耕种带来一定影响，伤残、亡故的发生，更是长远地削弱甚至剥夺了为家庭耕种的能力，这对于家庭而言无疑是一大打击。

除了耕种，纺织、饲养、家庭编织、佣工、经商等都是农民家庭的收入来源。而无论是佣工、经商还是饲养等，无一例外同样需要有劳动力的支撑、家庭成员的相互配合，而伤残、亡故同样削弱、甚至剥夺了军人们参与贡献此类收入的能力，这对家庭经济显然是不利的。

士兵从军可以为家庭带来一定的经济收入，这种状况在募兵制推行后得以凸显。唐代中后期，士兵的各种收入，例如常规的军饷、来自上司等的优赏乃至战争期间的抢掠、资遣以及出界粮等，是一些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

一些藩镇士兵怀着被裁减后，生活陷入困顿的恐惧，而强烈抵制销兵、泾原之变中泾原士卒，因所获不多而悍然掀起哗变等，说明士兵及其家属，是非常看重和倚重由从军所带来的各种收入的。

亡故的发生，意味着军人身份的彻底丧失，而伤残也有很大可能意味着脱离军队，这对于家庭、尤其是那些对将士收入有较高依赖的家庭来说，同样是不利的。

家庭经济状况的好坏、家庭对士兵的经济依赖度，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伤亡对家庭经济的影响程度。一般而言，在家庭对士兵的经济依赖度一定的前提下，家庭经济状况越出色，受到伤亡的经济冲击越小。从这一角度来说，伤亡对家庭的经济影响，一度与士兵的拣点选拔有关。

唐代前期，实行以均田制为基础的府兵制，财富、丁口等是选拔士兵的重要参考，唐朝拣点府兵，而内府更是非权势子弟不得入。府兵在承担任务时要自办一定的物资装备，在府兵制较为严密，拣点选拔标准贯彻较好的情况下，家庭抵御伤亡带来的经济冲击是相对较强的，因为在同等条件下，家庭整体经济实力越强，越能抵御由伤亡带来的经济冲击。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府兵的拣点选拔出现了诸多问题，而在唐玄宗时期，卫士出自较低等户的状况就更为普遍。府兵的拣点选拔出现问题，意味着与之前相比，整体的士兵家庭经济状况变差，因此抵抗由伤亡所带来的经济冲击的能力也变弱。兵募的选拔与卫士一样，要考虑资财以及丁口等因素，但在实际操作中，兵募也很早便变得以贫弱者为主。

高宗时期，富人、有财势者，感到从军并不能带来超过预期的收益，因此想尽办法逃避，而那些家庭经济状况较差者，则没有这种打点逃避的能力，即便是老弱也可有能被拣点。与府兵一样，兵募变得以贫弱者为主，意味着抵抗伤亡冲击的能力也就变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