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崇拜是金代民间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祠庙是其主要载体。金代人物崇拜对象的研究以贤良帝王、忠臣良将、能人贤士等在历史上确实存在的人物为主。

这类人在金代人物崇拜中占比最重,是因为他们生前表现出的个人品德、功德政绩等符合当时统治者对思想宣传上的需求,人物祠庙在民间广泛存在也是因为其所呈现出的灵应效果满足当时百姓的需要。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政治上主要体现在维护国家正统性和民族关系方面。经济上体现在祠庙修建与钱财流动方面;思想上,人物崇拜在发展的过程中与佛、道、儒产生互动所体现的相关方面因素。

一、金代人物崇拜与金代政治

王朝更迭之时,政府因以暴力获得主权,所以巩固政权时,不仅要依靠儒家理论的道德教化等,还要借助超自然的解释来促使民众接受新生的政权。通过民间信仰有助于百姓更好地接受新的政权,而记录国家祭祀对象的祀典是国家意志的代表。祠祀名单的变动表达的是一种官方的立场。

国家对祀典内容的制定是从国家利益出发的,其根本目的是维护国家的正统地位。对金代人物崇拜对象的选择符合官方的统治需求,维护地方民间信仰已经成为地方政务的工作之一。

官方同意地方百姓整修民间祠庙,合法进行人物崇拜祭祀的做法既是一种顺应民意、安抚百姓的行为,也是通过此等方式稳定政权的有效方法。这有助于国家对百姓的思想教化,维护地方统治,也有助于拉近女真统治者与统治地域范围内汉人的距离。

宋宣和七年,南怀州河内县村民曾牵头在村内创建汤王庙,天会四年金人攻破此地,就此荒废,直到天会七年,官中召人归业,居民才并力修完此庙。

从人物祠庙所处地域及村民反应看,金朝初期由宋入金的百姓对原籍所属的祠庙依旧持依赖态度,续建该庙也包含着一种祈求祠神庇佑,希望家园早日恢复安定,百姓安居乐业的愿望。

归来百姓对原有祠庙的态度说明,于百姓而言,政治作用相较于日常营生,对于他们的意义要小得多,这无疑突出了民间信仰所具备的功利性特征。

人物崇拜是传播官方思想的有利途径,也是扩大金代政权统治对金代各族人民尤其是汉人的影响范围的有效方法。金代是以女真族为统治阶层,其他民族人民共同生活的朝代。

金与宋对峙,政权存在是否合法是对其统治的最大质疑。金代官方通过继承岳镇海渎祭祀以显示自身政权的合法性,同时,也通过人物崇拜的存在对地方进行思想上的控制渗透。

另外,当国家和地方遇到人力无法解决的自然灾害时,依照民间信仰的祭祀风俗,向神祇寻求帮助是中国古代社会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这也是减缓民众对其权威统治能力的质疑的一种措施。

二、金代人物崇拜与金代经济

金代修建民间祠庙的钱财支出反映出地方的经济情况,反之地方经济水平的高低可以反映出地方祠庙的兴盛与否,祠庙的修建及随之而来的祭祀活动也属于丰富金代社会文化的一种方式。

国家出资重修的祠庙以岳镇海渎庙为主,地方人物祠庙的重修多由各地自行负责,能否修建祠庙也反映了当地百姓的生活水平,经济条件富裕的基础上才会有足够的财力、物力修建祠庙。

同时民间祠庙建成后收到的香火钱在朝廷有所需要时提供一些帮助,此外祠庙建成后一些地方民间百姓会在固定日期到祠庙祀神,结伴出行。并且从来往民众数量来看,这是一些地域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一定程度上拉动地方经济的发展。

人物崇拜种类的丰富为民间百姓调节心理状态、丰富生活提供了途径。民间祠庙存在后,伴随而来的庙会祭祀活动、祭祀后固定的踏青活动等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文学方面,人物崇拜的广泛流行,促进金代文学的发展。对人物神祇的描写出现在许多文学作品中,金代元好问、李俊民等人就留下了许多与人物崇拜相关的庙碑记资料,这些资料为后人进行金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参考。

金代人物崇拜的存在与金代社会地方经济的发展是相互影响的,国家支持民间修建祠庙既是为了满足民间百姓精神上的需求,也是为地方需要钱财应急之时作为一种临时措施。

而人物祠庙也需要钱财来维持祠庙的基本生存,虽说灵应是决定一座祠庙能否存在下去的根本条件,但是若没有足够的财力来维持祠庙的基础设施,那么这类祠庙也很难长时间存在。

三、金代人物崇拜与佛、道、儒

儒释道三教并峙原始于隋文帝,但把三教并峙推为国策则是始于唐太宗贞观年间。这一决策不仅推动了后来三教合流之趋势,也促使佛、道与民间信仰之间开始了互动。身为金代民间信仰重要组成部分的人物崇拜在发展过程中通过吸收互动,在自身上体现出了部分佛、道、儒特征。

金代宗教信仰的发展可划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始祖至太祖时期,萨满信仰居于主体阶段、太宗至海陵时期,佛道二教处于初兴阶段、世宗章宗时期,佛道二教处于兴盛阶段、卫绍王至哀宗时期佛道二教被大肆利用。

佛教为外来宗教,随着在中国境内的传播也对中国民间信仰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金代民间信仰中有很多关于龙神的记载,龙作为兴云布雨之神,最初源于佛教。唐宋以来,龙王信仰在全国各地相继兴起。此外,思想上,佛教对民间祭祀影响最大的是救世思想。

随着辽金时期崇佛之风兴起,民间信仰与佛教思想相互交融,互不排斥。因果报应思想最早源于佛教。在金初的百姓心中,助援祠庙与寺观会得到福报的想法,便是受佛家因果循环思想的影响。

与佛教化互动相比,金代民间信仰中的人物崇拜信仰在道教化方面的互动体现更多。金代人物祠庙与佛教关系少的主要原因在于金代人物崇拜中的人物主要来自与现实中确实存在过的人物,其中一部分人在时间变迁中同样被纳入了道教的祭祀体系,而非佛教祭祀体系,这样在信奉对象的联系上佛教便会比道教的联系要浅一些。

人物崇拜信仰中出自道家体系的神祇,在受到道家祭祀的同时也在民间祠庙中接受百姓的祭祀、民间祠庙管理有道士参与,甚至直接主持祠庙、此外还有祠庙与道观合二为一的现象存在。

很多民间神祇来源与道教神灵或是日后纳入了道教系统。再有便是金代民间信仰祭祀方式受道家影响,其祭祀祈祷庆祝的方式都有道家参与其中。道观与民间祠庙在金代的存在并不是对立的,他们都是受到百姓信奉的。

金代准许寺观花钱买名额,以得到官方承认合法存在。道观与祠庙同时存在,道观得到了赐额,有时便因为地域的局限性将祠庙进行改造。但从民间百姓的角度来说,二仙庙“为民人祈报之所,无祷不应,一方之休戚系焉,以庙为观,则是无庙矣,以观为庙,则是无观矣,不亦诬于神违与人乎?惴惴然不安,积有日矣。”

最后庙东为院,观西为庙,两者俱存,在当时高平县百姓心里,民间祠庙与道观是同样重要的存在,失去哪一个都会令当地百姓心神不安,这也应当与中国古代往往多种信仰并存有关,只要灵应有效,百姓的人物崇拜不会随祠庙形式的改变而改变。

所以说金代人物崇拜与道教的互动还是十分明显的,与佛教相比,金代人物崇拜与道教关系更为密切。祠神的供奉、祠庙的管理人员选拔与祠庙管理方式都受道家影响。

民间信仰有创新性和继承性,金代的人物崇拜以继承性为明显特征,以继承前代的人物崇拜对象并将其传承下去为主。道教信仰的供奉对象种类繁多,在发展中同样是继承与发展,有一部分对象也与民间信仰对象相重合。

金代人物崇拜与道教在具体载体、社会属性方面相近,在信仰种类、组织形式方面有所区别。与佛教、道教相同,民间信仰也在发展的过程中与儒家思想产生互动。

金朝统治者崇信儒家思想,人物崇拜祠神身上的品质也符合儒家的观点,对统治者来说树立人物崇拜,有利于宣扬人物祠神身上的这些特点,文化发展上更加便利。

四、结语

金代人物崇拜的出现是符合民间百姓需求的,一方面,人物祠神本身拥有的“德”、“忠”、“仁”等品质是当时人们追求的良好品行,树立人物崇拜也是希望后来人能向他们学习。另一方面,在面对自然灾害却没有更多有效措施缓解的古代,树立人物崇拜,让百姓拥有更多的祭祀对象,也是让百姓有一个精神寄托,从而拥有相对放松心态好方法,也更加有利于统治者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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