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说历史 唐朝亡国与后梁建立的过程，经历了哪些阶段？

唐天复四年（904 年），朱温在成为实力最强的藩镇势力后，便开始图谋控制唐室，遂采取迫使唐室迁都洛阳之举，并率兵驻扎河中，以备随时调用，同时朱温“遣牙将寇彦卿奉表，称邵、岐兵逼畿甸，请上迁都洛阳”。昭宗銮驾从长安出发后，朱温为断绝昭宗回长安的后路，令张廷范毁坏长安宫室房屋，使得长安一片废墟、残破不堪。同时征发数万工匠修缮东都洛阳宫室，以便能够更好控制朝政。唐室衰微，皇帝成为藩镇势力与朝廷宦官争相抢夺的政治资本，藩镇意欲挟天子以令诸侯，宦官集团为谋取自身政治利益勾结藩镇互相倾轧，自昭宗迁都洛阳后，出于对唐室正统的认同，李克用等节帅屡次以“兴复”为名兴兵。

后梁建立前期的局势

在藩镇中实力最盛且野心最炽的朱温为削弱藩镇对唐的认同，并为篡夺唐王朝权柄扫清障碍，遂预谋行废立之事。唐天复四年（904 年）八月，朱温部署杀昭宗，并矫诏称昭宗为内宫妃嫔所弑。朱温早有代唐而立的想法，但唐朝作为士族社会，重门第的传统导致民众尤其重视血统，出于对正统的考量，朱温不得不暂时立唐朝宗室为帝，并继续积蓄力量。由是，唐王朝最后一任皇帝哀帝于昭宗灵柩前即位，但既无实权又无支援的君王，只能成为任由朱温摆布的棋子。正统性作为判定一个政权是否合法的首要条件，古往至今，新旧革新的方式无非世袭、革命、禅让三种，朱温为了增强新朝的政权合法性，最终选择禅让的把戏试图掩人耳目，可朱温之心，早已路人皆知。

逼迫唐皇禅让只是朱温自欺欺人，妄图瞒天过海掩藏名为禅让实则篡夺的阴谋。冠以有会昌遗风称谓的昭宗文韬武略亦为一代英才，只是奈何生不逢时，在唐朝积重难返的膏肓之际，即使作为一代帝王，也难以力挽唐朝的颓势。但昭宗亦没有放弃最后的努力，挣扎着寻求唐帝国的一线生机。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权宦左右朝政已经成为唐廷的两大重症。在唐廷中枢，宦官左右朝政，在地方，藩镇各自为据，不听朝廷号令，能为唐廷所控制的惟数州尔。在宦官拥立的昭宗为了扭转权宦与强藩双重压迫的局面，便将抗衡权宦与藩镇的希望寄托于朝臣势力。

宰辅崔胤成为昭宗谋除宦之事首选

但此事却被宦官知晓，“南、北司益相憎嫉”，由此，南衙北司之争在昭宗的有意推动下愈演愈烈。但朝臣与权宦并未如昭宗所设想的短兵相接，而是纷纷将藩镇势力引入中枢的争斗之中，使得皇帝对唐廷中枢的掌控力再次出现下滑。宰辅崔胤与朱温相互利用，各为所图。崔胤作为朱温在朝廷代言人的同时，借助朱温势力对抗神策军并得以专制朝政。宦官出身的神策中尉与枢密使感到汴梁强藩的压力难以自安，因而开始援引关中藩镇“岐、华兵”为爪牙，企图废掉宰辅的昭宗，“请皇太子裕监国”。其后，由于多方势力的介入，使得昭宗月余便得以反正。

由唐帝亲手挑起的南北相争，使其自身安危受到致命威胁，反倒是作为被打击目标的藩镇得以参与到唐廷内部的纷争之中，进而探得唐廷虚实。此外，唐廷内外势力勾结，使唐帝对朝堂文臣的任免，亦明显受到强藩的左右。当唐廷试图再行起用张濬之时，李克用因其曾主导对河东的攻伐，而上书恫吓“若朝以濬为相，暮请以兵见”，由此唐廷只得无限期地搁置起复张濬的计划。无独有偶，崔胤由于受崔昭纬之事坐贬广州，但其私下向朱温求援，在汴梁上疏表明崔胤“不可离辅弼之地”的意见后，唐廷不得不“复召拜平章事”。在缺乏共同理想的情况下，脱离了神秘的孱弱唐廷，自然难以得到关中、河南及全天下藩镇的政治认同。

后梁建国后维护自身正统性的努力朱温称帝之前

纵然在全国范围内已无足以与之抗衡的藩镇势力，但局部以拥唐为名义的战争仍时有发生。朱温在试图以武力解决动乱无果后，便开始对唐朝所拥有的正统意识影响进行解构，尝试通过加强自身政权的合法性，以断绝敌对势力的大义名分，并从中探求成就霸业的可能。后梁在篡夺皇位后，便图通过礼制的力量来稳固政权建构。朱温建立后梁政权，改元开平，并追溯四代建立宗庙。次年，即后梁开平二年（908 年）初，便开始筹措南郊祭天仪式，命有司挑选吉日，命专职人员修缮祭祀所用的仪仗车辂。

卤簿法物，祭器乐悬，告祭天下山川河流神祠，以河南尹张宗奭任都点集诸司法物使，并作出符合规制的的人事安排。开平三年（909 年），按皇室仪制，迁宗庙于洛阳。之后行祭天大礼并大赦天下，恩赏群臣。同年十一月，“梁太祖南郊二”，通过再度祭天，以表达后梁政权为天命所归，能够得到上天的恩赐。在通过礼制树立正统地位的同时，后梁通过尊孔与为前代修史的举措，意图在文化建设方面有所建树，削弱唐王朝在全社会士人阶层的影响。开平三年（909年）的后梁国库并不充裕，但梁廷依旧下令筹措经费兴建孔庙，以彰显自身崇文重儒的国策。

诏选任用原唐朝文臣士人

昭示自身政权摒弃之前武人政权的戾气，而将会通过文法治理天下的态势。同时，加强对域内书籍典章的收藏与管理，并在征讨赵匡凝后，遣部曲将所获书籍运至都城以备随时搜阅。这种通过崇文修史的方式稳固正统，在后梁末帝龙德元年（921 年）时期仍有所坚持。而朱温为彻底割裂与唐的关系，宣示梁政权彻底取代唐王朝，故而废止唐朝旧的律令格式，“诏太常卿李燕……共删定律令格式”，于开平三年（909 年）开始修订并推行本朝新法，新法修订前后用时一年，次年十二月完成并随之颁行天下。“开平元年四月甲子，帝即位于汴州。戊辰，改元”。

在《五代春秋》伊始，尹洙开宗明义指出后梁所建立的新时期已然到来。由此开始，唐王朝便正式退出历史舞台，但各政权对唐的政治认同，却并未在一时间便得以消亡。自唐僖宗中和年间，各地方节度便大都对唐的政治认同产生动摇，拥兵自重的现象累出不穷，及至光启年间，“时李昌符据凤翔……刘汉宏据浙东”，唐廷势弱，藩镇割伐混战，竞相侵吞兼并，各藩镇节度或由将领“自知留务”、“自为留后”，或由藩镇自行推任，各地均出现足以开邦建国的强藩，藩镇牙将也随节帅僭越“自号藩臣”。但是各节度除秦宗权外，均对反叛唐廷持审慎态度，大体上仍遵奉唐的统治，并以唐的藩属自居，对唐的政治认同虽出现动摇却未公开进行决裂。

结束：

而随着黄巢之乱余波的平息，在唐廷所辖下的各藩镇节度，仍保有恢复对唐政治认同的希望。真正使各地方政权对唐政治认同产生瓦解分化则是天佑时期。以天佑元年（904 年）朱温意图“禅代”始，至天佑四年（907年）哀帝禅位止，各地方政权在其前后表现出对唐明显不同的认同倾向。而这一政治认同倾向，在后梁终结唐朝国祚时达到了最终分化，南方的吴越等政权对正朔的界定更大程度上是对中原区位内的最强政权，是政治军事层面的认可，而非宗室正统。在南方称臣朝贡后梁之时，北方诸藩镇则并不买账，仍与朱梁集团篡夺之举进行抗争，对唐王朝的政治认同由此难以被彻底归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