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酒历史太悠久了,在传说中,大禹时代的人们就已经开始饮酒了。在古书《世本》中,就有“仪狄始作醪(láo)”的记载;而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酒”字的条目中写道“杜康作秫(shú,指有黏性的谷物,也可以指高粱)酒”。

仪狄和杜康,就是传说中两位酿酒的祖师爷。

超治愈的神仙水

仪狄是女性,据说是负责大禹膳食的女官。大禹因为治水有功,被舜禅让为天下之主,每天为国事操劳,巨大的压力使他吃不下饭、睡不着觉,逐渐瘦弱下来。大禹的女儿很心疼,于是请仪狄想办法。

仪狄领命后,四处寻找可口的食物,给大禹补身体。一天,她到深山里打猎,发现一只猴子在舔舐地上的一滩汁液,之后便躺在地上做满足状。出于好奇,仪狄也尝了一口,没想到顿时感到全身暖洋洋的,浑身的筋骨都活络起来。她赶紧收集了一些汁液,带回给禹王饮用。大禹被这仿佛带有魔力的味道深深吸引,瞬间觉得精神百倍、胃口大开,逐渐恢复了体力(可见小酌怡情)。

后来仪狄经过不断试验,终于掌握了发酵技术,酿制出美酒来。在一次盛大的宴会上,大禹用这种“神仙水”来款待大家。人们惊叹于这种极致的美味,以及喝后那种腾云驾雾、飘飘欲仙的舒适感,于是越喝越多。大禹遂封仪狄为“造酒官”,专司酿酒。不过《战国策》记载,大禹说“后世必有饮酒而亡国者”,命仪狄不再酿酒。

仪狄酿酒的传说有很多版本,我简单分享了其中一个。我们更为熟悉的“酒圣”杜康发明酒的过程,版本也很多,总之就是他在解决储藏的粮食发霉变质问题的过程中,意外发现了霉变的粮食经发酵后与山泉水结合,能产生一种令人如痴如醉的液体。

据《史记》记载,杜康又名少康,道家的名人,被尊为“酿酒始祖”(各行各业都有祖师爷,经商的拜范蠡,青楼拜管仲,梨园行拜唐明皇)。此外,后世多以“杜康”代指酒,如曹操在《短歌行》中写道:“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插个题外话,传说是杜康的儿子黑塔在研究如何高效利用酒糟的过程中发明了醋。

中国古代的啤酒,了解一下

不管传说如何描写,核心就是先民们掌握了酿造酒的发酵技术。人类最古老的三大酿造酒是黄酒、啤酒和葡萄酒,而我国古代以谷物为发酵原料的酿造酒是黄酒和醴酒。《尚书》中就有“若作酒醴(lǐ),尔惟麴糵(qū niè);若作和羹,尔为盐梅”之句。这是商王武丁对名臣傅说说的话。傅说辅佐武丁安邦治国,缔造了著名的“武丁中兴”,武丁以“麴糵”(酒曲)和“盐梅”(调味料)来作比,赞他为股肱之臣。

“麴糵”就是酒曲,在中国古代有“曲法酿酒,蘖法酿醴”之说。麴,通“曲”,我们可以简单粗暴地理解为“霉变的谷物”,经它发酵,酿造出的便是酒(黄酒),酒精含量相对较高,据说在15%~20%之间;“糵”可以理解为“发芽的谷物”,酿造出的便是醴,酒精含量相对低得多,据说只有约4%。

醴算是中国古代的啤酒。现代酿酒专家朱宝镛先生在《酿酒工业的变迁》中提出这样的观点:中国人用谷芽酿造的醴酒,和巴比伦人用麦芽制作的啤酒,几乎同时出现于新石器时代,不过二者之间是否有联系,尚无法考证。

古埃及也是最早发明啤酒的文明之一,早在5000年前,古埃及人就已经过上吃面包、喝啤酒的生活了。当时的人们用大麦面包与搅碎的干谷粒一起放入水中静置发酵,这样酿造出的啤酒,酒精含量低,不易喝醉,而且营养丰富。葡萄酒是富人才能消费的奢侈品,而啤酒则是普罗大众的最爱;医生们相信啤酒能强身健体、治愈灵魂的创伤;甚至有证据表明,啤酒在金字塔的建造过程中发挥了激励性作用,法老准许给奴隶们每天发放三次啤酒作为配给。此外,在两河流域和古埃及社会中,啤酒可以作为硬通货用于支付。

在甲骨文中,就已经出现“酒”和“醴”这两个字,二者各自表述、互不相混。关于醴,《汉书》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刘邦的同父异母弟刘交被封楚王,他很礼敬一个叫穆生的人。穆生因不会饮酒,每逢宴饮,刘交都会为他特别准备醴。后来刘交的孙子继立为王,不再为其设醴,穆生便知自己受到冷落,遂离开了楚国。曹植在《酒赋》中还提到这个典故:“穆生以醴而辞楚,侯嬴感爵而轻秦。”

可见,酒度极低的醴适合不会饮酒的人,但可能由于它过于清淡,最终淡出了人们的记忆。《天工开物》对此记载道:“古来曲造酒、蘖造醴,后世厌醴味薄,遂至失传,则并蘖法亦亡。”

古人为何千杯不醉

古代的酿造酒,因为过滤技术不成熟,其中含有不少米渣等杂质,所以呈现出浑浊的状态,喝之前要先筛酒。武松在景阳冈的小店里喝酒时,也是对店家说再筛一碗酒来。

此外,那时也没有无菌技术,酒中含有很多微生物,颜色可能是绿的,表面还浮着一层白色的漂浮物,如同爬满了白色的蚂蚁,因此诗词歌赋中常称酒为“浊酒”“绿酒”“蚁绿酒”等。

如杨慎的《廿一史弹词》:“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又如冯延巳的《长命女》:“春日宴,绿酒一杯歌一遍。”

再如白居易的《问刘十九》:“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

浊酒容易腐败变质,古人习惯煮了再喝。曹操与刘备“青梅煮酒论英雄”,煮酒实际上是在做杀菌消毒处理,同时起到温酒的效果。

注意哦,“青梅煮酒”并不是将青梅置于酒中煮,而是将其作为一种佐酒的零食,原文描写的情景是“盘置青梅,一樽煮酒。二人对坐,开怀畅饮”。

聊到这里,大家一直以来好奇的那个问题来了:李白斗酒诗百篇,武松打虎前喝了十八碗酒,曹刘二人边喝酒边玩厚黑,古人的酒量为何那么好,越喝越能找到自我的正确的打开方式。

说到底,还是和酒精度数低有关。

由于酒精对酵母菌的发酵具有一定抑制作用,当酒精成分达到10%~15%时,酵母菌就会失活;即使是耐酒精能力极强的特种酵母菌,耐受力也不会超过18%。所以元代以前的酒,不会超过18度。到了元代,外观像纯净水的高度数蒸馏酒才诞生。关于蒸馏技术是自创还是传入,目前仍存在争议。

所以无论是文人的文思泉涌,还是雅士的浪漫不羁,抑或英雄的豪迈洒脱,我们与其佩服古人酒量好,倒不如佩服他们中途不上厕所的功力深(当然人家中途是否上过厕所,我们也不得而知)。你让武松喝十八碗二锅头试试,别说打虎了,Hello kitty估计都打不动了!

酒器那些事儿

关于夏朝的存在及时间,目前世界学术界还有争议。中国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夏朝的存在是确定无疑的,时间大约是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前16世纪。在河南省西部发现的二里头遗址,被认为可能是夏朝中后期的首都之一。二里头遗址就出土了很多酒器,比如爵。

爵这种酒器,大家在影视剧中肯定见过,它的具体用途是什么,说法很多:有的说是直接饮酒用的酒杯;有的说是当时的分酒器或温酒壶,还有的说是祭祀时盛酒的礼器。

乳钉纹铜爵(二里头)凤鸟纹爵(西周)

除了爵,其余的酒器还有很多,比如角、觚(gū)、觯(zhì)、斝(jiǎ)、觥(gōng)、筹,总之就是一系列生僻字,我就不一一赘述了,我们可以简略提一提尊。

尊是一种大中型盛酒器和礼器,流行于商周时期,造型大都繁复优美,我们最熟悉的便是四羊方尊。尊后来也通“樽”,如李白的“金樽清酒斗十千”、苏轼的“一樽还酹江月”。诗词中常出现“尊酒”之称,如韩愈的“尊酒相逢十载前”、陆游的“痛饮每思尊酒窄”。

因为尊一是用于祭祀,二是用于向贵客敬酒(当然不是客人直接举起尊来喝酒啊,那是项羽举鼎呢,一般是用铜勺将酒从尊里舀到酒杯里),久而久之,就演化出社会地位尊贵的意思。

与“尊”相对的“卑”,造字本义众说纷纭。有说法认为它通“椑”,是一种扁圆形的酒壶,“便于提携常用之器,故为贱”,尊贵者使用它是有失身份的。《太平御览》引《后汉书》记载道:刺史周敞和豫州别驾(州刺史的佐吏)陈茂驱车同行,周敞用椑“载酒以行”,陈茂“取椑击柱,破之,曰:‘使君车榼载酒非宜。’”。另一种说法是:在甲骨文中,“卑”表现的是手拿工具劳作之象,反映的是底层人的意象。无论哪种说法,都可以引申出社会地位低下之意。

四羊方尊

在等级制度森严的古代社会,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都体现着等级差异,高等级的人是极为要面子的,如果使用了低层级的物品,会被认为是自降身份,别说遭到社会谴责了,可能自己都接受不了。比如一代枭雄隗嚣,饥病交加,吃了一碗汉朝社畜们才吃的糗糒(那时的方便饭,性质类似今天的方便面)后,羞愤而死。

相反,等级相对低的人做了等级相对高的事儿或使用了等级相对高的物品,会被视为僭越。鲁国大夫季氏在庭院里欣赏八佾舞(天子专属的祭祀乐舞),孔子气得说出了那句“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的千古名句。

古代乐舞,每行八人,称为一佾(yì)。天子可用八佾,即64人;诸侯六佾,即48人;大夫四佾,即32人。身为大夫的季氏摆出了天子的排场,对于毕生致力于恢复周礼、希望人们都能克己复礼的老夫子来说,是忍无可忍的。

古代的礼制在我们现代人看来,有很多吹毛求疵之处,但它是维持一个王朝稳定的精神工具,我们以后再聊哈!

酗酒亡了殷商

商代的饮酒之风极盛,商人嗜酒史上有名,不仅大小贵族皆沉湎于酒色,底层民众也对饮酒怀有向往或痴迷。《诗经·大雅》《尚书·微子》等都认为商代后期政治腐化是由于统治阶层酗酒无度造成的,《史记》中关于纣王“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永夜之饮”的段子,更是将商纣的荒淫人设钉得死死的。

出土的青铜器也佐证了这一点:20世纪上半叶,主持殷墟发掘的考古学家曾说,酒器在当时已出土的商朝青铜器中占比近80%;妇好墓出土的210件青铜礼器中,酒器就占了74%;《殷周青铜器通论》中的统计数据显示,商周青铜器共50类,而酒器占据了24类,接近一半。

在殷商的统治阶层中,有头脑清醒的贤者看到了酗酒引发的危害与潜藏的危机,比如伊尹,他是商汤的右相,助汤王理政有功,德高望重。商汤逝世后,太甲即位,伊尹为了江山稳固而作《伊训》,力劝太甲不忘夏桀亡国的教训,告诉他常舞则荒淫、乐酒则废德的道理。但是,任何一个王朝都难逃不肖子孙葬送祖宗基业的命运,商朝最后还是亡于纣王之手。

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大盂鼎,内壁铸铭文291字,记述了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册命贵族盂之事。在铭文中,康王向盂叙述了文王、武王的立国经验,认为他们之所以政绩卓著,主要因为其臣属从不沉迷于酒、认真恭敬地对待每次祭祀;而商朝亡就亡在百官“率肆于酒”上。

大盂鼎

一个王朝的灭亡,一般是诸多因素共振造成的。咱们经常说“想多了”,而放在周人这里,他们总结前朝灭亡教训时,可能“想简单了”,不过周人应该确实看到或听说过殷商贵族酗酒后所做的奇葩事儿,便将这种亡国的因素之一归为根本原因了。

近年来,随着考古研究的深入,产生了这样的观点:酗酒的确是加速商王朝灭亡的催化剂。但殷商贵族之所以表现得那么疯狂,原因可能不在于酗酒本身,而在于酗酒引发的铅中毒。

殷商贵族所使用的酒器,绝大多数是青铜制的。众所周知,青铜是铜、锡、铅三种金属的合金,其中铅所占的比例越高,青铜的延展性就越好。所以越到后期,商朝青铜器的含铅量就越高,有的甚至超过25%。

这下问题就严重了,要知道:当时的谷物酿造酒是酸性的,与青铜器一接触,就会产生醋酸铅这种有害物质。特别是加热青铜器来温酒时,重金属铅析出得就更厉害了。而且醋酸铅是甜味的,会让酒的味道越发香醇,令人越喝越上瘾。长期使用青铜器饮酒,引发铅中毒的可能性之高,不言而喻。

从一些文献资料上我们可推知,当时很多殷商贵族出现了头痛、痛风、视力下降、浑身无力、精神错乱、智商衰退、男女不孕不育、妇女无法分娩等症状,孩子也极易夭折,这些很可能是铅中毒的表现。甲骨文中还留有商朝大臣因“酒疾”不能处理国事的记录。此外,中国科技大学曾对殷墟出土的尸骨进行过一系列测试,发现很多贵族体内的含铅量远超正常范围。

由此可推测,长期使用青铜器酗酒,引发殷商贵族阶层大规模铅中毒,从而导致国家机器运转缓慢,加速了王朝的灭亡。

甚至有观点认为,《史记》称商纣王原本“资辩捷疾,闻见其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按说这是一个文武双全君王的人设,何以后来会变成荒淫与残暴并重、昏君与暴君的代表,慢性铅中毒引发的精神错乱或许是原因之一。

殷鉴不远,西周建立之初,周公就发布了《酒诰》,规定周人只有在祭祀时才能饮酒,殷商遗民如果勤于耕种与商贸,也可在自己家中饮酒。这应该算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篇禁酒令了,从它的字里行间,我们能感受到周朝的决策者对酒的反感与恐惧,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商朝各阶层嗜酒之甚。

无独有偶,有观点认为,铅中毒也是造成罗马帝国崩溃的原因之一。但有趣的是,罗马人对铅这种重金属情有独钟,特别是贵族,铅几乎融入到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建筑、管道、炊具、餐具、化妆品、食品、药品、玩具,甚至是棺材,都会用到铅,他们甚至会直接将铅粉加入葡萄酒中,去除其中的酸味,使酒更加甘醇。

长期暴露于重金属铅严重超标的环境中,除了令大批罗马人英年早逝外,还令他们失去了下一代,难怪罗马帝国最终会被日耳曼蛮族所灭。

罗马贵族为何对铅如此痴迷呢?后世推测一是因为金属物品经过铅处理后,光亮美观、不易腐蚀;二是因为物品经过铅处理后,制作成本会增加,由此体现财富与地位。贵族与富人家中,那都是一水的铅炊具和铅餐具,人家觉得倍儿有面子!说白了就是——有钱就可以作死!

古罗马人的宴会

关于罗马人与铅的故事,我们以后再详细聊。最后,我们说回到喝酒。酒精能让一个王朝或帝国在惬意与迷离中走向灭亡,也能令人类通过自然的筛选,以更坚强的姿态繁衍下去。

在牛津大学的教授罗宾·邓巴和埃克塞特大学的高级讲师金·霍金斯合著的《人类与酒精》一书中,他们阐述了这样一个观点:人类祖先因为有代谢酒精的能力,才令他们免于灭绝。当我们的祖先还是猿的时候,主要以采摘果实为生,熟透的水果所含的酒精在1-4度之间。酒精代谢力差的猿因醉酒丧失了警醒,被猛兽吃了;而酒精代谢力强的猿活了下来,并将这种基因遗传给后代。

可见酒量好,关键时刻能保命啊。但哪怕酒量再好,哪怕使用的是玻璃等材质的安全器皿,也要注意美酒虽好,不要贪杯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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