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史苠 街头小摊贩，曾经却是上海滩声名显赫的“双面间谍”

引：

1949年5月的南京街头，到处洋溢着解放的欢快气息。有一个五十多岁老头在街边招呼着自己的烟摊生意，这是他一家维以生计的买卖，话语间还夹杂着些许广东口音。

没生意闲下来的时候，他喜欢抬头望望天，碧蓝碧蓝的，好像新换过的一样。南京解放了，大半个中国都解放了，要不了多久，全国就都要解放了，到时中国就会是一个新的中国。

他抽出一支烟点上深深吸了一口，吐出的烟雾缭绕着他那张暗含微笑的沧桑老脸：这不正是自己想看到的吗？这不正是曾经那一群舍生忘死的年轻人所愿望的吗？

曾经的刀光剑影历历在目……

初遇陈庚

他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对国内国际局势分析的头头是道。人又长的风流倜傥，玉树临风，是那种不仅女人见了心动，就是男人见了都喜欢的那种，加上人又活，交际面那是相当的广。1924年加入国民党后，与上海国民党各政要都相熟，在上海相当吃得的开。

但他对蒋介石的右派作风非常反感，曾因参加驱蒋运动还进过国民党自己的监狱。

1928年蒋介石命陈立夫组建中央党务调查科来对付我党的中央特科。陈立夫任命杨剑虹为上海特派员到上海活动。杨剑虹初到上海，非常缺人手，就想到了自己相识多年的老乡，在上海很“兜得转”的他。机缘巧合之下，他就进入了囯民党的特务系统。

但他进国民党的特务系统，似乎在心里有着自己另一番的谋划。

1928年的一天，他如约走进上海外滩霞飞路的一家咖啡馆。相约见面的是一位中央特科高层，国民党的特务第一次与共产党情报系统的高层见面，心里未免有些忐忑。

“杨先生你好。”

“王先生你好。请！”

“请！”

灯光烛影之间，只见对方落落大方，镇定自如，言语间又不失幽默风趣，他一颗心也就放下来了，两人交谈甚欢。这位化名王庸的王先生，正是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陈庚。

图|陈庚

此次和陈庚会面，他已经决定为共产党情报工作出一份力。

危机中见真情

在他的协助下，中央特科顺利地将钱壮飞、李克农、胡底等一批优秀的情报人员打进了中统的核心机构。陈立夫可能做梦都没想到，中统一成立共产党就已经渗透到了他的中心枢纽。

陈庚这边为了配合他的工作，不断的给他提供一些即将失效的秘密文件，使他在中统那边越来越受器重。同时，中央特科还在财力上给他资助，让他打点租界巡捕房。很快他就在中统和巡捕房左右逢源，风生水起。这些又间接地方便他为中央特科提供很多情报和活动便利。在确定和铲锄出卖罗亦农的判徒何家兴夫妇的行动中，他就出了很多力。

1929年8月24日，彭湃和几位高层正在一家农宅开秘密会议，一群军警和特务破门而入，将一众人等全部抓走。当天周恩来因为生病没有参会，躲过一劫。

当时已身为中统上海特派员（上海中统负责人）的他得到消息后马上出动，为中央特科的营救行动提供了准确的情报。只可惜因为武器出了意外，营救最终失败，一代“农民运动大王”英勇就义。

后查实叛徒是一同参会的军委秘书白鑫，但此时的白鑫早已躲了起来，消失的无影无踪。如何找到并除去这个可恶的叛徒，中央特科一下子无从下手。

陈庚找到了他，要他无论如何找出叛徒白鑫。

他利用自己的身份很快就找出了白鑫的藏身之所，并摸清了白鑫外逃的准确时间。他迅速将情报告之了陈庚，并一起制定了锄奸计划。

1929年11月11日深夜，上海霞飞路两侧响起的一阵枪声打破了夜的宁静，正准备出门逃往意大利的白鑫在枪声中头部中弹，当场毙命，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1930年4月，从苏联回国的黄第洪称受共产国际委派回国参加中央特科工作，邀约周恩来与其面谈。周恩来准备与其见面。

黄第洪这个人是黄浦一期学生，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赴苏联学习。

正当周恩来准备出门赴约，却收到了他派人送来的一封急信。

周恩来打开信一看，脸色突变。原来这封信竟然是黄第洪写给蒋介石本人的信。信中说他在共产党混得不得意，准备再次投靠校长，并给蒋介石准备了一份大礼，表示愿意帮助抓捕周恩来，信中将见面的地点和时间写的清清楚楚。

这是要把周恩来当投名状献给蒋介石啊。

图|永远的男神

蒋介石收到这封信之后，果然非常兴奋，因为周恩来可是蒋的心头之恨哪，现在机会送上门来了，抓住这条大鱼，绝对可以削去共产党一大部分力量。

蒋介石立即召见陈立夫，要他务必赶紧行动。陈立夫当然不敢怠慢，决定马上选派一名最可靠的人去与黄第洪接触，想来想去选中了他。

他一听情况大吃一惊，急忙将蒋陈的批示抄了一份，送给了周恩来，使蒋介石企图抓捕周恩来的阴谋破产。

中央特科马上行动，把黄第洪悄无声息的铲锄了。

1931年，中共史上最危险的叛徒顾顺章叛变，幸好早已安插在中统机要处的钱壮飞提前截获情报，使中国共产党躲过了一次灭顶之灾。

退出舞台

陈庚劝他一起撤离，因为顾顺章和他也相熟，留下来有相当大的危险，但他坚持留了下来。顾顺章果然把他供了出来。

他又一次被抓进了国民党的大牢，但国民党又苦于没有他通共的证据。中统的几位要员也始终不相信像他那样的花花公子并每次都能帮他们把事情办得妥妥的他会通共，最后帮他做了担保就把他放了。

出狱后的他也慢慢脱离了国民党特务系统，基本上也就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由于和他直接联系的陈庚等人也陆续离开了上海，他和共产党的联系也慢慢断了。

有时候不得不感叹人生际遇，曾经在十里洋场左右逢源的他，到1949年解放时，已成了一个生活贫困潦倒，靠摆烟摊谋生的街头小老头。

后记：

他不是共产党员，要知道，那样风起云涌的年代，就是很多共产党员都背叛信仰，出卖革命。但他身为中统特务在上海的最高负责人，却与共产党人关系密切，事事听从周恩来的调遣，为了营救中共领导人，不惜一掷千金，以命相搏。当时那样的社会环境，谁能走到最后根本难以洞穿，如果单就个人仕途考虑，他完全应该选择有人脉基础、能让他升官发财的政权掌握者国民党才对，而不是冒着生命危险在国共两党之间周旋，做什么“双面间谍”，并最后因此而丢了仕途。

不管他当时内心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周总理说，他对共产党在最艰难时期所作出的贡献，不容抹杀。

这也许就是一个人潜意识中发出的一道光茫。

在他的晚年生活中，得到周恩来、陈庚等领导人的众多关注，这是对他在特殊时期所作贡献的最大肯定，也是他晚年的最大慰藉。

1969年12月19日，他在临死前反复重复着：“我不是特务，不是叛徒，也不是什么内奸，我到底算一个什么人，自己也说不清，但周总理是知道我的……”

“一切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你们都要不要忘记他们。”谨记周总理的教诲，请我们不要忘记他。

他叫杨登瀛，实名鲍君甫，广东人。

图|杨登瀛

我觉得他更像我们每一个人，当国家需要的时候，不是审时度势，更多的是依着自己的内心，做着自己不后悔的事情。

向您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