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文说历史 科举制与唐宋君主专制政体，回归常态的过程是怎样的？

随着南北朝以来门阀士族的衰落，由九品中正制度支撑的门阀政治逐渐向按照才学标准选拔官吏的官僚政治过渡。科举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和确立的。科举制创始于隋朝，到唐始臻于完善。隋炀帝统治的大业年间，创设进士科，以策问取士。杜佑是唐代伟大的制度史家，他说，“炀帝始建进士科”，这个说法为后人所沿袭。后人一般以此作为科举制产生的标志。科举制，是一种允许士人自愿向官府报名，经过分科考试，根据成绩从中选取人才、分别任官的制度。

参加科举考试采取自愿报名的方式

不同于察举制下被举者是出于官府推荐。进士科设立的意义在于，考试的内容主要是面向一般士人的对时务策，突破了由士族门阀垄断的传统经学的限制。科举制的这两项措施，有利于扩大应举者的范围，使更广大的一般地主家庭出身的士人也能参加科举考试。当然，士人通过了科举考试，只是具备了任官的资格，而要正式成为一名官员，还需经吏部试以“身、言、书、判”。唐初，依靠门荫入仕者仍占优势，但自武则天以后，科举出身特别是进士出身的越来越居于优越地位。

中唐以后，五品以上清望官多半出身科举；宰相中进士出身者的比例更是不断上升，占据主导地位，唐末宰相几乎全是进士出身。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基本上只有门阀土族才能充当中央高级官员的历史正逐渐被改写，进士科已经稳定地成为中晚唐高级官员的主要来源。在地方辟署方面，科举特别是进士出身的，如同过去的土族，也处于优越的地位。隋代废止了地方辟署，剥夺了土族在选举上的特权。唐代自玄宗以后，诸镇节度使有了辟举权，他们辟举的对象大都是进士出身而未释褐入仕者。唐中叶以后，进士受辟藩镇为幕僚者日见增多。可以这样说，这些人尽管不都是进士，但进士则一定居于优先被辟举的地位。

五代十国政体在形式上和晚唐一样

在本质上却是军阀政体。其皇帝个个出身于武夫悍将自不待言，即便中央政府官员和地方州县长官也都是由武人担任。皇帝和武将们根本看不起士大夫出身的文官，文官堕落到只配给武人出谋划策和筹集粮饷的地步。官僚体系的文治精神荡然无存，从国家的管理到社会秩序的维护基本依靠武力，即所谓的“长枪大戟”，滥杀烂刑是基本统治手段。五代时期，整个君主专制政体缺乏道德维系，文官和武人没有对皇帝效忠的意识，这对统治者来说实在是致命的威胁。在五代时期，皇帝基本上是武夫悍将手中的玩物，被自己豢养的兵将动辄换易也是寻常之事。

后周大将赵匡胤黄袍加身，成为宋朝的开国皇帝，就是他们最后的一次成功。宋朝开国后，统治者所面临的当务之急就是创建“士人政府”，实施文治，以文抑武。为此，就要恢复作为“士大夫政府”附属物的科举考试制度，用以选拔数以万计的文官去填充它。宋朝统治者重视科举超过唐朝，每次考试，总是倾向于多取。宋朝通过扩大科举取士，大量吸收士人中的精英人物进入官僚系统，用宋太宗的话来说，就是“田野无遗逸，朝廷多君子尔”。瑐瑣士人出身的文官占据了官僚体系中最重要的位置，控制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民政系统的主要职位。

在中央，宰相及其官署、三司使、三省六部长官

以及负责全国军政的枢密院长官都由文官担任；在地方，路、府、州、县官员从长官到佐贰官，都以文官为主，仅沿边地区以军务为先，给武将留了些空间。宋朝“以文抑武”政治格局得以确立。另外，宋朝扩大科举取士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件具有深远意义的大事，即它削平了入仕看门第的大门槛，彻底扫荡了自东汉以来门阀世族的势力。自宋代开始，中国社会基本没有了世族，政坛上也几乎没有了贵族政治而只有官僚政治，君主专制政体回归常态，皇帝开始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专制。

考察了从秦到宋布衣入仕与君主专制政体变迁的过程，从中可以得出，布衣入仕使支撑中国君主专制政体的官僚组织得以建立。在官员选拔上，封建制政体和君主专制政体一个重要的区别是：前者实行的是世袭制，后者实行的则是选举（考试）制度。夏、商、西周是封建制政体，实行的是世袭制，选拔的标准是血统，选拔出来的官员来自贵族。君主专制政体主要实行的是选举（考试）制度，包括察举、征辟、九品中正制和科举制，当然也实行任子、恩荫等变相的世袭制。其选举（考试）的标准是人的德行、才干和名望，选举的方式是自下而上，按照这种制度选拔出来的官员一般都来自布衣平民阶层。

选举（考试）制度称为布衣入仕制度

可以这样说，没有布衣入仕制度就不会有官僚组织。官僚组织在整个君主专制政体中处于重要地位，是君主专制的工具。秦以后的中国君主专制政体有时被称作“官僚帝国体制”，原因即在于此。布衣入仕不会改变“家产制”官僚组织的性质以使之趋于民主。因为，布衣之士虽出身于民间，但他们入仕后就跻身于士大夫阶层，成为君主的奴仆，不会再代表人民去行使手中的权力。即便他们当中有为人民福利努力的，也是以皇帝助手而非以人民代表的资格去活动。至于那些为发财、出人头地、光耀门楣目的入仕的布衣之士，就更不用提了。

汉代政治的“文治”比较保守，主要是对内维持社会治安、对外进行军事防御，没有更为积极的开拓进取目标。这与儒家具有传统主义、人文主义、和平主义等特征有关。士大夫尊重传统，主张按照习惯简单生活，有着浓厚的守成情结，与现代资本主义无限追逐利润的取向恰好相反。儒家的人文主义主张以人为本，把造就具有美德的“君子”作为理想，对专业性的器物之学持不齿乃至贬抑态度，导致传统中国士人无法产生自然科学思维。儒家的和平主义认为，只要人人恪守内在的和谐秩序，就能达到统治的长治久安。汉代政治的“文治”有利于缓和阶级矛盾，避免了官僚帝国体制因阶级斗争尖锐而导致的快速灭亡。

结束语：

自汉朝以后，历朝历代统治者都不同程度地借鉴具有“文治”精神的汉代政制，他们的统治也因之能延续一两百年之久。第三，布衣入仕制度的异化造成君主专制政体内官僚的贵族化。中国君主专制政体在变迁过程中也会发生动荡甚至变态。这种情况与统治集团内部贵族的形式势力的兴起和膨胀有很大关系。正是贵族力量的兴起和膨胀分割了皇权，使其衰弱而不能集权专制，才导致君主专制政体发生动荡和变态。与夏、商、西周封建制政体内贵族的形成是依靠血统、家世“生成的”不同，中国君主专制政体内贵族的形成则是“做成的”，即士人首先依靠学识、能力和品德取得官位，接着再通过官位占有财富、声望和地位，进而再强化血统、家世、门第的重要性。