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 骨肉分离31年 她靠小名“玉娃子”与母亲相认

封面新闻记者 陈彦霏 李佳雨 谢颖 李兴罡 四川通江摄影报道

100岁的川籍女红军王少连，站在四川通江王坪红军烈士陵园（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高高的山上，放眼望去，近两万座洁白的无名墓碑呈扇形排开，一阵山风吹过，《思念曲》回响在青山绿草间。

向远方的墓群敬了一个军礼，王少连回头看向那面刻满战友名字的墙：彭马娃子、伏灶娃子、苟炳娃子、牟娃子……每经过一个“娃子”，王少连都会停下来看看，坐着轮椅走过102米的红军烈士纪念墙，她的眼眶红了，口中反复叫着两个名字：“玉娃子”和“壬娃子”。

川籍女红军王少连坐着轮椅走过红军烈士纪念墙

玉娃子是谁？壬娃子是谁？

墙上这些娃子，又都是谁？

王少连回忆起有关“娃子”的往事，关乎童年与战争，关乎失散多年的父母，更关乎她至今不知下落的哥哥。2021年4月，王少连给我们讲述了一个跨越近百年关于“娃子”故事。

四川通江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

“玉娃子”和“壬娃子”

玉娃子的故事，是76岁的张必良听母亲王少连从小讲到大的。

1921年，玉娃子出生在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有个哥哥叫壬娃子，一家人靠父亲给地主抬滑竿勉强维持生活，挣的钱仅够买粮。家里住个草棚，外面下大雨家里下小雨，对当时的穷人来说，基本处于“上无片瓦遮身，下无立足之地”的处境。

红军的到来，改变了玉娃子一家的命运。1932年，红四方面军准备打响反围剿战斗，决定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到四川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1932年12月18日，红四方面军从通江县两河口镇入川，迅速解放了通江、南江、巴中三地。

当地百姓当时都在传，红军是为穷人而战的，如今红军真的来了，玉娃子一家看到了希望。父母让她每天都去村口打听消息，得知红军已经到了巴州区鼎山镇，一家人做好准备要去参军。

1933年，玉娃子12岁，哥哥壬娃子14岁，因为家里人都决定参军，父母放心不下两个孩子，就带着他们一起参加了红军。

母亲许才英参加妇女独立团以后任排长，而玉娃子则成为了一名童子团的小战士。当时，男女战士服饰都一样， 头发留得很短，戴八角帽，灰色制服，红领章，绿绑腿，脚穿草鞋，每个人背着米袋和水壶，武器大部分是马枪，也有土枪、马刀、矛子。

玉娃子的母亲背的是马枪，她自己的武器则是矛子。玉娃子在部队的主要工作，是把武器弹药运到前线，再把伤兵抬下来送往后方的医院。虽然没有直接上阵杀敌，但当时面临的情况依旧复杂凶险。

反六路围攻，东线全面反击时，玉娃子跟随妇女独立团配合主力部队追击敌人，追到铁山时，从侧面插过来一群敌人。见她们是女兵，敌人一下就包围上来。激烈的战斗中，玉娃子一家被敌人打散了，父母和哥哥不知所终，玉娃子埋伏在丛林里一直到傍晚，又在山上躲了一夜，却再也找不到部队和家人，最后靠帮人放牛割草讨口饭吃，回到家乡。

川籍女红军王少连

母女重逢靠“娃子”认亲

1936年，玉娃子回到家，找亲戚打听了下，父母和哥哥都没回来。回想起那场激烈的战斗，玉娃子心中有些绝望，那么激烈的战斗和艰苦的环境，他们能活下来吗？

玉娃子也曾想过去寻找家人，但当时社会动荡，她无从着手。就这样过了28年，玉娃子嫁人生子，也有了自己新的名字，她把这份念想埋在了心底。

1964年的一天，公社里的工作人员拿着一封信，找到正带孩子的玉娃子。信里面是一则“寻人启事”，里面写明了玉娃子参军的时间和被打散的时间，希望公社的人帮忙找找这个女娃是否已回家，寄信地点是彭州（现成都）红军养老院。

拿到信的玉娃子，没有对任何人提起这件事。她有些怀疑，但更多是害怕空欢喜一场。如何确认是自己失散多年的母亲在寻找自己呢？名字是新取的，双方的样貌已大变，曾经的经历也因为时间流逝而模糊不清。玉娃子拿到信想了一晚上，认定只能试着用曾经的小名“玉娃子”，去判断对方的身份，于是她决定回信询问。

信件一来一回，一个月就过去了，玉娃子打开信后，如愿以偿看到了自己的小名：玉娃子。31年骨肉分离，亲人相认后只剩下眼泪。

原来，当时玉娃子的母亲被国民党军队追杀，马刀砍在脑袋上，砍出两指深的伤口，她滚落到深沟里，被老百姓救起，后来到成都红军养老院养伤。而玉娃子的哥哥壬娃子，和父母失散后再无音讯。

“娃子”们的故事

曾经的“玉娃子”，就是现在的王少连。这个名字，是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工作人员给她取的。

2021年4月，王少连第一次来到王坪红军烈士陵园，想来寻找哥哥壬娃子的线索。看到墙上一个又一个“娃子”的“名字”，想起了自己还是“娃子”时的往事。墙上的这些“娃子”，就和当时的“玉娃子”“壬娃子”一样，年龄多在10到20岁之间，却因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连大名都不曾拥有，就牺牲在了战场上。

“娃子”们拥有怎样的故事？通江县党史研究者张乾金介绍了当时的情况。

据张乾金介绍，把人的小名叫“娃子”，是川北的一个地域文化特色。过去的穷人家孩子很少有人读书，这些孩子从生下来直到十几岁都没有大名，经常叫猫娃子、狗娃子、正娃子等。红四方面军入川前，川北一带鸦片泛滥，大片良田被种上罂粟，老百姓非常贫困，可以说是食不饱腹、衣不蔽体。

张乾金称， 红军来了以后，开仓分粮，禁种罂粟，把土地分给老百姓种，让受尽剥削的老百姓看到了希望，觉得跟着红军走有饭吃有衣穿，所以参加红军的热情高涨。一开始，红军对娃娃一般是拒收的，但因为小孩参与的积极性相当高，红军就采取办列宁小学的措施，让他们读书识字，同时成立少先队童子团，让孩子们在学习文化的同时，学习军事技能，担负一些后方机关的警戒、关口站岗放哨、送信等战勤任务。

这些“娃子”中间，最出名的是被家乡人尊称为“无衔将军”的刘海清，小名正娃子。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来到通江时，其父原本打算让正值壮年的刘海清二哥去参军，不料等到参军那一天，刚当上新郎的刘海清二哥却躲起来不愿意去，刘海清的父亲又急又气。这时在山上打猪草的刘海清回来了，问明情况后主动说：“我替二哥去当兵！”乡亲们听说后都夸：“正娃子真懂事，有出息。”

刘海清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参加长征，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他参加了平型关等战役战斗；解放战争时期，参加了秀水河子歼灭战、四平攻坚战及攻克沈阳、解放天津等战役战斗；1950年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立二等功；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曾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等。

有的娃子，还没来得及有大名便牺牲了，埋骨青山；有的娃子，在战争中流落山野，几十年后辗转认亲；还有的娃子，一路跟随部队杀敌，战功赫赫……“娃子”们用一代人的青春热血，为中国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35年，红四方面军离开苏区时，队伍从来时的1.4万多人，扩大到了8万多人；苏区时期，赤卫军、游击队、少先队等地方武装一直稳定在9万余人。当年，仅通江县就有青壮年4.8万人参加红军长征，新中国成立后仅幸存了四千余人；还有10万余人支前助战。

老红军王少连虽已100岁高龄，但还能与人交流，每次听到有人来探望，她都会早早起床，穿上军装戴上勋章，给来的人聊起自己“娃子”时的故事。

为了让儿孙们不忘记当时的事，她曾把自己的勋章分给晚辈，自己仅留下少数几枚重要的。如今，王少连家五代同堂，五代人中均有人当兵，最小的曾孙子张林，17岁入伍，目前在云南南伞中缅边境当一名戍边战士。

我们相信，“玉娃子”的故事，还会在这家人中一代代传下去；“娃子”们的名字，铭刻于石碑上，他们的故事，也必将被更多人知晓和铭记。当人们问起“娃子，你是谁”，我们会知道，他们是为中国革命付出青春和生命的一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